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时空与因果:关于僧肇《物不迁论》之争的再讨论

东晋僧肇的《物不迁论》在历史上曾引起过较多的争论,主要在该论是否符合大乘空义上,这个问题至今仍有讨论的必要。《物不迁论》首先引用《中论》,从真谛角度确立了全篇“性空”的大旨;接着从俗谛的角度,以“动静”“时空”“因果”三个角度作为切入口,论述了动静不二、因果不虚的道理。造成《物不迁论》歧解的原因,在于僧肇使用某些概念时没有严格区分真俗不同的语境。在《物不迁论》的总体论述中,僧肇主要从俗谛的立场,回应了当时中土佛教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而在更高层面上,则连接了般若中观的缘起性空、万物无自性之义。阅读《物不迁论》,需要和《肇论》的其他几篇并观,才能得出更为公允的结论。

《物不迁论》“不迁”的方便随缘前提与实相旨归

“方便随缘”是僧肇《物不迁论》造论的重要前提。对这一前提的肯定与否,直接影响了对该论文义的理解。对“不迁”意思的误解,也都肇始于对“方便随缘”前提的忽视。考察历代注疏可以发现,对“方便随缘”前提的强调与“实相”旨归的认同。尽管由明代镇澄引发的“物不迁大论战”的争议以来,至今仍有颇多学者支持镇澄观点,但考察镇澄相关文论及其论战后“毁板谢罪”的结果,可以发现镇澄不仅有刻意回避“方便随缘”前提之嫌,其对“不迁”的华严宗化诠释实则也与历代注疏的“实相”旨归契合。这说明,历史上的“不迁”争议在当时已经以当事人肯定“方便随缘”前提与华严宗化的“实相”诠释的形式得到了解决。

《物不迁论》与佛教中国化

有关僧肇《物不迁论》的争议为中国佛学史上的一大公案,镇澄、印顺等认为僧肇未能坚持"性空"之理论不迁,而流于小乘、外道的"性住"之见。德清等认为僧肇恰恰是从理事不二的立场论"物不迁",而非"理不迁"。可以说《物不迁论》之争其实是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的对话。从"理不迁"到"物不迁",是僧肇对印度中观学的中国化,与他在《不真空论》中"立处即真"的思想一致,体现的是魏晋玄学"谈言微中"的风格。与恪守印度中观学的三论宗大师吉藏相比,僧肇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十分深远,后世的禅门宗师常以"物不迁"作为话头接引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