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认知识解视域下李煜词作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在词作翻译中的重要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受客观主义翻译观的影响,译者主体性研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认知识解理论为从认知层面阐释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基于该理论,借助自建的许渊冲译本和Daniel Bryant译本小型语料库,从聚焦、视角、突显、详略度四个维度,探究李煜词作不同英译本的共异性及其背后潜隐的认知理据。研究发现,除文化背景等因素外,不同识解方式是造成译者选择不同译语对译文进行编码的隐性主因。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李煜词作的英译研究,也为读者理解不同译本背后的认知理据提供了新的视角。

《全明词》新补5家42首

2019年出版的《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成书240册,收录国家图书馆所藏明代诗文集稀见珍本353种。其中不少稀见明集中有词作不见于《全明词》及《全明词补编》。现将此丛书所收别集中所辑得的明代5位词人的42首词作整理公布。

晚近词坛多元门径中的清真法度与创作实践

晚近词坛在浙常交融的背景下,辅以新旧文化之争,词坛呈现多元门径。周济的“宋四家说”奠定多元门径的根基,王鹏运、朱祖谋等清季四大家、龙榆生、唐圭璋等现代词家在此基础上多有发挥、修正与拓展。作为学词门径之一的清真词,其精工博大、格调天成的清真法度被奉为学词之至境,陈洵、夏敬观、朱师辙、邵瑞彭、汪东等人在创作实践中积极效法。词人对清真词的追和实践可视为师法清真最直接的体现。晚近词人师法清真也往往存在着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分化、男性词人与女性词人创作冷热不均等问题。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文学核心术语的英译研究——以英译“唐诗、宋词、元曲”为例

为了扩大中国典籍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唐诗、宋词、元曲的英译为例,分析中国典籍文学中的核心术语英译方法。首先介绍中国典籍文学,了解英译中核心术语的必要性。介绍唐诗、宋词、元曲在英译中应注意的要点,并提出最佳英译的建议。其次分别从英译主体之间开展合作交流、了解英译受众需求两方面,提出中国典籍文学核心术语英译的策略。通过对唐诗、宋词、元曲的分析,明确中国典籍文学具有的价值,以期能够为今后文学作品翻译工作提供参考。

真幻交融:张云骧题画词及其时代精神

张云骧受燕赵地域文化及晚清时代影响,有着豪宕慷慨、奇逸清雅之气。其题人物画词或将真实人物性情与画中人物意象融合为一体,或借仙鬼形神寄托奔波行役、志气难伸的沉郁悲慨。题花鸟画词多用花卉拟仕女,隐喻晚清中下层文士“风流自赏”的末世悲情,将他们沉浮于家国创伤与内忧外患的时代潮流中,因生命自觉、文化责任、社会忧思无法挣脱而不得不直面时代的精神焦虑与生命选择寄寓其中,从而在晚清词坛中别具一格。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3首

文章从总集、别集、诗话、地方志、剧本、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3首,涉及黄承增、孙尔准、周介福、陈怀彦、段驯、鲍樾、来其鉴、孙赓南等27位词人。凡《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7首

今从总集、别集、诗话、曲本、地方志、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7首,既有《嘉道卷》已收作者的佚作,也有《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及词作,涉及归懋仪、改琦、黄安涛、马锦、周叙、黄本敏、黄浚、麟桂、吴镐等29位作者。凡新增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无盦先生应事词试探

《詹安泰全集》收录詹安泰298首词。从词的小序可以看出,其中和作词与为了回应、处事而作的词(统称应事词),有59题共65首。这些词作艺术地表达了词人在人际交往中有所感的情谊与思绪,约占其全部词作的21.8%。虽然这些应事词在其全部词作中只占1/5,与他的处事诗在全部诗作中的占比1/2相比较,比例低了许多,但是,这些应事词的涵盖面包括寄怀词、和作词、赠别偕游词、题画词以及庆贺词等,同样呈现出词人以词神交或交谊,以词应事,以词表达对人事、世事的态度与评价,表现了詹安泰应事作词的一种功用态度:词有所用。并且,其中也体现出他表达情谊、思绪的艺术方式。

被遗忘的律谱群落:论民国词谱的发展特征及其词学意义

民国词谱是从明清词谱到当代词谱这一学术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但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又是较为薄弱的一环。民国词谱的文本形态多样,按照各种衡量前代词谱的标准进行分类,都能找到相对应的著作,并且出现了断代型词谱、女性词谱、韵列型词谱等多种前所未见的类型。民国词谱的文献载体、出版地域、编纂方式以及编纂理念等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体现了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的转型。考察民国词谱,不仅有助于词谱发展史的完整呈现和民国词体学的建构,同时对于扩充词学文献资料库、深入研究民国词学批评史以及全面把握民国时期的词坛创作生态都具有积极意义。

