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元代书院藏书及其历史贡献研究

元代书院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史、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藏书规模、内容种类及藏书来源等方面梳理了元代书院藏书概况,总结了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元代书院藏书呈现的突出特点,探究了元代书院藏书在推动南北多民族思想文化交流、促进理学思想嬗变和传承历史珍贵典籍等方面作出的历史贡献。

海源阁旧藏“元本《史记》”考

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的“元本《史记》”,在海源阁书散后,曾由王子霖藻玉堂送傅增湘先生经眼,但之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最近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袁氏赠书中才被发现。通过实物研究,可以认定此本确如傅氏所言是明游明本。众人误判的原因是:①游明本版式与中统本相近,明代前期建阳刻本继承了元代的字体风格;②此本属后印本,后印时正文卷端和《史记集解序》中“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木记已被剜;③有“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木记的《史记正义序》等5篇已被全部抽走,书内已不见任何游明痕迹;④董浦序后半叶为割补,据正德慎独斋刻本补抄的“皇元”二字误导了众人。

元代《诗经》学与元人诗歌“性情”论

元人对《诗经》审美与政教两种特质的看法,正对应其不同的诗歌“性情”论。一方面,元人以《诗经》发乎自然的审美特质为榜样,强调“性情之真”,认为诗歌应发乎淳正之真情,不求于工而自工。另一方面,元人以《诗经》止乎礼义的政教功用为楷模,强调“性情之正”,认为诗歌应有补于世,辞义并重,注重在抒情与教化之中寻找平衡。基于这两种“性情”论,元人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并认为元诗诞于盛世,可追《诗经》。元人关于《诗经》与诗歌“性情”的讨论,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元代印本在莫高窟的发现及其重要性——兼论元代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

1988年至1995年,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汉文、西夏文、回鹘文和蒙古文等元代印本共39件,根据其中一些有明确信息可考的印本得知,其刻印地主要位于元大都和杭州等地,而且大都是元代后半期之物,说明元代后半期的敦煌与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往来密切,且这批印本以佛经为主,体现了元代后期敦煌佛教发展的盛况。另据北区出土的丝绸类纺织品,可证明元代后期的敦煌并非如前贤所言处于衰败期,相反,元代后期的敦煌,不仅政治地位、军事地位重要,而且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在元代后期长期发挥着丝绸之路上重要节点的作用。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宋元时期部分医学著作析疑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颇具代表性的工具书《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辑录了宋元时期涌现的医学著作,指明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大都附注参考资料出处。但笔者发现该工具书中关于部分著作的评述与当时的史实并不相符,遂查找原始医学著作及其不同版本,还有相关二手研究文献,辨析考订其在医书内容、作者以及成书年代等方面出现的疑误之处,包括文字形近而误、音同而讹等。建议编撰时应细致翻检医学古籍的不同版本,关注相关内容在行文上存在的文字异同,另一方面,对于著作的成书年代,也应尽力参考各学科专家的学术观点。

元代经济社会发展对私家藏书的影响

有元一代,改变了南宋以来长期积弱不振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促使私家藏书形成了一些有别于前代的特点。一些少数民族主动了解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同时也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播到汉族群体。多民族思想文化碰撞交融,为私家藏书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元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的文献传播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私家藏书的流布与推广。

元代杭州西湖书院刻书考辨

历来有关元代书院刻书研究,皆对杭州西湖书院刻书予以较高评价。本文重梳文献,考辨史实,细究西湖书院刻书详情,认为元代书院刻书是官刻书籍的补充,西湖书院刻书系江浙行省刻书的组成部分,该书院实际承担刊刻的书籍数量并不多,今存世者仅元人苏天爵所编《国朝文类》一种,其余以往认为系西湖书院所刻者,多为江浙行省及下辖诸路儒学所刻,仅置版于书院而已。西湖书院在中国书籍发展史上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了南宋太学书版,元亡后这批书版又为明国子监所承继,使得宋代高度发达的版刻成就有了更多的直接传承渠道。

