清代西域诗中的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以《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

以《历代西域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对乌鲁木齐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等众多方面进行梳理,并归纳总结出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的内容、特点及内涵,以期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清代乌鲁木齐社会的本真。同时,挖掘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的城市文化书写,亦对当今研究乌鲁木齐的城市发展历程提供借鉴。清代西域诗中对乌鲁木齐地理文化的书写呈现出地名之多样、自然景观之奇、地域物产之丰的特点。通过对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内容的阐释,进而展现出城市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窥见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及西域社会生活面貌,为西域文学和文献研究提供一个例证。

《西域闻见录》民族志书写特征论析

《西域闻见录》是记载清中前期的西域史地、民族风俗的重要私修著作,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从民族志文本分析的视角考察了《西域闻见录》的写作意图、行文逻辑与编纂体例,探讨其在民族志视域下的书写特征。作者七十一在“自序”中完整表达了自己基于亲历见闻、为弥补相关典籍记载缺失、提供超越前人的西域地理风俗记载之主旨,刻画出“在彼处”之人的形象,建立叙述权威;该书行文、内容与逻辑协调形成了一套真确、融贯的西域知识表述,其内容详瞻、笔触细腻,在确保叙述客观性的同时,拓展了作者观点的表达空间;该书体例颇得乾嘉时期纪传体志书精要,兼采历时性与共时性记述之所长,统合“时间”与“空间”要素,成功描绘出动态变迁中的西域文化整体面貌。上述三方面书写特征使该书得以容纳清朝统一西域之初当地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复杂而多元的语言符号世界里自有其强盛之生命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从古诗视角看明清时期沧州运河区域经济

创作于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古诗,真实记录了沧州运河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明清时期,沧州运河两岸农业发达,作物品种丰富,以小麦、红枣为大宗,农业呈现出鲜明的水乡特色。手工业以煮盐和酿酒为代表,盐业成为地方支柱产业和政府重要收入来源,沧酒驰名海内,并通过运河行销全国。大运河繁忙的水运带动了地方商业经济发展和市镇的崛起,同时也带来大量佣工需求,使得底层人民可以靠出卖劳力谋生。

清代新疆流人曹麟开、蒋业晋的西域书写——以盛唐边塞诗为参照

清代江南文人曹麟开、蒋业晋因《芥圃诗钞》案牵连而遣戍新疆,他们留下诸多流放诗文,并以其时代和身份的特殊性,展现出别具特色的西域书写。通过与王昌龄、李白、岑参、高适等盛唐诗人的边塞诗相比较,并结合史书和方志的记载,可探究出:二者在风景描绘上,皆呈现西域的广袤辽阔之景,但曹、蒋二人却以其画面中独特的江南韵味,有别于唐人;在战场描写中,他们皆有战事的呈述,但唐人侧重将士之奋勇无畏,曹、蒋二人则偏于帝王的英明神武;此外,曹、蒋二人多描绘西域之风土,借此歌颂君主的王化之功。这些带有遣戍色彩、充满权力规训的流人诗歌,丰富了关于西域的文学书写,也是边疆地区积极向中央政权靠拢的体现,对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有着积极意义。

宣泄·还原·象征:清代西域文人对葡萄意象的建构

较之唐人,清人开始更加关注西域百姓的日常生活,葡萄意象为诗言志功能提供一种个人情感宣泄的出口,是清代文人宣泄苦闷的完美载体,寄寓了他们的乐观旷达之情;葡萄意象频繁出现于清代西域文人笔下,还原了边疆安定的生活场景,寄寓了清代文人内心深处的风雅精神,展现了西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场景;葡萄与葡萄酒象征意义在清代西域文学中表达得更加明显,是建功边塞的象征,寄寓了清代文人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清代文人借助于葡萄意象,开启了中原和西域情感认同有效融合的进程。

皖西传统民居风貌要素的保护策略研究——以安徽省六安市苏埠明清老街为例

安徽省传统民居的关注点大多聚集在皖南徽派传统民居上,作为安徽传统民居重要组成部分的皖西传统民居往往被忽略。本文选取位于皖西地区安徽省六安市苏埠镇明清老街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梳理老街民居的风貌要素,包括建筑整体外观、空间、构件、材料等方面。结果表明,风貌要素中的整体外观及空间特征的影响显著,特色构件及材料次之。通过要素重要度的分析,有助于区分皖西传统民居的特点,并在实际保护与传承更新过程中有针对性地进行维护和改善。

伊犁将军西域诗论

在清代伊犁将军设立的150年间,历届伊犁将军43人,任此职者多为满族亲贵或蒙古重臣。入关后的满、蒙贵族,经过百余年的文化涵养,其中部分子弟汉文诗歌的创作水平,不亚于汉族文人。文章中所谓伊犁将军是指诗人在西域的最高官衔,其所作西域诗不一定都作在伊犁将军任上,为了论述方便,将其统称为伊犁将军诗作。现搜集到有诗存世者只有阿桂、奎林、晋昌、萨迎阿、锡纶、志锐等六人,文章将依次论述。

