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稳定性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工作作为居民个体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交汇点,其稳定性深刻影响着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水平的高低。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采用Logit回归模型,从工作稳定性视角出发,探究工作变动经历、工作变动意愿和工作转变安排对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从工作变动经历来看,在自身工作状况影响下,其对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城镇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受到了工作变动经历的显著正向影响,而乡村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却受到了抑制,并且对男性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工作变动意愿来看,居民的工作单位变动意愿相较于工作类型变动意愿对二孩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公有制单位中工作单位变动意愿对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负向作用更显著。同时,当居民工作地点向国外变迁时,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居民工作地点在国内变动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却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从工作转变安排来看,工作转变安排显著降低了女性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而对男性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却表现出相反的作用。

工作家庭冲突对城镇职工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多胎政策启动的背景下,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日益突出,适龄群体再生育意愿低下。采用2017年湖北省“城镇职工二孩生育意愿”的课题调研数据,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分析了工作家庭冲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探讨了生育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样本中,工作家庭冲突负向影响二孩生育意愿,但只存在着间接效应,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在工作家庭冲突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分性别来看,男性样本的工作家庭冲突抑制了二孩生育意愿,成本态度部分中介了工作家庭冲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女性样本的工作家庭冲突不影响二孩生育意愿,但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对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关系控制产生消极影响。

性别视角下生育意愿研究

使用2014年和2021年“湖北百县生育调查”数据,研究性别视角下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相对于女性,男性的生育意愿更高,男性二孩生育意愿比女性提高了32.36个百分点,三孩生育意愿提高了76.56个百分点。在使用反事实方法处理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后,性别差异依然显著存在。同时,随着人口政策的放松,生育意愿性别差异也因生育空间释放而逐步扩大。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性别差异只出现在男性占据优势地位的传统婚姻匹配模式中,它通过男孩偏好和性别分工来调节男女的生育意愿。男性的男孩偏好提升了男性的生育意愿,而“生育-工作”冲突则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同时,这两种调节机制随婚姻匹配模式的转变会逐渐消失。

送托一定会提高女性再生育意愿吗?——来自第七次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发现

基于第七次全国生育状况调查数据,文章使用logit回归模型和倾向值匹配法讨论了托育服务与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在以市场化托育服务为主体的环境下,接受托育服务不仅未能显著提高女性再生育意愿,反而可能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第二,灵活的托育服务形式对女性再生育意愿存在积极影响,接受非全日制托育服务的女性再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接受全托的女性;第三,托育服务价格均对女性再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绝对价格和相对价格越高,女性再生育意愿越低;第四,在使用送托模型和近邻匹配法控制样本选择性之后,托育服务对再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明显下降,但主要对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作用显著,对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不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从提高托育服务灵活性、降低托育服务成本、促进供需有效匹配和锚定政策重点人群等方面,提出了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稳定和提高女性再生育意愿的政策建议。

现代化视域下经济发展、教育资源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基于现代化视域,使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经济发展和教育资源对生育旺盛期(20-35岁)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递减效应,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教育资源供给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补偿效应,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会随义务教育资源供给的增加而提高;经济发展、教育资源对不同受教育程度或生育状况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应重视宏观地区性因素对微观生育意愿的影响,建立与地区现代化程度相匹配的育儿政策体系。

女性劳动参与降低了生育意愿吗?——基于子女照护需要视角的研究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索了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从子女照护需要的视角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的确对个体生育意愿产生了负向影响,使用多种方法衡量个体劳动参与情况,并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结果证实了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意愿负向影响的稳健性。使用“目前或最近这份工作开始的时间”衡量女性个体劳动参与持续时间,发现目前或最近这份工作开始的时间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在婚、有子女的子样本中更显著,验证了家庭照护是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应成为未来公共政策的重要关注点。

