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印文誊录与汉代地方行政:基于简牍公文书的讨论

汉代简牍文书誊录了一些印文内容,在文书作业的不同环节,各有特色。文书传行环节多数照实抄录,但有时简写印文或简述印文,比如机构和官称的省写,也有对印章责任人所做的描述性誊录,这些都以能准确辨识发文者为原则。西北地区简牍的收文记录则几乎完全照录印文,而长沙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则由发文者事先写就,比印文内容更翔实。传的印文也会被关吏忠实记录下来。汉代公文书印文誊录,反映了地方行政事务责任落实到人,秉承灵活务实原则,其流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等特征。

秦汉简牍所见“长沙”县考

里耶秦简、华远秦牍、益阳兔子山汉简均见地名“长沙”,表明秦代延续楚国的建置设有长沙县,该县作为苍梧郡的郡治,一直延续至汉初。秦长沙县故城在今长沙市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汉初临湘县的城址可能在北津城,疑吴氏长沙国的国都可能曾由北津城迁至“临湘故城”,迁置后原长沙县改名为临湘县。

河西屯戍汉简诗歌文献探析

出土于疏勒河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河西屯戍汉简,部分简文与文学关系密切,部分简文本身就是文学作品。经梳理目前公布的河西屯戍汉简资料,发现其中有12首诗歌。这些诗歌虽然多为残篇,但保留了汉代西北边塞诗歌的原初形态,真实反映了汉代的边塞风光、边境的社会生活和边关军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丰富了汉代底层文人的诗歌文献,拓宽了汉代诗歌的题材范围,为探索汉代诗体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武威汉代医简》所载“肺腧”穴研究

通过释读《武威汉代医简》相关简文,分析其所载“肺腧”定位的表述方式,并结合传世文献,探寻其具体定位,梳理其演变脉络。《武威汉代医简》所载“肺腧”与后世的厥阴俞在定位、主治方面十分契合,可补全厥阴俞演变进程的缺失环节,故《武威汉代医简》所载“肺腧”应即为后世厥阴俞。且通过对比古今厥阴俞主治功效,参考现代临床报道,厥阴俞的功效主治应还存在进一步研究与补充的空间,比如可用于初步探查病变脏器及治疗肝胆病所致胀满。

西北屯戍汉简所见复姓辑考

西北屯戍汉简绝大多数是文书性质的简牍,姓名资料非常丰富,是研究汉代姓名学的重要史料。西北屯戍汉简所见姓氏以单姓为主,目前所见复姓34个。通过结合秦汉印章、封泥中的复姓资料,对西北屯戍汉简中的复姓进行辑考与统计。

秦汉刻写文字与早期篆隶书法

小篆和隶书是秦汉时期的主要书体。秦时小篆是官方法定文字,隶书为记事急就字体,至汉时,隶书成为主流,篆、隶地位发生变化。撷取秦汉典型“刻”“写”文字材料,梳理了秦汉时期篆、隶的演变过程,指出:秦石鼓文明显继承了西周金文大篆体;至春秋时“秦公钟”“秦公镈”“秦公簋”已开小篆之先河;到了秦始皇时期,小篆在官方的大力推广下日渐标准化,且随着政治、社会生活的频繁,古隶即秦隶产生并应用于简牍书写。经过西汉一代的发展,至东汉末,以《曹全碑》为代表的“隶书”书法已至登峰造极之境界,隶书也成为官方规定的标准书体。

肩水金關漢簡校釋之二

本文對《肩水金關漢簡》中的58枚簡牘釋文問題做了討論,指出其中70多處釋文問題。其中改釋和補釋文字50多個,爲金關簡的解讀利用和今後漢簡釋文整理提供參考。

尹湾汉简“乘輿”再释——兼论“乘輿”的语义演变

尹湾汉墓简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中“乘輿”二字多次出现且均冠于各类器物之前。在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进一步分析其构词理据的基础上,探究其词义的历时演变,认为“乘輿”一词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作短语使用时为“乘坐车子”之义;作词使用时其本义为“泛指车驾”,并引申出“专指天子的车驾”“代指皇帝”等义。

西北汉简所见汉与乌孙“和睦相亲”语境下的交往交流

西北出土汉简记载了诸多汉朝与乌孙交往交流的历史史实,汉简所昭示的“和睦相亲”语境下的和亲、册封、归义、进献、贡赐等,以出土文献为有效载体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乌孙篇章。

