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模式与演变——以艾青、朱光潜、黄药眠为中心

抗战大后方的诗论建构大体存在诗人、学者和革命家三条路径并交织形成各具典范性的诗学模式。这其中,艾青、朱光潜与黄药眠尤具典范意义。在欧洲现代派诗歌影响下,艾青凭诗人的经验对诗美、诗的形象、散文美及象征、联想等语言问题进行诗性传达,在以诗论诗中率先建构起感性诗学的诗论模式。朱光潜以学者的态度在中西互证中对意象、情趣、格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在以理论诗中建构起理性诗学的诗论模式。久经马克思主义洗礼的革命理论家黄药眠则以时代论诗,关注文艺政治关系、诗人的战斗性并倡导诗的精神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在介入现实中建构起政治诗学的诗论模式。在诗学与政治间,这三种诗论模式与威廉·燕卜荪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在大后方形成理论呼应,不仅填补了战时本土诗论的空缺,构建起中国自主的诗论话语体系,还清晰凸显出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内外缘由。

效率何为?——抗战大后方建筑设计化用传统木构之思

效率作为建筑实践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长期被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者忽视。与此相应,抗战大后方建筑长期未受学界足够重视。战时建筑讲求多快好省,是研究建筑效率问题的绝佳样本。文章以效率问题为切入点,研究抗战大后方建筑,基于档案查阅和田野调查所获一手史料,梳理抗战大后方化用传统木构的诸多案例,包含不同类型的42款屋架,归纳其技术类型和特征;重点研究位于重庆的三个项目,运用结构力学方法分析其技术特征,以实践逻辑剖析设计者在空间效率、结构效率、材料与构造效率之间的复杂权衡,初步建立起建筑效率理论框架,揭示抗战时期中国建筑的“效率转向”,并指出其当代意义——关注建筑效率的设计思维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无足轻重。

抗战时期大后方漫画运动特色综述研究

抗战大后方漫画运动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救亡图存时代背景下的文艺救国运动,运动范围广,介入历史进程深,社会影响力大,是我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篇章。文章对抗战大后方漫画运动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并依据抗战时期的漫画设计文献理论对抗战漫画的设计主题与特色进行详细梳理与分析,以客观勾勒还原抗战漫画运动的整体面貌。

革命与生活:王琦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木刻创作

王琦是一位拥有“延安”和“大后方”双重背景的特殊木刻家。从延安鲁艺美术系二期结业后,王琦虽然选择返回重庆工作,但仍深受鲁艺革命艺术思想影响。这促使他进入一个“后鲁艺”时期,并自觉开展革命美术工作和木刻创作。特别是在1940年以后,他进一步将木刻创作深植于重庆本土生活之中,创作出一批“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的抗战时期大后方木刻精品,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地位。

中共对抗战大后方政策演进的历史考察

抗战大后方是指全面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地域依托。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大后方的认知是地域与政治概念的交集,其政策演进既与抗战时期中共总体战略紧密相连,又呈现出其独特特点。

关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文章针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缺乏整体研究和学术规范的现状,将中国抗战大后方置于中国抗战历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大背景之下,第一次对抗战大后方的概念、研究对象、地位作用、研究价值及发展趋势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学术梳理和系统回答。在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表现为,抗战大后方是支撑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政治舞台,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东方战场的战略支柱。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有利于充分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强化"天下为公,民族至上"的理念,推动两岸人民和执政党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有利于全面展现中国战场全貌,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贡献;有利于还原二战真相,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华的战争罪行,为开创中日关系的光明未来奠定基础;有利于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和谐世界;有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让中国学术成果走向世界,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促进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合作与共赢。

广告宣传与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企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 ,大后方许多企业通过《资源委员会公报》等刊物大力开展广告宣传活动。这些活动虽然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但是由于受战争因素的制约 ,并不是一种纯经济行为。大后方工矿企业的迅速发展为广告宣传奠定了基础 ,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为广告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广告宣传使企业赢得了较大市场 ,同时 。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大后方的农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良。首先,积极调整战时农业政策,确定农业改良为基本国策,设立了中央农业改良机构,调整充实了省县及县以下各级农业推广机构,并推行农业推广督导制度,为战时全面、大规模的农业改良奠定了组织和制度基础。其次,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和发展经济作物,主要抓了六个方面的工作。战时农业改良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之,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成绩是大后方农业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当时国民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大后方农业生产发展的方针、政策与措施分不开的。应当承认,抗战期间,大后方农业经济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当前有关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研究的几点思考

