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江西知识人公共交往、传播媒介实践与思想认同的个案——胡先骕、王易交游考述

胡先骕与王易是江西近现代著名的知识分子。两人因乡缘、学缘等多维的社会关系而交游密切。两人在1930年代共同参与著名思想文化刊物《学衡》的编撰工作,抗战情境下把《学衡》精神扩大传播到江西,创办《文史季刊》。胡先骕与王易在诗词创作理念、文学观念、教育观念、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等方面高度契合。胡先骕与王易的交游,是近现代江西知识人公共交往、传播媒介实践与思想认同的一个典型个案。

燕京儿科学派论治抽动障碍的学术思想与经验传承探赜

燕京儿科学派立足于脏腑辨证,认为风痰为抽动障碍的致病关键,肝风内动为基本病机。学派泰斗刘弼臣教授及其传承人王素梅教授以“平肝息风”为治法基石,着眼于不同致病环节,分别形成了“从肺论治”“从脾论治”两大代表性治法理念,对临床诊疗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刘弼臣教授聚焦于“外风引触肝风”始动环节,倡导调肺以截病于初,散外风以防内风亢动;王素梅教授承袭并发展其证治思路,聚焦于“脾虚”关键病理环节,倡导调脾以治病于本,健脾以平肝益肺,完善了本病反复发作期及恢复期的治法体系。本文总结燕京儿科学派两大代表性学术思想及观点演变中的传承发展,旨在进一步弘扬流派名医经验,并为本病证治提供思路和借鉴。

改革开放45年来贵州阳明学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45年以来,贵州阳明学界秉承“坚守与传承”的精神,通过四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一心一意完成了一件大事,即恢复了《明儒学案》缺载的“黔中王门”,获得海内外学界的认同。此外,贵州学人不仅在全国率先出版阳明学大型刊物——《阳明学刊》,而且大力搜集、整理、出版相关阳明学文献资料和阳明学论著,并在阳明学核心概念、阳明学哲理探析、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一会一堂”“两院三中心”的局面。贵州成为中国当代阳明学研究的重镇之一。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王国维之家境与前期生计考论

按照生计与学术之疏密关系,王国维一生大致以丙辰(1916)年初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学术为主,生计为次;后期则须综合兼顾学术与生计两端,无法过于轻重其间。王国维家境一般。据王国维自述及其尊人王乃誉之日记可知,其一年收入略副衣食之需而已。田租与房租是支撑其早年家用的基本来源,然收租诚然不易。王国维因许家惺之荐任上海《时务报》书记,月薪微薄,令王国维颇为失落,后兼译东文,始觉生计稍安。此后任教通州与苏州两所师范学堂,又赴任清学部总务司行走,此数职事所取薪也只是应付日常生活而已。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寓居京都四年余,大体以理书、编刊、撰述等为生,生活安定而俭朴,学问则日见其大。先有生存,才有学术,梳理王国维早年家庭经济以及其早期生计情况,对于了解王国维如何权衡学术与生计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信得及与疑而归信:王龙溪与江右王门工夫理路之比较

阳明后学基于对信得及的不同理解,呈现为两种工夫模式:王龙溪以信得及为前提条件,从“人们应然的本质结构”上立论,主张先天立根的易简工夫;江右王门则偏向以信得及为结果效验,从“人们实然的存在过程”处立教,强调亲体彻透之后仍需时时保任。在从信与疑、先与后、易与难等角度比较两者的基础上,通过援引怀疑解释学与信心解释学的理论来阐发信得及与良知本体的意象结构,有益于更为全面地理解两种工夫理路的各自特点,彰显江右王门“世无现成良知乃深信良知”的思想旨归。实际上,双方并无抵牾,唯有相资为用,方能贯彻阳明晚年简易与真切互蕴的彻上彻下之旨。

王选章教授推拿学“理、法、方、术”经验概述

本文概括总结推拿名家王选章教授推拿学“理、法、方、术”理论与经验。王选章教授对推拿治疗软组织损伤及内、妇科病症甚为精研,经验丰富、颇有建树。经过多年对《黄帝内经》等经典的研究与实践,王选章教授提出“道理学说”“点穴调脉法”“形气辨证法”“五部推拿法”及推拿手法的五行与阴阳分类等推拿学“理、法、方、术”理论,并以此指导推拿临床诊疗,疗效显著,为推拿教学与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对推拿学术的创新、发展和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王选章教授推拿学术理论与经验值得后代医家研究、借鉴与传承。