论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地域不平衡性

清诗承明制,复古习气不改,此其同;明人喜言唐,清人则多尚宋,此其异。清人编辑宋诗选本,作为对清代宋诗运动的一种回应,也打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诗学思潮印记,并成为选家诗歌审美观念的实践载体。然究其实,此种行为,并非仅体现为编选者单纯的文学活动,它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地域文化、选家素养、刻书水平、藏书条件等因素关系密切。受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清代宋诗选本的编刻上,则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不平衡性特征,即编刻活动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

宣城地方文献中的宋佚诗——《全宋诗》补辑

《全宋诗》有不少遗漏。本文从几种宣城地方文献中辑得宋佚诗六十余首 ,尤以嘉庆《泾县志》为多 ,其中有些作者未入录《全宋诗》 ,这对《全宋诗》

前秦与西域东部关系考

前秦统治者本姓蒲,后应图谶改姓苻,建立国家。前秦与西域东部的关系可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前秦通过前凉间接统治西域,历时大约二十年(356-376);第二阶段前秦直接统治西域,历时大约十年(376-386)。前秦设置郡县、任命官吏、行用年号,对西域东部行使了有效管理。在此政治背景下,亦开创了氐族与西域民族交流的新篇章。

试论明清浙西海塘与沿海区域开发

江浙海塘是中国古代三大公共工程之一,被誉为"海上长城"。江浙海塘又以浙西海塘为重中之重。明清浙西海塘修筑不仅是历史治海的顶峰,更是这一时期江南、太湖流域水利的重心和力作。海塘的修筑对王朝国家和江南的进一步开发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困境与突破:民国时期农民生存路径探索——以冀西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农村社会是农民生活的载体,两者在长期的传统农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十九世纪以来,面对内忧外患和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局势,赖以为生的农业发展遭遇了巨大的危机,传统农村社会难以维系,农民一步步地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如何谋生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社会各界纷纷为解决农村问题出谋划策。冀西位于华北平原农耕带向黄土高原农耕带过渡的地区,兼具两个地区的显著特点,是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区域,无论从自然还是社会状况来说都独具代表性。从农民这一个体自救者的角度,和学者、社会团体以及政府在整体上规划农村发展的他救者的角度,探讨时代变革大背景下冀西农民的谋生状况,有利于对这一时期农民的生存状况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也为解决当代农民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试论清朝治新政策在西域诗歌中的反映

清代西域诗歌以其自身独特的艺术情韵和思想意蕴反映了清朝"天下一体"的大一统、"因俗而治"、"恩威并用"和屯垦实边的治边思想和政策。

明清易代之际越中诗歌中的生死节义与故国之思

明清易代之际越中士大夫文人面对王朝鼎革的历史剧变,用诗歌的形式反映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面貌,纪录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诗歌着力表彰忠义气节之士,表达志在复国的慷慨之声,抒写兴亡之感、故国之思。这些诗歌既具备以诗证史、以诗观史的功效,又是越中文人心灵磨难与悲剧的写照,彰显出越中文人心怀故国、矢志守节的精神世界内涵。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清代雍乾年间湘西官庙祭祀音乐与巫觋乐人制度研究

湘西地区自古以来被视为巫风流行之地。巫祭淫祀风气之下,保留着较多原始巫祀的遗风。巫觋乐人是湘西历史上以演绎祭祀歌舞为职业的群体,久已存在的户籍制度使这一群体代代相传。清代雍乾时期,湘西巫觋乐人制度的延续对湘西官庙祭祀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文献记载,湘西官庙祭祀音乐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雏形,并一直延续至清代雍乾时期。清雍乾年间,清王朝在湘西重新修缮官庙和继续实行巫觋乐人制度,主要是为了贯彻"以庙治民、以庙治蛮"的教化主张,从而达到加强对湘西少数民族统治的目的。湘西巫觋乐人制度的延续实施与官庙祭祀礼仪重新建立后,中央王朝对巫觋乐人和官庙祭祀进行了系统的规范,特别是对巫觋乐人以及官庙中的音乐舞蹈活动确立了严格规制。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它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塔里雅沁”考

"塔里雅沁"在清代西域文献中指天山南路佃种官地的农民,也指被迁往伊犁屯田的维吾尔族农民。学术界关于该词语源的认识有歧异。文章将该词的出现由清代文献上溯到蒙元时代的蒙古语和汉文文献以及成书于哈喇汗王朝时代的《突厥语大词典》。该词在蒙元文献中相对应的汉文译写形式为"塔里牙"、"塔里牙赤",在《突厥语大词典》中相对应的是T arl¨o。其基本含义都与"粮食"、"耕种"、"农民"相关。

清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垦殖与环境影响

19世纪中期后,清政府对蒙封禁政策逐步放宽,土默川、后套地区先后官垦或招垦,至清末,生态脆弱的鄂尔多斯地区成为放垦重点,造成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但清末的放垦仅造成中西部个别地区植被的破坏和环境的变化,只是众多趋动环境变化因素之一,且影响有限,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环境恶化是本地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

清代西域风情诗三论

清代是西域诗创作的高峰期,作者众多,诗作繁富。清代西域诗中反映西域风情的作品相对来说具有较高的欣赏与研究价值。文章从清代西域风情诗中所展现的社会民俗风情、艺术特色和创作心态三方面对西域风情诗作加以探讨,对清人笔下的西域生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