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立场标记“我认为”“我觉得”比较研究初探——基于现代汉语语料库的研究

话语标记是话语交际中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近期话语分析、语用学等领域所关注的热点之一。以认识立场标记"我认为"和"我觉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CCL语料库、BCC语料库的分析,探讨其位置分布与语用的关系,比较两者在语用功能上的共性与差异。以期厘清"我认为""我觉得"的用法,并进一步揭示言语交际的内在规律。

曾国藩及其理学宗派

曾国藩及其理学宗派,在清政府同治中兴期间,起了重要作用。因功官至大学士者2人,官至军机大臣者1人,官至侍郎者1人,官至巡抚者1人。曾国藩与倭仁、吴廷栋曾有分歧,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团结的、友好的。

《吴太母李孺人节略》系倭仁佚文考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白衣镇"李氏节孝牌坊"上阴刻着署名为倭仁的《吴太母李孺人节略》。从吴氏家族的地位、吴氏家族与倭仁的关系以及牌坊的建造规制等方面考析判定,此文确系晚清名臣、理学宗师倭仁的一篇佚文。

倭仁理学思想论略

倭仁在晚清时期承宋明理学之余绪系统地构结的理学思想 ,以修身为本 ,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 ,将学道、治道融通为一 ,对当时的学政两界均产生了一定影响。其理学思想在本质上仍未脱离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 ,在当时道德规范已经严重失范的背景下 ,倭仁的思想尽管有些不合时宜 ,但对于拯救世风 。

道咸同三朝理学家日记互批研究

修身日记是理学家日常修行的重要工具之一,曾在明末清初的部分理学家中风行一时,更进而产生了传观日记、互相批阅等更严密的方式。由于考据学的兴起,这一风潮渐渐消歇,直至道光年间李棠阶等人重新加以揄扬,并随着同治朝的理学中兴产生了广泛影响。如果以李棠阶、曾国藩和倭仁日记中保留的零星线索为根据,或可简略还原道咸同时期日记互批复兴的整体图景。

寡断与掣肘:朝廷决策视角下的同文馆之争

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是晚清朝廷决策中的重大事件。由于垂帘听政决策体制存在天然的不足,洋务派和顽固派对王朝中兴所持的理念对立,致使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决策一波三折,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决策体制不健全,既有的体制未得到遵循;清廷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决策中心;招生方案设计不当危及了顽固派的利益,成了决策争论的焦点;奕?缺乏智囊人物应该具备的素质;慈禧作为皇权的代表,理论上拥有最高的决策权,却缺乏对时局的分析、把控、决断能力;倭仁缺乏处事能力,是不堪重用之才。这一切最终导致洋务派和顽固派在这场决策争论中都没有取得任何好处,同时皇权的威严也遭到了损害。

法庭互动中的认识立场标记“我认为”与“我觉得”

“我认为”和“我觉得”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认识立场标记,在法庭互动中前者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后者,这不仅与法庭话语语体的特殊性有关,更源于二者之间的功能差异。“我认为”是一个高确信度的认识立场标记,表达说话者对命题信息较高的承诺与权威,以及说话者相对于他人认识立场的优越性,从而表达相离立场,强化法庭互动的控辩对抗性。“我觉得”是一个确信度相对较低的认识立场标记,表达说话者对命题信息较低的承诺与权威,也用于说话者顺应交际需要以维护对方面子,减低话语的面子威胁力。二者不仅是说话者的主观立场表达,更体现立场表达的交互主观性。二者在不同诉讼主体间的分布差异显著,不仅体现参与者之间语言能力与话语策略水平的高低,也是法庭互动中权势关系的反映,并进一步强化不平等权力关系。

洋务时期官员肄习西学的困境及其影响——重审天文算学馆设立之争

1867年,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在由此引发的争论中,论辩双方均提出了官员是否可以肄习西学的问题。官员应为道德楷模,还是应具一技之长?治国应系于道德人心还是枪炮技艺?这是近代弱政府向强政府转化中所提出的新问题,也是倭仁与奕䜣等人争执的焦点之一。倭仁一派并不反对以西学培养专业人才(“工匠”),而是坚决反对正途出身人员肄习天算,他们担心的是以西人为师与廪饩、升职诱惑对士习官德的冲击。对官员道德的持续关注与高度敏感有其价值,但仅注重修身却不通政务、“时务”是倭仁等人之困境所在。奕䜣等在官员学习西学问题上有推动之功,却无法理解“儒者”与官员的界限,在论辩中无法自圆。双方对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工匠、儒者、官员等群体的联系与边界认识不一。这场论辩对于三者关系的阐发引人注目,推动了“士”与“大夫”的揖别,昭示了“士”的近代走向,为当时重新思考官员选拔与培养标准提供了契机。

同治年李鸿藻丁忧诸事补证——一通李鸿藻未刊书札考释

同治五年(1866年),军机大臣兼帝师李鸿藻的嗣母姚太夫人病逝。朝廷以其地位尊崇,职分重要,不允丁忧守制。但是,李鸿藻不为所动,数次恳请,卒以终制。从一通未刊的李鸿藻书札可知,李鸿藻为了能够终制,向朝廷密保了张之万和汪元方二人。他保荐张之万是为了代替自己,保荐汪元方则是为了代替胡家玉,后者在曾国荃对官文的纠弹中受到了牵连。这与时人所说李鸿藻"素持南北之见"相一致。札中还提及大学士倭仁拒绝在总理衙门行走及坠马之事,可与时人的记载相互印证。此外,书札中还提到咸丰任命的顾命八大臣之一的杜翰死于同治五年底流行的一场瘟疫,可补史载之阙。

晚清“海内三贤”略议

清道光年间,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在京师倡导程朱理学,成为理学营垒中的中坚人物。同治年间,他们掌权辅政,发挥儒学的政治功能,加强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控制,促成清王朝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不过,在晚清"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仍然坚持用传统的手段来解决近代出现的新问题,视程朱理学的道德论为治国的根本大法,自然无法回应时代"变局"的挑战,也为时代进步的潮流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