王充对先秦诸子文风的继承——以名、法二家为中心的考察

王充持论淡化道德伦理内涵、弱化价值判断,《论衡》部分篇章甚至只作事实判断,不作价值考量,价值理性完全让位于工具理性,文风冷酷、犀利、峭刻。这些基于功利主义立场提出的学说既缺乏必要的温情,又带有底层胥吏的政治空想意味,只是“治术”而非“治道”,注定不会被统治者采纳。王充行文特重概念界定的明晰性、文字转述的规范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但过度追求“综核名实”亦给《论衡》带来矫枉过正、“烦猥琐屑”、“乏精覈而少肃括”的缺陷,部分篇章甚至陷入名家末流“苟钩鈲鋠析乱”之弊。在讨论汉王朝政治文化建构、基层治理与士人出处等重大时代命题时,为达到特定的言说意图,王充惯于效法名家“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的言说方式,借诡辩与横说证成己论,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建构倾向,同时流露出其对“言说趣味”的迷恋。《论衡》上述特点折射出中古子学嬗变之迹。

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朱子学备受尊崇。及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乃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以至近现代朱子学时期,虽然程朱陆王论争问题成为学界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对于程朱陆王学术思想的辨析基本都与方法之变有关,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学术内涵本质性差异的讨论。

文华图专档案管理科毕业论文——《论我国过去档案情形及今后国家档案馆之建立》述评

[目的/意义]文华图专档案管理科的首届毕业生王世芳撰写的毕业论文《论我国过去档案情形及今后国家档案馆之建立》,系统论述了国家档案馆的建制、体系结构、资源建设及制度保障,对研究我国近代国家档案馆建设构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参考价值。[方法/过程]在转录、整理论文手稿的基础上,通过文献调研与史料分析,系统梳理其主要内容及参考文献。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论文关于建设国家档案馆的构想,并进行中外比较研究。[结果/结论]王世芳的毕业论文立足于当时的国家档案馆建设需求,参考了英美国家档案馆建设的经验,所提出的四级国家档案馆网体系以及拟定的《国家档案委员会组织法》和《国立档案馆内部组织》,具有时代进步性。但同时论文缺乏对来源原则的深入思考和运用,缺少对档案鉴定及销毁制度的科学研究,以及忽略了档案馆与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差异性,不可避免的存在时代局限性。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论阳明学派的共同体学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新时代、新形势所提出的新型价值观、政治观、自然观。这一学说既扎根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也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阳明心学)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智慧。阳明学派以“良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了本体论依据,为人类为何要构建共同体寻求答案。此外,阳明学派也期望经由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路径实现共同体之理想。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是对阳明学派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它的超越与拓展。对阳明心学共同体思想的分析,有助于科学阐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

为龙溪之学辩护:论查铎“从知体上指点”之学

查铎为王畿的弟子,积极继承和阐发龙溪之学的精神内涵,率先回应了学界对龙溪之学的质疑。查铎主张良知本体具有至善性、超越性与自然性,为学工夫虽可有戒惧慎独与“无知”“致虚”之分,但在本质上皆可统之于符合本性的行为,亦即工夫乃自觉与自然的统一。泰州后学孟秋主张不可脱离心体良知的发用抽象地理解良知与道,以此“两端之旨”批评王畿与查铎的“守寂应感”思想流为禅学,查铎则从本体论与工夫论角度为“虚无”辩护。二人的争论乃“二王”后学的直接论辩,“二王”内部已自觉彼此之间有承体起用与即用言体的思想差异,此也说明刘宗周对“情识”“虚玄”流弊的反思,在阳明学内部已有其先声。

