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威尔伯诗歌中的隐喻之美

理查德·威尔伯是美国当代诗坛上传统诗歌的典型代表诗人,其诗歌语言纯朴、简练,韵律优美,寓意深远,善于通过隐喻引出简单表象下的哲理。本文通过分析"事件"、"作家"和"旅程"等几首代表诗篇,探讨诗人如何通过独具匠心的"隐喻"技巧的应用,将其内心的感受、对世界的感悟和诗歌的热爱同日常生活细节相对应,使读者在简单而又巧妙的对比中领略诗歌之美,发现生活哲理。

论美国当代最杰出的格律诗人——里查·维尔伯

这是国内首次以论文的形式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当代诗人里查·维尔伯。本文从历史的角度， 对美国诗歌中格律的回归进行了分析， 并探讨了在这一趋势中居于首要地位的诗人维尔伯的诗歌艺术特征。文章还针对他与弗洛斯特的关系， 讨论了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大诗人之间的异同之处。

探讨理查德·威尔伯的诗歌《他曾是》中的自然美

理查德·威尔伯是美国当代著名诗人,他的诗歌钟情于大自然,赞美生命,赞美生活。其中,优秀诗篇《他曾是》更是杰出之作,本文拟从分析此篇诗歌来探讨诗人如何将他对劳动人民的赞美和对大自然的赞美通过和谐的视觉之美、模糊的意境之美、生命的永恒之美、生命的感动之美来表现诗歌中的自然美感。

海外CG前哨站

本片改编自Wlliam Joyce 1990年脍炙人口的同名畅销小说，故事主角是一位名为Wilbur Robinson的男孩，聪明爱幻想的他。为了重新拾回被遗忘的过去记忆，于是他在这一大发明了一个神奇的机器，让他可以畅游时空之间，开始一段奇特的冒险。

韦慕庭的中国口述史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口述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的重镇,为中国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笔者以哥大历史系教授韦慕庭为个案,探讨韦慕庭如何具体开展中国口述史研究,其中国口述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及数十年间中国口述史研究的成果。

威力巴流量计标校装置的误差分析

标校装置对保证计量仪表的准确性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实验测试,对比威力巴流量计在环形风洞、音速喷嘴、压力环道3种流量标校装置中的误差,结果表明,威力巴流量计适合采用音速喷嘴和压力环道进行校准,可为威力巴流量计标校装置的选择提供参考。

施拉姆的学术遗产与美国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神话

既有的文献显示,在美国本土,传播学史研究除了施拉姆与罗杰斯的正统叙述外,还存在基于拓展或反思(并非挑战)施拉姆意义上的两派传播学研究治史理念。本文试图中和既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史理念,重新整合有关美国传播学起源的历史著作或研究材料所引用的施拉姆或其他学者的口述录音、往来信件等一手材料,并结合四大奠基人的研究文献,及其自述文章,对施拉姆与四大奠基人的期刊论文与学术著作等材料进行整理与阐释,以此勾勒出二战前、战时以及冷战前期,施拉姆与四位奠基人的个人生活轨迹、学术经历以及政治立场,同传播学理论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美国国内和国际政治局势等三个不同层面之间丰富且重叠的互动过程,进而由内向外地论证美国传播学作为一门脱胎于二战的社会科学,其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不是独立于历史和政治环境,其研究成果更难以完全摆脱国家、意识形态的左右或操控。

被忽视的登陆点: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35周年的历史考察

1982年4月,施拉姆、余也鲁访问中国大陆的"破冰之旅",翻开了中国传播学的重要一页。在这段重要的讲学路线图中,广州作为施拉姆、余也鲁的登陆点,由于假想的学科限制,一直以来被大多数新闻学、传播学文献所遗忘。需要澄清的历史事实是,没有广州的讲学活动就没有北京、上海的讲学活动。施拉姆、余也鲁登陆广州,缘起于国内电化教育国外考察团的一次邂逅,体现了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胆识与包容。他们在广州7天的讲座内容,为中国传播学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对带动讲学路线一路北上,促进传播学本土化发展,推动传播学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想象传播学的一种方式——从“重写传播学史”说起

本文试图以对美国学界“重写传播学史”的简要评介为契机,重新考察1980年代初美国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大陆时,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其产生的疑虑,并特别关注一些学者用“群众路线”来想象传播学的别样尝试。本文认为,借助“重写传播学史”重返1980年代,意味着我们仍需面对“批判性理解”与“主流传播学叙事”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一面检讨我们的“进化论”学科史叙述,一面对施拉姆一脉传播学的成型过程和内部构造做更为仔细的辨析。

他是一个点亮明灯的人——追念徐佳士老师

笔者从求学经历结合新闻传播史,综述徐佳士教授的毕生贡献:一,他写下华文世界第一本传播理论的教科书,启迪数代学子;二,由于他的引导,笔者有幸结识传播学术界大师和新闻界前辈,以致奠定学术的方向与品味;三。

理查德·威尔伯: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最伟大的诗人

理查德·威尔伯(Richard Wilbur)如今已奔至九十高龄,他曾在1957年和1989年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并于1987年被誉为'美国桂冠诗人'。大卫·奥尔(David Orr)最近在《纽约时报》的星期天书评专栏中将威尔伯称之为'美国诗歌界中的元老'(1),很难想象还有谁适合这个称号。威尔伯出生于1921年3月1日,这一天也是圣大卫日(St.David’s Da y)。他在硕果累累的一生中,看到了美国辉煌的上升期、繁荣期及不景气时代,或许他也将看到美帝国政权的衰落。然而,尽管威尔伯本人有着'美国桂冠诗人'的称号,他完全不是个宫廷诗人。虽然二战期间,他曾因被怀疑不忠诚而被情报部门开除,但除了年轻时有些左派的观点,总体而言,他实在很难被归类为御用文人。但不可否认的是。

哥伦比亚学派传播研究的“衰落”及延续

1940年代至50年代中期,得外部机遇性因素之利,传播研究在哥伦比亚学派内部一时蔚然成风。吊诡的是,此后其传播研究逐渐失去本生性的"研究阵地"。为此本文指出,正是由于关键人物对传播研究缺乏核心兴趣,持续性资助缺乏及传播研究未建制化才使得哥伦比亚学派的传播研究难以为继。幸而,施拉姆、布莱尔和拉扎斯菲尔德的部分门生以哥伦比亚学派的传播研究理念为路标,拉氏等人的典范思想才得以被不断征用和拓展。

否定之否定？从中外传播学术交流史上的3S说起

从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和丹·席勒(Dan Schiller)这三位以“S”开头的北美传播学者与中国的学术关系切入,可以清楚看到西方“主流”和“批判”传播学术中的中国、传播学被引入中国的过程与学术“本土化”讨论中的政治、以及更为宏观层面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中外传播学术的知识社会学。而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来反思新闻与传播学术发展本身的意义则在于,它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如何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与“西方学术”碰撞与转型的同时,也让我们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史发展过程中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后革命国家在全球学术发展中的特殊历史资源、中外学术交流现实的多重性、以及有中国社会主义主体性和世界意义的新学术范式产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