工作—家庭冲突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家庭育儿支持的作用

家庭育儿支持对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以往研究较少探讨家庭育儿支持的有效性问题。文章基于2021年“低生育率背景下育龄家庭的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当女性面临工作—家庭冲突时,不同家庭育儿支持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工作—家庭冲突对女性再生育意愿有显著负面影响,家庭成员提供的育儿支持有助于缓解其负面影响;(2)工作—家庭冲突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不同育儿照料模式间存在差异,夫妻合作对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的负面影响作用最大;(3)在不同形式的祖辈支持下,工作—家庭冲突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特别是那些仅获得祖辈经济支持的样本,工作—家庭冲突对再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得到有效缓解;(4)当面临工作—家庭高冲突情境时,新生代育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难以被代际合作有效提振。文章认为,工作—家庭冲突在现代社会愈发凸显,夫妻合作在未来家庭育儿模式中将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相关部门应当为家庭内部育儿分工平等化提供支持,促进代际和谐,并通过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补充家庭育儿资源的不足。

生育支持政策提升了女性生育意愿吗?——基于企业—员工匹配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13和2017年企业—员工匹配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实施生育假、生育补贴、工作—家庭平衡计划3种政策对育龄女性员工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各项政策均显著提升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其中工作家庭平衡计划的效果最明显,但政策效应在国际上仍处于较低水平;(2)各项政策效应存在异质性,生育假对未育、29岁及以下、高学历、大城市女性员工作用更大,生育补贴对29岁及以下、40岁及以上、中小城市女性员工作用更大,工作—家庭平衡计划对已育、高收入、高工作强度、大城市女性员工作用更大;(3)不同的生育支持政策通过产生“成本效应”或“和谐效应”,进而提升生育意愿;(4)不同政策之间能产生良性互动,政策组合对女性生育意愿的促进效应大于单项政策。文章研究结论深化了学界关于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及作用机制的认识,为“全面三孩”时代的配套支持政策改革提供了参考。

工作环境满意度对适育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FPS2020的实证研究

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截面数据,分析中国“适育”群体的工作环境满意度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显示,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工作环境满意度的提高会降低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工作环境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一方面,工作环境满意度的提高,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在低收入组身上更加明显,但是一旦真实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收入,还是会倾向于选择抚育下一代;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大,适育群体回归家庭,工作环境满意度提升对抚育意愿的“挤出效应”会逐渐降低。

面包与孩子:青年失业如何影响生育意愿-来自OECD国家的证据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是世界性难题,近年来在三重压力叠加的影响下,这一问题在我国也愈加突出。与此同时,我国生育率持续在低位徘徊,即使在放开“二孩”和“三孩”政策限制后依然未见明显好转。文章基于1960—2020年38个OECD成员国家的历史面板数据研究青年失业率走高和生育率走低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负向关系,结果显示:青年失业率显著降低了生育率,且这一影响具有长期性和可逆性特征;青年失业率的生育抑制效应在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化表现,老龄化程度越高、失业持续时间越长的国家,其生育抑制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发现,青年群体在高失业率下工作压力加大发挥完全中介效应,相对而言,收入质量效应、收入波动效应、晚婚晚育效应等其他作用机制均没有得到实证支持。可见,生育促进政策要注重从青年群体初次就业市场的源头抓起,做好前瞻性、全局性、整体性政策布局。

工作压力对银川市职业人群期望生育子女数的影响研究

目的分析银川市职业群体的工作压力对其期望生育子女数的影响,为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的转化路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现况研究,先用方便抽样法选择研究现场,然后用整群抽样对银川市10家单位1 026名职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65.60%的职业人群期望生育2个孩子;工作压力处于中等水平,工作要求高的人群不想要孩子的可能性是工作要求低的人群的1.16倍(95%CI:1.01～1.32),相反,工作自主程度高的人群不想要孩子的可能性是自主程度低的人群的0.90倍(95%CI:0.83～0.98)。结论银川市职业群体的工作压力对其期望生育子女数有影响,可通过进一步加强社会支持,提高工作自主能力,缓解压力,促进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