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 ДХ . 1 90 72R《元至正三年亦集乃路巡检司为收养郭张驴等孤老状本路总管府及指挥使判》为黑城文书 ,是目前所见的惟一一件有关元代养济院的出土官文书 ,对研究元代养济院制度和相关问题有重要意义。此件文书证实了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曾有效地实行 ,并一直实行到元末。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即养济院收养制度 ,受宋代的养济院和福田院等社会救助制度影响 ,并与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元朝还建立了与养济相关的法律 ,以确保鳏寡孤独老弱残疾者得到收养。

元代书院刻书事业述略

书院是我国传统的民间教育机构,元代书院不仅从事教学活动,而且还从事出版活动,雕版刻印了不少高质量的书籍。书院的刻书活动推动了整个元代出版业的繁荣,在元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元明清时期我国书籍的版权保护

自唐代之后,我国封建政府一直实行历法官府专有出版的政策。元明清时期的书籍版权保护继承宋代,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没有超越宋代。元明清时期盗版活动猖獗,在明代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而,在书坊主和盗版者之间自发的矛盾斗争中,作者的版权权益几乎被忽视。我国古代的版权保护,大都是对出版权(属于版权邻接权范畴)的保护。无论是从政治环境,还是从人文传统上来说,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都缺乏全国性版权成文法产生的条件。

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

晋唐宋元时期正史对虎患和虎害多有记载。面对虎患,人们采取了即时性捕杀措施;对一些虎患较为严重的地方,官方采取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正史对虎患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伦理性的,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伦理中仁政、忠孝、道德教化等的重视和推崇,但从史料中也可看出唐宋以后虎患更为严重的趋势,这与虎类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有关。

上都在元代科技活动中的地位

文中从以下５个方面讨论上都在元代科技活动中的地位：１．在上都设有回回司天监和回回司天台；２．在上都收藏一批“回回书籍”，为回回天文学等研究之用；３．上都有各种医药或治疗机构；４．上都的建筑集中着蒙、汉和阿拉伯等技术；５．

元代秘书监藏书论略

元代秘书监是元朝中央政府掌管图书收藏的重要机构。文章论述了秘书监藏书的主要来源,秘书监藏书的内容,同时还探讨了秘书监对藏书的管理和利用。

雕版印刷对宋元时期农书传播的促进作用

雕版印刷在宋元时期发展达到顶峰。该文从不同农书种类,选取重点,阐述了雕版印刷对宋元时期农书传播的促进作用。并进一步论述了对当前农业科技知识传播的启示。

屈赋“洞庭”与里耶秦简“洞庭”的解读

历代楚辞学家对屈赋中的"洞庭"都注为洞庭湖,2002年4月里耶发掘出秦简,经专家们对极少的秦简初步认读后,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洞庭郡"的记载。在先秦的史料和《史记》中也都有对"洞庭郡"的记载。先秦时期的洞庭湖不叫洞庭湖,而叫云梦泽。所以屈赋中的"洞庭"不是洞庭湖,而是洞庭郡。

元代颁历制度述略

颁历授时,是中国古代的国家要政,朝廷盛典。文章考察元代颁历制度,探讨了历日之编印、进历礼仪、颁历藩属国、历日专卖制度及其财政状况等诸多方面问题,体现出中国古代天文学与政治制度、礼仪文化、对外交往、社会经济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

海源阁藏书楼形成因素探析

藏书达二十多万卷的海源阁藏书楼是我国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对我国历史文化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京杭运河兴盛的润育、杨家几代人执着的藏书嗜好、收藏过程中的历史机遇和对藏书的精心管护等几个方面,全面分析了海源阁藏书形成的多种因素,揭示了杨氏几代人搜集、保管、整理藏书的心态和辛苦,展示了海源阁藏书由于社会动乱而聚而散的史实。

元代福建书院及其刻书考

通过对元代福建地区书院文献史料稽考、择例,纪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书院;以考证元代福建书院刻书活动为基础,探考元代福建书院及其藏书与刻书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以期由此大致展现中国元代书院及其藏书与刻书递嬗的轨迹和历史风貌。认为包括福建书院在内的元代书院及其藏书事业在中国书院及其藏书事业发展史上具有特殊价值,在我国的藏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保存文化典籍、促进教育发展与文化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元代私人藏书特点概略

元代的私人藏书虽远不及宋和明,但也对中国优秀的藏书文化传统多有继承,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保证,亦反映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