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意象的寓意与《金瓶梅》的欲望主题

“虎”在《金瓶梅》中是一个象征欲望的意象。词话本中以武松打虎开篇,通过武松打虎与小说其他情节的映射,警示读者“虎中美女”,即色欲的危险;崇祯本第一回则暗写武松打虎,明写玉皇庙观虎,通过二者的互相映射,揭示了财色之欲诱惑与危险并存的两面性;将虎作为象征欲望的意象,其灵感当来自道教内丹学理论,贯穿《金瓶梅》的“龙虎斗”结构以道教理论否定了西门庆等人纵欲的合理性;虎意象体现了《金瓶梅》中观念的丰富与复杂,对这一意象的使用,是服务于《金瓶梅》的欲望主题的。

论《金瓶梅词话》书信文体的特点及功用

《金瓶梅词话》中的书信主要分为公务信函、情书、家书及亲友书信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书信因写作者身份、写作场合、文本语境的不同,呈现出相应的文体特点。通过书信可以透视人物形象的多样性,暴露官场的畸形生态,展现晚明的礼仪与经济文化,并将西门府内外世界有机连接,展示出更广阔的活动场景。探讨《金瓶梅词话》书信文体的样态与功能,有助于了解《金瓶梅》文本的演变轨迹,进而考察明清长篇章回小说文人化的发展趋势。

再谈《金瓶梅》、《红楼梦》之瓜子

张箭先生在《<金瓶梅>、<红楼梦>之瓜子考》[1]一文中,经考证认为明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中多次提到"瓜子",是向日葵的子(葵花子),但是葵花子广泛应用于食用和榨油最早是在晚清。实际上该瓜子应该是西瓜的变种,子用西瓜的子,子用西瓜所产瓜子在明清流行程度很高,子用西瓜一般被称为打瓜或子瓜,该瓜子今天又被称为黑瓜子。

“箱笼”:《金瓶梅》女性书写的“功能性物象”

"箱笼"是明清小说中的常见器具。其出现,一般缘于叙事话语"再现"生活真实的需要。由于与女性相关的文化符码(如服饰、陪嫁、内闱等)大多涉及"箱笼",故其在以女性为中心的情节场面中出镜尤为频繁。在《金瓶梅》一书中,"箱笼"不仅是"再现"古代女子生活常态的普通物象,也不止作为满足叙事现场真实感的道具存在,而是同人物的生命轨迹紧密关联,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有机结合,在观照女性命运、构造情节场面、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金瓶梅》女性书写中一个重要的"功能性物象"。

《金瓶梅词话》中“和”类虚词用法差异计量考察

《金瓶梅词话》中使用的“和”类虚词成员有“与、和、并、同、连、共、及、将、跟”等9个,它们在语法意义及分布上各具特征:在使用频率上,“与、和、并、同、连”为最常用的5个,而“将、跟”则极为罕见;在分工上,“并”主要用作连词,“同、连”多用作介词,“将”只作介词,而“及”只作连词;在主要用法上,用于引导出动作行为的偕同者的主要用“和、与、同”,引导出动作行为的受益者的主要用“与”,引导出动作行为所涉及的对象的主要用“和”同“与”,引导出比较的对象的主要用“和、与”,表示强调的只能用“与”和“连”,介绍出动作行为涉及的另一(些)对象的主要用“连”。

《金瓶梅》对《西厢记》的“戏仿”

在《金瓶梅》的风情叙事中,贯穿着一种对《西厢记》的"戏仿"。这一戏仿不仅表现在人物的言语、行动上,还表现在具体的场景描摹和情节暗袭中。所谓"戏仿",既是对原文本的降格、脱冕和亵渎,又是一种对才子佳人叙事的颠覆,带有一种"解构主义"和"反讽"的特征。这种戏仿所形成的审美风格,恰好显现出身体的狂欢和禁忌之消失的时代征候。

20世纪以来王世贞研究述评

20世纪以来王世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生平研究,集中在王世贞年谱,以徐朔方与郑利华《王世贞年谱》为目前最详实年谱;(二)文学研究,热点集中在王世贞是否为《金瓶梅》的作者;(三)对王世贞的文学思想、史学与书画成就等方面的研究。同时,20世纪以来对王世贞的研究还存在某些不足。

《金瓶梅》时空叙事的创新及其小说史意义

《金瓶梅》由《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衍展而来,但在时空叙事上却突破了原书的规限。它在时代背景上有意混淆宋明两朝,成为通俗长篇小说鲜明深刻地反映时代特征的先例。其疏密有致的纪时叙事、接踵不断的节庆书写,也都通过前后的对比呈现出盛衰之变、冷热之感。它把主要叙事地域由阳谷转换到清河,产生具体指实却又无法确究的艺术效果,进而以家庭为中心展开社会描写,将庭院布局与故事发展、人物塑造相结合,营造了联系紧密的多层空间场域。总体而言,《金瓶梅》为通俗长篇小说树立了新的范式,开创了世情章回小说这一新类型,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芮效卫英译《金瓶梅》的文化战略启示

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的《金瓶梅》在大众眼里只是色情小说,数百年来不登大雅之堂。然而,在芮效卫(David Roy)看来,《金瓶梅》不仅是中国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在世界叙事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芮氏毕其一生研究和翻译《金瓶梅》,不仅为英语世界奉献了第一部完整的《金瓶梅》英译本,而且以其独特的"全译"理念、高超的翻译技巧和详尽的文后注释将《金瓶梅》变成一部中国(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受到西方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高度认同。研究芮氏的"全译"策略,不仅有益于我们认识微观层面的文学文本翻译,更能为当代中国的文化战略带来深刻的启示。

