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退耕还林农户返耕决策的因素识别与分析

可持续收入能力是西部贫困地区退耕还林农户返耕决策的关键,而可持续收入能力又可以表征为收入水平、途径和结构,以及决定其实现的各种条件。理论分析与调研结果发现,农户可持续收入能力受制于自身资本积累,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三方面。其中,人力和物资等资本存量不足限制了农户在可能的收入途径间的选择;自然条件影响农户依靠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一、就业机会缺乏等经济条件制约了退耕还林后短期内农户形成较稳定的收入途径和结构。本文提出政策调整的方向应该是消除这些限制因素的影响,为退耕还林农户可持续收入能力的提高创造条件,以确保退耕还林的长期生态效果的巩固和实现。

清代川西农村土地占有变迁考察——《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中土地买卖研究

清代四川农村的土地占有,在"湖广填四川"初期,移民可以在无主荒地"任其插占,听其垦殖",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权;此外,主要是通过买卖方式来实现转让或获取土地所有权。清朝三百年间,农村土地买卖实现着土地占有权在不同经济实力层次的社会群体中的变迁,促使这种变迁的条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中的记载,是揭示川西农村土地占有权变迁的珍贵历史依据。

滇西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问题与对策——以保山市隆阳区为例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滇西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困难,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应对。

农地认知、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基于西部6省(市、区)的调研分析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本文构建农地认知对农地流转的分析框架,基于2019年中国西部6省(市、区)1673户农户家庭调研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农地认知影响农地流转行为的调节效应及其差异化影响,同时采用相关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认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地流入行为的影响效应大于农地流出。由于各地政策力度和宣传方法不同,风险规避心理使得农户在流出方面存在差异化。研究进一步证实,农地确权分别增强了农地认知对未确权组农地流出行为和确权组农地流入行为的正向影响,即农地确权在农地认知影响农地流转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因此,在继续完善农地确权政策的基础上,需要从加强多主体农地认知的宣传工作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采取相关措施以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

西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法治研究

土地经营权流转是事关农民切身利益,保障国家有限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还存在法制不完善、基层服务能力弱、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不强、流转程序比较混乱、农村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通过实证方法分析西部土地经营权流转存在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并从法治角度提出构建新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法制体系、完善司法救济制度、完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土地流转模式、健全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机制等对策。

关于西部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思考

该文论述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差距的拉大,城市的就业机会更多且收入更高。在西部地区就有很多农民自发去东部城市打工生活,导致很多农村的耕地被闲置,或者委托亲戚、朋友等代为耕种,农民仅仅可获得很少的承包托管费,严重影响农民的收入,加上近年来,肥料、子种和农药等成本的提高,而粮食的价格没提升,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受挫。对于农村土地的流转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西部地区农户生计分化、土地流转与收入增长--基于西部五省区微观调查数据

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能否改善其家庭收入水平是一个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然而已有的经验研究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文中以为异质农户参与土地转入或转出后的收入增长路径不同是导致多数土地流转与收入效应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关键。鉴于此,文中利用2019年西部五省区微观调查数据,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了生计分化、土地流转与收入增长关系。研究表明:1)生计分化程度对农户收入产生正向影响,与纯农户相比,兼业农户与非农户的增收效果更为明显。2)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提高,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逐渐弱化,土地转入意愿下降,土地转出意愿上升。3)中介模型结果显示,生计分化通过土地转出间接影响农户收入增长。因此,应发挥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优势、提高农户生产效率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等,促进土地转入农户的家庭收入增长;通过政府发展土地流转市场,显化土地资源的资产价值,以促进土地转出农户的家庭收入增长;要根据农户生计分化程度,引导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参与其中,以提高其家庭收入。综上,文中为农户生计分化背景下优化土地流转政策、提高土地流转参与率、推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改善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并最终实现农户福利改善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支持。

发展视域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基于两种产权理论的比较

基于宏观、历史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范式,我们尝试建立一种理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发展视角。在这一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是适应农业农村农民职能定位历史性变迁的制度重构过程;是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发展方式和集体经济职能转型,重塑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过程;是对发展过程中农村土地双重职能动态演变的适应性调整过程;是包含农村土地产权的实现机制,在发展基础上通过配套改革实现从法律权利到经济权利转变的系统演进过程。在对发展的解释上,西方产权理论的核心观点-私有产权有效论和公有产权无效论,本质上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西方叙事,既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也不能客观地揭示产权和发展之间多维、动态的复杂关联。这些根本缺陷使得西方产权理论不可能深刻理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真实逻辑。讲好改革和发展的"中国故事",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自身实践,加强发展视角下的产权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的创新发展。

农地三权“分置”的困境辨析与理论建构

三权＂分置＂政策的出台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现土地经营权和承包经营权相分离是农地产权结构调整的大方向。造成现有三权＂分置＂改革困境的原因有三：一是西方产权理论无法适应我国传统的罗马法权利派生结构,二是现有学界的研究路径存在逻辑错误,三是学界并未认真反思＂集体所有＂的公法特性。本文借鉴英国历史上的土地＂保有权＂制度,并结合我国特有的农地产权结构,提出建立基于＂占有权＂为＂母权利＂的新型农地权利派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