三杆教育的基本内涵、价值旨趣及其对新时代师德培育的启示——以福建省立师范学校为中心的考察

透过创造性诠释,福建省立师范学校三杆教育的价值旨趣在于以锄杆明德、以笔杆明理、以枪杆明志,其要求可归纳为教学与做想融合、体育与军训融合、实践与情性融合。三杆教育所蕴含的教育理念不仅是知行合一,更彰显一种自主、自愿的抗战救国精神,是一种具有全人发展雏形特征的教育实践。三杆教育的核心精神乃围绕师德培育,其对于新时代的师德培育具有启示当下与烛照未来之功效。

合流与新释——论王心敬对关学理论的补充与建构

清初关学家王心敬通过合流与新释的方法补充与建构了关学理论。合流指融会程朱理学中“明新止善”思想和陆王心学中“体用工夫”思想;新释指调和程朱、陆王两派矛盾以摈除门户之见;借“主静”与“主敬”之辨,重构阳明心法。王心敬秉承振兴儒学使命,正源关学学脉,以周、孔、颜、孟为宗师,促进了清初关学发展的转向。

走出“汉魏”:论后期汉魏诗派的困境与承变

以王闿运为核心形成的汉魏派是晚清诗坛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其诗歌风尚以复古为旨归,推尊汉魏,提倡字摹句拟,在取得较为突出的艺术成就之时,由复古所造成的困境也表现于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之中。清、民之际随着邓辅纶、邓绎、王闿运等相继陨世,该派逐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并受到新旧诗人、学者的攻击。在此背景下他们所进行的“走出汉魏”的探索,使他们的诗歌风格更为丰富多元,却也淡化了流派鲜明的宗旨和特色,最终使汉魏派消失于诗坛。

王学末流的实学思想论辩

王学分化后,王学末流对阳明之学各取所需,从而出现了种种弊端。王学末流历来被称为“空疏之学”,但细究其实,他们并未完全摒弃阳明学说中的“实学”因素,只是各自的偏重不同罢了,可谓“虚中有实”“务实不虚”。明清间学风转变之际,学者们摒弃王学中虚的因素,吸收利用实学因素,形成了清初实学与王门后学迥然不同的实学面貌。无论是注重实学还是不注重实学的王学末流,其学术思想中皆蕴含着一定的实学因子,这些实学因子被明末清初的学者加以传承、光大,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学术。

论阳明学与明代文体观的“平等”趋向

阳明心学话语表述的“正人心以正文”转向使得相对统一的衡文标准有了实现的可能,从而预示了同一种文体以及不同文体间可以实现无差别地位的进路。同时阳明学派通脱思辨的思维模式以及“学贵自得”的主体意识,也影响着时人对文体“平等”观的体认。不过阳明所论还未逾越文章内部的范囿,至阳明后学,由道义向尚真移转的评判标准发挥更大的影响,不仅相对消弭了同一文体内部的歧义,还扩展到不同文体间,最终发抒了“文体平等”的宣言。

《人间词话》与常州词派词论关涉考论

王国维《人间词话》受传统词学影响,前人已有研究,而所受影响多大,有哪些方面,与晚清主流词派常州词派关系如何,尚缺少深入细致的梳理。通过对《人间词话》引用情况逐条考辨,发现《人间词话》征引常州词派词论达42则73例,占《人间词话》篇幅近三分之一,这充分说明《人间词话》最重要的古代词学渊源即常州词派。而且,在征引常州词派诸家词论的排序上,可以发现前五名的顺序依次是周济、陈廷焯、刘熙载、谭献、冯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前人的某些认识。尤其是周济与陈廷焯,在词人批评与词学体系的创作论、鉴赏论、发展论方面,对王国维词学体系的建构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论王艮的“师道”自觉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毕生躬行“师道”,追求通过社会教化方式来实现理想的社会之治。在为师目的上,他希望通过教育方式使社会能够形成“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理想状态;在为师要求上,他强调一个人必须“修身立本”而“内圣”,继之“处为天下万世师”而实现“外王”;在讲学内容上,他注重把百姓日用之“人欲”与圣人之道的“天理”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大成学”思想体系;在教育方法上,他注重案例式、启发式、榜样式的讲学创新,形成“百姓日用之学”的讲学风格;在教学对象上,他坚持“有教无类”,使得教育对象更加平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