论欧阳修词雅化的审美倾向

欧阳修的词风格多样,具有雅化特点,体现了士大夫的学识修养与情怀。欧阳修遵循花间词所具备的柔婉音乐旋律,摒弃了词过于俗艳的特点,在词中注入士大夫的雅正情怀,呈现出魏晋士人高逸闲雅的精神特质。欧阳修使用以理节情、以诗为词等艺术方法对词进行雅化,使得词的发展迈上新台阶。虽然欧阳修的词风格多样,但大多数文人更加倾向于接受欧阳修词“雅正”的审美倾向,这与欧阳修儒雅高洁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也与文人本身崇尚雅正风流的传统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苏轼词中的自然审美意识

苏轼的词作中有许多对自然万物及自然审美活动的描写,蕴含着作者的自然审美意识,主要表现为天然标格与内在生命力是自然万物颇为重要的审美属性;欣赏自然需要保持超然的审美心境;自然如同家园般的存在,自然审美是抒发归隐思绪、体会居家之感的重要途径。苏轼在词中表现了自然审美意识,充分彰显出他“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这在北宋词体革新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破体与尊体:刘熙载“以诗论词”的价值与局限

刘熙载秉承清代词学尊体的追求,在《艺概》中多处运用“以诗论词”的方法,将诗及诗话引入词论中,其范围涵盖了词作、功能、作品等方面,意在打破诗词界限,使词向诗靠拢。“以诗论词”是刘熙载本人的论词倾向和审美趣味的具体反映,也是清代词体推尊进程的重要环节。

论唐宋词结构艺术中的时空转换式

时空转换式是唐宋词结构艺术中常见的一种语义结构,是由时间、空间转变的方式展开内容层次,包括时间或长或短的流转、空间或近或远的位移、时空或虚或实的穿梭三种类型。时空转换式在词作中构造出历史时空、想象时空、回忆时空、现实时空、梦境时空等艺术时空,丰富了审美意象,增加了词作的层次感,拓开出新的艺术境界。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清人词论中的雅俗之辨诠论

词之雅俗是词学长久以来热衷论争的重要话题。清人处于千年古代词史的收束期,对词之雅俗进行了持续性探讨。清初,论词者尝试矫正明中后期以来的近俗风气,并借助于辨析关涉雅俗的各类范畴,推动了崇雅之风的崛起与近俗习气的日益式微。清中叶,接续前贤对词之雅俗的阐述,论词者分从语言运用、音律表现、体制特征、情感呈现等方面考量雅正在词体中发挥的作用,促使去俗崇雅成为衡量词体的重要标准。清末,围绕词之雅正展开了更具广度、深度的探讨,其中尤以陈廷焯的系列论述最为深刻全面。经过清朝两百多年的努力,最终实现了论词以雅正为宗尚的目标,是为古代词学批评史中关涉雅俗问题的句点。

明代词选对周邦彦词的高度接受及其原因

在词乐亡佚的背景下,以声律谐婉著称的周邦彦词被选家取为填词范式,在重要谱体词选中选录数量多高居第一。明中期推崇“婉约为正”的词学观念,周邦彦因其词“柔情曼声,摹写殆尽”,选家视其词为“正宗”,选录数量仍位居前列,《花草粹编》选录更多达104首。杨慎等人有意改变明中期以来较单一的选词标准,兼选婉约与豪放,图以豪放之气驱靡柔之风,周邦彦词选录数量出现起伏,但整体接受“热度”仍较高。周邦彦词在明代的接受与其艺术特质、明代选家的审美标准及正变思潮等密切相关。

从风格内容到体制形式:词体观念的形成与演变

词在唐宋时期具有高度的实用功能,因此最初对于其特征的强调,多是就与音乐相谐和风格内容方面谈起。随着词乐的失传,这一现象逐渐改变。明人为了达到尊体的目的,开始重新将词置于音乐系统中考量,在词乐的失坠和明人对于词乐渴求的矛盾下,对于词体的认知也由内容风格逐渐开始转向词之为乐方面的体制特征。从体制形式认识词体的趋势在清代达到高峰,真正形成了从体制形式和风格内容两方面讨论词体的风气。词学在清代常州词派逐渐形成了"词人-学者"的身份模式,词之为学的观念成为时人对于词的普遍认知。随着现代学科化的确立,词的创作逐渐从词学中退居次位,于是在词学研究中,为了强调词的专门性,从体制形式方面认识词体就势所必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