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陈靖姑信仰中巫文化的源流与发展

巫文化特质是早期陈靖姑信仰的基本内涵之一。陈靖姑信仰中的巫文化内涵既可以通过巫医群体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职责的意义来加以透视,也可以将其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具有生殖巫术与图腾巫术象征意义的蛇神信仰。在两宋时期,随着王朝政府推行的“禁巫运动”与“封神运动”,陈靖姑实现了由“巫”而“神”的形象蜕变。在明清时期,陈靖姑信仰则与南方巫教相结合,并催生出了一支新的闾山法支系——夫人教,陈靖姑成为这支派的法主神。陈靖姑信仰与闾山教派的互相吸纳,为推动彼此文化的繁荣昌盛注入了新的动力。

中医脉诊起源考

早期实施脉诊的主体,先后经历巫师、医官、私门医身份的3次转变,以扁鹊脉学的集成为脉诊起源期终结的标志。上古自殷商的巫师通神而通脉,视脉动不仅为神圣的启示,还蕴藏生命的信息;周朝的医官从巫师中分化而出,虽仍有巫术,但也以通天地信息而通脉理,以脉动为天地在身体的微观涌现;周秦之际,医官之术流落私门,民间的扁鹊因其脉诊兼具理性与实用,被后世认作脉诊的始祖。起源期的脉诊术虽经历主体身份的转变,但其思想并无断裂,而是具有历史的连续性。

论《周易》古经咸卦与古代巫医及针疗

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从文字起源发展角度和巫术巫医文化背景、卦象角度,对咸卦卦爻辞做出新的解读。首先,认为咸卦之名来源于巫咸,咸既是古代的砭石或砭鍼或箴,同时含有阴阳感应之意,并且咸也指古代的十大巫师巫咸;其次,认为咸卦具有三重义蕴,历代易学家对此卦的解释只是阐明一种义蕴而忽略了其余义蕴。

宋代“信巫不信医”问题探析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巫医的欺诈,以及医药事业尚不发达和不普及等原因,宋代民间"信巫不信医"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给当时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危害。与此同时,两宋政府以及官僚士大夫对巫、医态度的变化及其禁巫兴医等措施的施行,凸显了信巫不信医问题的严重性,故而在文献中记载较多。事实上,宋代的信巫不信医问题在总体上较前代已有所缓和。

论情境分析法在医学考古学中的应用——以先秦时期为例

在医学考古学研究中,古代实物资料的医学遗存认知无疑是最基础和重要的环节。而情境分析法可作为判定医学遗存的有益途径。本文尝试分析情境分析法在先秦医学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认为先秦的工具并未严格分化,而同式器物可能具有不同的用途,充分考虑遗存所在的特定历史情境,并与情境内各种因素关联进行分析,从而使碎片化的遗存得以整合变得系统化。鉴于先秦时期巫师在当时驱除病魔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判定墓葬中的医学遗存时,除了关注遗存的形态特征并结合史料予以考证外,考察墓主是否为巫师或类似身份,为值得重视的要素。具有相同或相近自然环境和文化系统的区域,通常拥有相似的典型医具。将情境分析理念融入考古发掘与研究过程,有助于实现对出土物性质的科学判断。

萨满巫医术与蒙古族传统医疗文化关系探析

蒙古族萨满教从远古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命运几经沉浮而能够延续至今,与它的巫医身份直接相关。在16世纪中叶藏医学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前,是民间经验医疗与萨满巫医的医疗实践共生、共存的阶段。可以说蒙古族古代医学是由以萨满医术为代表的原生性宗教医疗与民间医疗共同组成。萨满医术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传统疗术上。萨满巫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医疗方法和经验,丰富、发展了民间医疗的内容,为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中国古代早期文学的医师形象

中国古代文学很早就出现了医师的形象。随着历史的发展,相继形成了多种类型的较为固定的医师形象,其中有医、巫纠结不清的巫医;有带有巫医痕迹的神医;还有自比帝王师的道医。在每种类型的医师群体中,具体成员又各有特性。

萨满幻象与神话

自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发生以来,理性的对立面遭到思想界和学界的排斥和压抑。人类心理的"幻象"问题,直到20世纪中期才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借助于萨满文化研究而得到关注。幻象产生的条件以及幻象的社会功能,由人类学家在原住民社会的大量田野调研而得以揭示。这就好比打开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片新大陆。幻象的机制和原理,给神话学研究、想象力与文学起源研究带来重要启示。萨满是初民社会中制造和掌握幻象的精神领袖,并以此获取神圣正能量,发挥救死扶伤和扶危济困医疗作用。萨满之声,无论是歌唱还是吟诵,无论是讲述过去的神话故事,还是叙述个人的出神、启蒙仪式历险与治愈过程,都会体现出神圣幻想场合的象征编码,彰显着最古老的人类心理能动性。

巫医三题

在当下的医学界,"巫医"成为一个敏感词,然而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巫医确是一个客观存在。对巫医的历史渊源、巫医与中医的关系、巫医的治病机理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名字与自身同一"中的语言因素

文章讨论"名字与人自身同一"中的语言问题。认为言语呼叫活动、语言灵物崇拜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这种研究有助于对避讳等习俗的理解。

