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的编纂与文化传承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是明代非常重要的大书,对于传承、弘扬宋元儒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为主要的是,《大全》借助统一儒家经典及思想诠释的形式,实现了文化传承,统一了当时的全国思想,极大地赢得了儒士大夫们的文化认同,有效地实现了统治阶层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

明初《五经大全》传注取材新探——兼论纂修群体构成

《五经大全》作为明初官方修纂的重要典籍,其抄录成编的做法历来为学界所诟病。然而传注底本究竟如何选取,鲜有学者涉及。事实上,《大全》选取传注,一方面考虑学术发展的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又结合政治因素的综合考量。纂修班子内部,呈现出以江西籍与福建籍翰林职官为主干的群体特征。他们时常同行出游,饮酒诗赋,相为唱和,形成了以地域为纽带的乡邦士人团体,成为明永乐朝历史发展进程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总而言之,《大全》是明初学术与政治交相呼应、相互影响的综合产物。

越儒吴时任《春秋管见》传注取材考源——兼论《五经大全》的学术评价问题

吴时任《春秋管见》作为越南代表性的经学典籍,目前尚未引起学界重视。除却《春秋》三传,此书还参引多种宋元经籍。对比有关集注文献,使其取材《五经大全·春秋集传大全》的情况初露端倪。事实上,无论相同传注,抑或征引体例,《管见》与《大全》保持高度一致;而传注与原文存在偏差,自身亦有误引现象,则最终确定《大全》为其取材的真实来源。《五经大全》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产生不少衍生文献,在域外获较高的学术赞誉,与明清本土学术评价形成巨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