本文针对当前"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可能要面对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如,这是一项区域性研究,那么我们如何界定这一边界处于游移状态的地理区域,如何讨论其移动性很强的文化现象。因为区域的特殊性,那么其研究方法的问题也出现了,即注意当下的在场的"现有"关系,而不是"既有"关系,但"现有"关系的临时性很强,又需要一种总体论述进行意义整合,而在总体结构关系中"意义层"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横列网状结构,强调双向互动。最后,就是资料问题。因为战争环境,信息杂乱,处理起来问题也比较多,不能过分地依赖文献,口述资料的使用也应慎重。虽说这是特定区域的研究,但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

关于抗战时期建立后方证券市场之论争

建立产业证券市场的思想不仅是战时后方产业经济发展在思想上的反映,而且通过这场论战,使人们认识到了证券市场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从而在认识上,推动了中国华商证券市场从以政府公债为主体的财政证券市场向以企业股票、债券为主体的产业证券市场的转变,明确了战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为战后证券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东南亚华侨在西南大后方的投资

抗战时期中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国民政府的吸引和爱国热情的激发之下,东南亚广大华侨积极回国投资支援大后方建设,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对东南亚华侨在"大后方"投资的情况作了基本概述,对其投资的原因以及侨资企业的最后走向作了简单地探析,最后总结了其对"大后方"投资的意义。

茅盾笔下的大后方

茅盾在大后方度过了抗战八年的大部分时光,大后方因此成为茅盾抗战时期作品的重要表现对象。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民众的精神面貌在茅盾的作品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茅盾的作品侧重于表现大后方的阴暗面,个中原因在于茅盾一贯的左翼立场、国共两党对茅盾的不同态度以及茅盾居留和书写大后方时间的特殊性。

大后方抗战诗歌的报刊媒介场域研究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报刊传播媒介构筑了大后方抗战诗歌的生产与传播空间,它利用场效应,对抗战诗歌进行传播,为作者与读者建构起一个共同的精神想象空间,实际参与着抗战文化空间的建构,直接或间接地引导、规范着诗歌的发展方向,内在地生成了大后方抗战诗歌的某些重要品质,从而推动着大后方抗战诗歌风格、文体的演变与成熟。

变化出万象——论大后方戏剧的功能选择

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是以宣传、鼓动职能为起点来建构其功能系统的 ,但并不意味着大后方戏剧只是宣传鼓动的戏剧。在历史过程中 ,它确立过多方面的功能取向。这是大后方戏剧创作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戏剧交流状况、知识类型、知识的戏剧化方式等方面看 ,大后方戏剧的功能观念是开放的 ,并没有自我封闭 ,也没有一种强化了的戏剧功能取代其他功能 ,因此对未来的戏剧而言 。

中共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理论的形成

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是中共认识抗日战争的重要理论。对这一理论的形成,目前史学界尚无系统论述。从1937年开始,这一理论的提出,经过了区分正面战争和游击战争、初步提出两个战场、回复到正面战争与游击战争、正式形成两个战场的理论四个阶段,使这一理论由框架到丰满完善,成为研究抗日战争史的指导理论。

论上海“孤岛”与大后方的贸易

八一三战争结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上海两租界沦为“孤岛”。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上海“孤岛”与大后方的贸易得以延续,并对当时的抗战经济及整个抗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物价及国民政府的政策应对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物价随着战事的推进而呈现阶段性上涨的趋势。在各个阶段,国民政府据其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复杂以及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这些措施收效甚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垮台。

浅析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抗日战争中由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一直保持着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的关系。两个战场相对独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共两党独立指挥所属武装力量,按照各自政党所确定的抗战路线、军事战略及作战原则实施作战。两个战场在保持相对独立关系的同时,还始终保持着相互配合的关系,这种相互配合,主要表现为战略配合,也有战役、战斗的配合。然而,各个层次的相互配合,有积极主动的配合,也有消极客观上的配合。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的兴起、现状及趋向

政党形象塑造是指政党为在社会公众中树立符合自身需求的形象而采取的措施及效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执政党形象塑造研究的重视,推动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的兴起。已有研究成果重视媒体在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过程中的作用;关注外国记者、士绅、理论创新等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影响;注重总结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现实启示。当前学界对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在地域上侧重于根据地,对大后方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关注还不够;在研究方法上,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有待提升;在使用材料上,第三方材料的使用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壮大的多维面相,管窥中国革命成功要诀,一定程度上也可为当下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外形象塑造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中共视野下的“大后方”考释

"抗战大后方"(简称"大后方")是指全面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地域依托。中共视野下的"大后方"是地域与政治概念的交集,具有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完整性,突出国共两党政治差异性,强调西南尤其是四川的重要性等特点,包含了地域、政治、军事等丰富内容。大后方对于中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既是中国抵御日军入侵的最后战略基地,也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败的关键所在,是中共除抗日根据地之外最为重要的活动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