《金瓶梅》借径《水浒传》的文化渊源

《金瓶梅》在《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基础上创作而成,不具所谓的"原创性"。笑笑生之所以要借径《水浒传》,主要是基于题材的特定性质和要求,看到了"武松杀嫂"中英雄、侏儒、泼皮与一个美人故事的潜在审美效应,迎合了人们崇拜英雄的心理,体悟到"武松杀嫂"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与自己创作主旨相合的深刻蕴涵,以及与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表达的某些思想观念的合榫。

陈忱丁耀亢小说合论

陈忱和丁耀亢是清初最重要的小说家,在身历明清鼎革人生进程的陡然转折,被迫作出痛苦的"进退出处"的角色选择后,他们从不同的起点出发写出了独特的作品,从而揭开了清代小说史的序幕。通过他们的具体作品,可以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寻绎出士人们的"思想的流程"。

论《金瓶梅》中的两性观

《金梅瓶》中的两性观受到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和重情轻理社会思潮的明显影响,注重权钱交换与情欲感受,体现出迥异于传统的新特色。从社会文化意义上说,这种两性观是对传统两性文化的挑战,喻示着两性关系中新质素的萌生,同时在情欲的表层下蕴含着对人性的思考。

《金瓶梅》与柳子戏关系考

明清市井小说《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运河河畔,书中人物所演唱的曲牌与柳子戏曲牌关系紧密,经证两者是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文化区域内,使用相同的伴奏乐器,唱同名的俗曲与戏曲,所以《金瓶梅》记录了柳子戏曲牌发展之踪迹,柳子戏活化了明代《金瓶梅》书中所写之妙曲。

王世贞作《金瓶梅》新证

《金瓶梅》的作者非王世贞莫属。根据有四：①“兰陵笑笑生”中的“兰陵”并非地名，而是运用藏词艺术手法隐含作者姓王，是一个孝子；②弄珠客《序》采用析字格手法，表明《金瓶梅》的创作主旨是嘲弄姓朱的皇帝；③王世贞的父亲王■被杀与嘉靖帝有直接关系，替父报仇是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主要动机和根本目的；④作品中的明代三个真实人物是王世贞的暗示性符号。

谈《金瓶梅》中的说唱艺术成分

《金瓶梅》词话本是说唱活动的底本,该长篇小说是在说唱艺术中生成的一朵奇葩。《金瓶梅》说散本是从词话本发展来的,尽管发展过程中做了许多删削改动,但说散本中仍保留了大量的说唱艺术成分。说唱艺术成分的存在,使《金瓶梅》文本(包括词话本、说散本)具有了别样的美感。

从张竹坡批评看吴月娘形象的“多色调”

在《金瓶梅》人物谱中,吴月娘的形象让人难以把握,张竹坡在解读吴月娘时,出现了许多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说“《金瓶》虽有许多好人,却都是男人,并无一个好女人。屈指不二色的,要算月娘一个”,“月娘,可以向上之人也”;另一方面说“此书中月娘为第一恶人罪人,予生生世世不愿见此等男女也”,“真是千古第一恶妇人”。这些矛盾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笑笑生对吴月娘形象的矛盾心理,即一方面肯定吴月娘对传统道德纲常的遵从,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吴月娘的作为,也不足以充当挽救社会崩溃的药方。

从李瓶儿之死看《金瓶梅》众生百态

李瓶儿从生病到死亡,作者浓墨重彩,各色人物陆续登场,演绎众生相。失去瓶儿,西门是痛,这是他唯一的一次真爱体现;月娘是怒,善良中带有怨恨;玉楼是淡,瓶儿的生死与她关系不大;金莲是快,与自己争宠的眼中钉终于拔掉。丫鬟仆妇哭自己,失去了瓶儿那么强大的靠山。尼姑妓女为利益,一心为了银子,毫无真情。帮闲朋友倒还是真心意。

《金瓶梅》的易学渊源

《金瓶梅》的创作远承中国古代悠久的易学之道。小说"体天道以立言",因果轮回、善恶报应思想贯穿全书,借以传达"劝善惩恶"的主题命意。《金瓶梅》也在情节结构方面受到《周易》阴阳对立思想的影响,以第四十九—五十回为中心,分为前后对称的两大部分,表现了一个封建家庭由盛而衰、由热到冷的过程,所形成的情调反差增强了作品的节奏韵律美感。而且,小说模仿"倚数"思想谋篇布局,结撰人物命运;通过卦象及其转化思想来设置人物、勾勒情节,皆有《易》理可循。这不仅为文本解读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也拓展了作品的深层涵义,使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貌。

《金瓶梅》配角论

《金瓶梅》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四大奇书"之一,其主要贡献是:除了塑造西门庆、潘金莲等主要人物形象外,还塑造出众多栩栩如生的配角人物形象。以玳安、秋菊为代表的奴仆下人类配角,虽身为小人物,却个个性格鲜明,不可取代。正是这些形象鲜明、富有特点的配角人物,让我们看透了他们卑劣丑恶、堕落无耻的嘴脸,也让我们认识了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明代社会。他们围绕在主要人物周围,为我们展示了世风日下的明代社会的众生相。

一曲法制与道德沦丧的挽歌——《金瓶梅》的主题与文化意蕴再探

自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后,儒家思想长期统治中国。儒家主张"礼治",导致法制伦理化,伦理政治化。面对元、明时期法制和伦理道德的沦丧,《金瓶梅》的作者对此却无可奈何无力挽救,因而表达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唱出了一曲法制与道德沦丧的挽歌。对法制与道德沦丧的忧患,正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和文化意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