《肩水金关汉简(贰)》历简年代考释

2012年《肩水金关汉简(贰)》出版,本文考释17枚历谱散简、9枚纪年残简和8枚月朔简的年代。将11片断简仔细缀合成5枚,连同原有6枚全简,认为属于居摄元年(6)同册历谱。指出:T24:208号简的"延和三年"就是征和三年(前90);T23:103号简应考为鸿嘉三年(前18)闰八月庚午朔,为特殊置闰,《二十史朔闰表》等今用历谱闰九月庚子朔有误。

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

尹湾汉墓简牍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批是西汉时期郡县级行政档案，记载有西汉后期东海郡的社会、经济概况，对于研究汉代的上计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据这批珍贵的史料对汉代上计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

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对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进行了探讨。认为西汉王朝分立乌孙大小昆弥之事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四月之后,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甘露元年;西汉划分乌孙大小昆弥地界和人口的时间,在不是甘露三年,而甘露元年和甘露二年;卑爰疐杀乌日领和归义西汉王朝的年代,在元始元年(公元1年);孙建袭杀卑爰疐的年代应在公元8～15年之间。

汉酒泉郡十一置考

敦煌悬泉Ⅱ0214①:130简记载了汉代河西四郡境内交通路线及其里程,弥足珍贵。本文在反复实地考察及考证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于简中所记汉酒泉郡十一所置的设立及其位置进行了考证。

《武威汉代医简》用字的构形模式分析——武威医简用字“六书”分析之一

《武威汉代医简》的用字情况大体上反映了东汉时期汉字发展和使用的基本情况。文章以许慎的“六书”说为依据,兼用孙雍长先生关于汉字构形10种思维模式的理论,对该医简全部用字的构形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六书”说的实质是以字形分析为核心的汉字形音义关系学说,至今仍是分析汉字形音义关系的重要理论体系。

汉代简牍中所见私人契约

私文书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其生活、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家庭或家族成员活动内容的文字信息。私文书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理私人事物不可缺少的工具,自我国有文字产生便萌芽于家庭或家族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之中。它有四个特点:一是出于家庭或家族成员私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为私人服务;二是家庭或家族成员以私人身份形成的,仅代表私人;三是它反映着家庭或家族成员私人的意志和活动;四是由家庭或家族私人保管。出土的汉代简牍中的私人契约即是汉代家庭或家族成员在本家庭或家族的经济活动中产生和使用的,并代表和反映了私人意志和活动的,且由其私自保管的一种文字信息。

《肩水金关汉简(叁)》历简年代考释

2013年《肩水金关汉简(叁)》出版,本文考释纪年简6枚、历谱散简13枚和月朔简13枚的年代。认为T26:178和T26:218号属于元凤六年(前75),为同册历谱;T30:1,2和218号属于元康元年(前65),为同人所书;指出T26:87号简"河平元年"(前28)错释为"河平五年"。重点考释T29:117A号特殊的矩形年历简(前55),讨论汉代"伏天"的划分。这批月朔简半数可考出唯一年代。

从西北汉简和朝鲜半岛出土《论语》简看汉代儒家文化的流布

通过对敦煌、居延、西域出土汉简和朝鲜半岛出土汉简中的《论语》等儒家文献的分析可知,西汉王朝武力开拓边疆的同时,还把当时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和思想理念传播到了河西、西域以及朝鲜半岛,同军事、政治三位一体,维护了大一统局面的实现和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

《肩水金关汉简(壹)》纪年简校考

《肩水金关汉简(壹)》于2011年8月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所收2351枚汉代简牍中有纪年信息的简牍约497枚。以此为据,我们对其中一些年朔矛盾、纪年待考的纪年简进行校考,以期有助于这批简牍的分期断代。

西北所出汉代簿籍册书简的排列与复原——从东汉永元兵物簿说起

借助编绳犹存的简册,本文指出无论是基于定期簿书还是不定期簿书形成的定期文书或不定期文书,具体内容的排列上,均是细目在前,呈文在最后。进而通过归纳呈文的书写特点,推断一般簿籍类册书的排列均是如此。学界对一些册书的复原存在问题。这种排列结构并非西汉首创,而是承袭自秦代。里耶秦简中就已出现如此排列的木牍簿籍。这种文书书写的结构安排,甚至唐代的文书中还保留,并东传影响到日本。同时,不只是行用于世间的官府,从西汉到唐代,针对地下世界的很多"衣物疏"也仿自此种簿籍的书写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