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演化:先秦古吴语的语言系属嬗变

先秦时期吴越文化圈的形成促进了吴越两地的语言交流和融合发展,该时期的古吴语是古吴越语的次方言。现代吴语发端于晋代的汉语江东方言,跟古吴语的语言性质不同,古吴语经历了从百越民族语言到华夏语分支的演变过程。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先秦古吴语向华夏语方言的嬗变过程:(1)先秦古吴语具有侗台语的语言特征,吴国人和越国人都是百越部族;(2)先秦古吴语的分布地域比现代吴语分布更广,北界直抵淮河;(3)先秦古吴语受到当时政治、文化、移民等因素的影响,不断向华夏语的方向演进,直到汉晋以后才完成汉化的过程。

《乐府诗集》吴声歌曲所见中古金陵语音述要

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是我国古代乐府学著作中收集乐府歌辞最为完备的一部。《乐府诗集》收录了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乐府诗歌,吴歌即为其中之一。通过分析《乐府诗集》中342首无署名吴歌的韵脚,发现其押韵与晋宋时期文人诗的用韵规律各有异同。吴歌与晋宋时期文人诗押韵的相同之处在于:东冬钟江合用,脂微同用,皆部齐韵字与支部齐韵字不押韵,寒桓删和先仙山分用。吴歌押韵规律相较晋宋时期文人诗作用韵规则的不同之处则在于鱼韵与模韵的分用。吴歌中鱼模分用规则与齐梁文人诗的用韵习惯较为接近,从汉语史的角度来说可谓时代新变,而这种新变或许与吴歌所使用的金陵附近地区方音有关。通过对吴歌鱼韵字押韵的分析,发现吴歌正处于晋代至齐梁诗歌鱼模分用的过渡阶段。整理吴歌鱼模二韵的韵脚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中古金陵语音面貌,也证明了鱼模二韵由合用到分用的变化是受到当时金陵语音的影响。

吴语描写借词的地理变异

描写借词指以“洋、番”等修饰性成分加上本地原有词语构成的、用来给外来事物命名的一类词语。该文针对明清以来吴语中的描写借词,考察它们在吴语中的地理分布情况。基于方言词典的语料,吴语在“洋”系列描写借词的使用上较为统一,在数量、种类以及词形上近似,表明吴语各地区对外来工商业产品的传播接受快,其进入语言层面的过程非常迅速。吴语在“番”系列描写借词的使用上差异较大,尤其是南部吴语中的“番”系列描写借词较为特殊,在货币用词及称谓词的使用上与北部吴语有明显不同,与闽语、粤语的方言点更相近。这种现象揭示了在吴语方言中“洋”“番”两个系列描写借词有不同的传播路径,北部吴语内部接触更为密切,南部吴语则与闽语、粤语接触更为密切。

演化观中的声调类型:西南吴语案例

文章根据一手录音材料,从演化的角度来描写、分析吴语西南部的婺州和处衢片45个方言点的声调类型。西南吴语声调和语音的最大特点是:发声变化大而曲拱丰富。发声变化大主要有两点:有70%强的调系丢失了吴语最重要的气声特征,从而失去下域;有9个调系增生了假声/张声上域,占总数20%。曲拱丰富表现在:1)包括凹调、弯降和凸升的“拐调”特别多;2)新发现四种拐调调型:三种凹调和一种高凸升;3)作为极端例子,有两个调系中存在四个凹调的对立。确定调型应按类型学标准,而不是以往的音位或区别特征标准。文章对类型学标准的权重问题也做了讨论。

论皖南泾县吴语古影母非开口平声字归上的音变原因

本文尝试从外部接触和内部结构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皖南泾县宣州吴语影母非开口平声字归上这一典型的由内外因共同作用导致的音变现象。研究认为该音变的外因是与明清官话标准音阴平调值趋同;音变内因是方言阴阳平调值接近,当在非开口呼前,奉、微、疑、喻、匣等浊声母变为零声母,与影母字声韵相同时,阴阳平字就有混同的趋势,为保持阴阳平字的区别这一汉语方言中的强势规则,从而推动影母非开口平声字的声调发生变化。

助动词“用”之肯定用法浅议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儒宁波话文献中助动词“用”肯定用法常见,表道义情态、动力情态,它并非晚清西儒由其否定用法类推“自创”而来,而是沿自明北部吴语。这一用法虽未见于北方通语文献,但见于南方宋儒语录、文言志怪小说以及明南方白话小说和今闽、赣、湘南土话等方言中,它很可能为南宋时期形成的南系官话用法。其肯定用法由同义助动词“须”的用法类推而来,并由道义情态义衍生出主语指向情态和认识情态。

略论晋代吴方言的齿音声母

魏晋六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接触和民族语言融合的重要时期。《颜氏家训·音辞》曾记载当时的语言状况:“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通过比较《经典释文》所引的《字林》与徐邈注音,考察晋代齿音声母的情况,发现《字林》的齿音精组与庄组是分立的,徐邈的精组与庄组之间尚未完全分离。用同时期南朝顾野王的《玉篇》音反映的齿音做进一步证明,可以得出结论:由于五胡乱华,北语在南渡之后受到了当地吴音的浸染。

《皇极声音文字通》文字排列探究

作为一部明代的吴语韵书,《皇极声音文字通》完全袭用北宋邵雍的《声音唱和图》的框架,但二者在文字排列上却有一些不和谐、不一致之处,前贤对此多有诟病。本文指出这些不和谐、不一致之处反映出了明代吴语实际的语音状况,恰恰是《皇极声音文字通》的价值所在。