仪式治疗困境与多元医疗体系的建构——以凉山彝族“斯色那”治疗实践为例

仪式治疗是传统彝族社会面对疾病时的主要医疗选择,这不仅是一种地方文化、信仰的实践方式,还涉及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医疗资源的分配、现代医学知识的普及等复杂问题。“巫医”结合是彝族“斯色那”治疗实践的主要方式,但目前面临着仪式简化、本土植物药知识失传、毕摩文化无人可传等困境。随着国家力量的介入,特别是“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各类政策在彝区落地,现代医疗资源和医学知识不断向彝族乡村输送,当地人在面对身体危机时逐渐从注重仪式转变为“求医”为先,构建出以现代医学为中心以及中医、彝医、仪式治疗为辅助的多元医疗体系。

清代彝族《百乐书》中的巫医图像与祭司图像研究

清代彝族《百乐书》中的巫医图像和祭司图像因文字的残缺而难以训读,其相关知识谱系需要借助田野调查才能重构。相关图像透露出彝族宗教中含有原生性宗教、佛教滇密、道教米巫祭酒之教和端公信仰的元素,属于混融型宗教。彝族巫医利用羊皮鼓、师刀、阴铃、羊角号,结合咒语、舞蹈为族人治病;彝族祭司用阴铃、法冠、法杖,结合宗教经典主持祭神仪式和丧葬仪式。艺术是巫医和祭司沟通神灵的交流符号。

论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中绿松石的巫医和巫饰功效

现代考古学者称巫山大溪文化遗存中的绿松石为耳饰。而古代医学家则更看重绿松石的医用功效,原始社会的先民则把绿松石作为巫医和巫饰的器具。

医学考古学视域的商周医患关系初探

商周时期是中国医患关系发展转变的重要阶段。商、西周时期,巫、医关系密切,巫医掌握着主要的治病救人之法,身份等级较高,神权与王权成为维系医患关系的主要因素。至春秋战国时期,医学摆脱巫术而独立发展,出现了许多民间医者。走下神坛的医者需不断提高自身医疗技术,医术高低成为维系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一新型的医患关系为后世所继承,促进了中国古代医学不断发展。

宋代巫医及政府禁巫对医学的影响

巫及巫术在宋代民间的医疗活动中普遍存在,治病尚巫之风盛行影响了正统医学的发展,巫术的流行更是破坏了中央对地方的权威统治,统治者开始颁布了一系列禁巫诏令。在禁巫活动中,针对民间治病尚巫之风,地方官员做出了部分兴医的举措,一是收集验方编颁方书,二是教导百姓以医药、刊刻宣传正统医学知识,三是教导巫医以方药针技、强制改业为医。此列措施不仅促进了宋代医学在地方州县的传播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中央在地方医学教育制度的建立与改革。

巫术与巫医

通过分析笔者于2002年3-9月在海南省西南部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黎族村落——昌江县王下乡洪水村进行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中获得的资料,对巫术与巫医的问题进行探讨,力图在文化本身的逻辑中、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参与到信仰与仪式的主体社会当中,阐述和分析黎族社会之中的巫术与巫医的问题。

论黎族医药发展的三个时期

黎族医药在海南黎族地区广泛应用。由于黎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人们主要靠口传心授、师徒传教的方法传承医药知识,导致黎族医药知识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自然地遗失,传承与发展受阻。文章通过查阅海南历朝历代的地方志和古籍,并实地调查黎族民间的行医用药方法,梳理黎族医药的发展历程,以期抢救和发掘黎族传统医药,弘扬黎族传统医药文化。

医巫同源研究

"医巫同源"是祖国中医发展程途中的重大文化现象。其涉及我国古代哲学、宗教、民俗、医学、心理、政治以及天文历法等诸多层面,惜乎未能进行深入研究。巫、医不分是战国以前确乎存在的客观现象。战国时中原虽说巫、医有分立现象,但巫、医通兼现象仍然实存;楚地南国巫、医从来未曾分离;战国以还,扁鹊、张仲景及《内经》作者,虽然倡言不可纯信巫术疗疾,但亦从未全然否认其实效。整个古代,巫觋或巫术在医学领域的地位、作用始终未失。

宋代巫医治理的区域特征及其生存实态

在宋代"一道德、同风俗"的文明统一体的建构过程中,巫医受到中央和地方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治理,江浙、岭南和其他南方地区形成了巫医治理的不同方式。大体而言,江浙地区的巫医治理手段最为严厉,却几乎没有刻意地借此进行医药文明的推广;岭南地区恰恰相反,对巫医采取了隐忍态度,极力通过医药的普及间接消解巫医的社会和医疗影响;其他南方地区则折中于二者之间,禁巫与兴医并举,从而形成了三种地域特色鲜明的巫医治理模式。究其原因,则与上述地区的医药现实、文明推广和政治考量息息相关,体现出宋代地方治理的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巫医治理的重心在于其与医学、伦理的对立,巫医本身并不违法,这一状况决定了其在民间社会中的长期留存。

神经症病人就医行为分析

1目的 探讨城乡神经症病人就医模式。 2方法 对 132例城乡神经症病人临床资料进行比较。 3结果 城乡神经症就诊率差异显著 ,城市明显高于农村 (χ2 =10 .2 4,P<0 .0 1) ,求巫医者农村显著多于城市 (χ2 =2 1.6 9,P<0 .0 0 1)。 4结论 神经症病人就医行为与经济、文化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