基于吴语和普通话混合的无差别语音识别

针对使用方言的人数多,方言的识别效果较差问题,本文以上肢康复外骨骼的语音指令作为识别对象,使用Python的第三方库Keras和Librosa建立了一种DNN-HMM[深层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隐马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模型,对吴语方言与普通话混合的语音样本进行无差别语音识别研究和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的模型对于吴语方言与普通话混合的语音样本识别率能够达到81%,具有较高的识别精度;且对于单独的吴语方言识别率有65%左右。该研究结果可以进一步的应用于其他地区方言的语音识别,为智能康复外骨骼的控制研究和推广提供了理论和实验基础。

“凑投”源流考

明清时期江浙地区将“岁时炒豆”习俗称为“凑投”,在方志中还写作“漏凑”“兜凑”“投凑”“凑头”等形式,它们是“凑斗”“斗凑”这一对意义相同的逆序词在吴方言中语音发生讹便并以音近字记录的结果。其中“凑投”由“凑斗”发展而来,又写作“凑头”;“漏凑”“兜凑”“投凑”均由“斗凑”发展而来。在现代吴方言中“凑头(投)”有人物的“相聚、结交”、事情的“碰巧、凑巧”、事情的“顺利”等义。在“岁时炒豆”习俗中,“凑投”表示事情的“顺利”。

“六书”与地名俗字的形成原理——以江浙地名为例

我国众多方言地名中俗字占比不少。这些地名俗字有的字形罕见,有的同形不同音义,给公众书写、交际带来不少障碍,也对地名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在搜集当地方言口语用法基础上运用传统“六书”理论探究俗字的构造与形成,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指导思想,研究、解释了江浙地区几十个地名俗字的含义和造字理据,突破了以往志书多通过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角度阐释地名俗字、俗词来源的局限。

从明清方志看江浙地名中的通名“扇”

文章从历史、语言和地名本身等方面对太湖东南角水网地区以“扇”作通名的特色地名进行了研究,认为“扇”是吴地对水网地区“圩田”的形象称呼,它虽与田亩图中“扇”的得名原因相似,但两者互无引申关系。

方言背景下大学生英语单元音声学特征研究——以江淮方言区与吴方言区为例

该文通过声学实验研究,对比江淮方言区和吴方言区大学生英语单元音在F1、F2及时长方面与本族语者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两个方言区受试的单元音产出无论是发音位置还是发音时长都与本族语者存在显著差异,如低元音/ɑ:/,/■:/和/■/的舌位显著偏高;除/■/之外,单元音的发音时长比本族语者明显更长;很难区分/ɑ:/-/■/。此外,还发现吴方言受试可以通过发音位置和发音时长区分/i:/-/i/,但不能根据发音位置有效区分/u:/-/■/;江淮方言受试能够区分/i:/-/i/和/u:/-/■/的时长差异,但不能从发音位置区分这两组长短元音。

V上和V下

"V上"和"V下"各自可以分成若干不同的类型,它们表达的语义不同,出现的时代也不同。这些不同类型的语义是有联系的,特别是和原型语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时用"V上"和"V下"似乎意思差不多,但仔细分析还是有差别的。在吴方言中,"V下"说成"V落",但《海上花列传》中,即使在对话中也多写作"V下"。

论明代吴方言的介词“捉”

本文论述了明代吴方言分词“捉”的使用情况,探讨了“捉”的历史演变以及由动词虚化为介词的过程。

吴语的后置副词“添”与有界化

一般认为,吴语后置副词"添"的语法意义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再",表示动作行为的持续或反复。文章经过考察认为,"添"与"再"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当,而且由于后置所产生的句法诱因,使"添"同时还起到谓语的有界化作用。文章并进一步推想,"添"也许还代表着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的后置副词的类型。

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以吴徽语区为例

本文在对吴徽语区内的方言岛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问题。文章指出方言岛的形成有三种方式:填水成岛、蓄水成岛、隆起成岛,并讨论了移民与方言岛形成的关系。论文考察了方言岛的生态环境,发现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区内方言悬殊的地区是适于方言岛生存的土壤,最后指出方言岛的消亡有两种方式:渐变式消亡(“融岛”)和突变式消亡(“淹岛”,即语言转用)。

通泰方言的吴语底层及历史层次

通泰方言历史上属吴语区,至今还蕴藏着丰富的吴语底层。文章论述了通泰方言和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方言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明初大批苏州移民迁移江淮之间给通泰方言语音系统的影响,指出了两种方言在声、韵、调方面跟北方话相区别的现象,通过对通泰方言文白异读字的分析,勾稽出吴语底层音的历史层次。

吴语语音研究综述

吴语是我国的第二大方言,吴语研究尤其是吴语语音研究起步早、论著多。吴语的全浊声母、声调、连续变调和小称变调都曾经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上述四个方面对吴语的语音研究作一综述。

昆山腔、魏良辅和吴语音乐

入明以后,南戏的发展衍生出四大声腔。昆山腔一跃而在众腔之上,其中有明初复兴华夏文化、以吴语为正宗的社会原因。昆山腔经魏良辅的改造,发展了吴语音乐,使之能与北曲相抗衡,成为明代华夏戏曲艺术的代表。昆曲的形成,蕴含着昆山腔、吴语音乐和魏良辅三者之间的社会文化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