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经熊的法学家身份对其翻译的影响

吴经熊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法学家、翻译家,积极对外译介中国法制思想与古典文化,旨在让西方真正了解中国。其在中国法制进程及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从吴经熊的法学家身份出发,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翻译策略,探究其法学家身份对翻译行为的影响。

吴经熊法律哲学思想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了吴经熊的法律哲学思想。从总体上讲,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阶段与后期成熟阶段。其早期阶段的思想主要由三对矛盾贯穿而成:法律资源论上的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之间的矛盾;法律方法论上的经验式观察与理性推理之间的矛盾;法律思想上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后期的思想则主要围绕着法律、宗教、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展开。通过研究作者揭示出了吴氏思想的核心部分:即超越东西方的法律文化。而这样的法律思想将构成对当今法律全球化时代挑战的一种积极的回应。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的法学家

在中国法学史上,吴经熊占有一个特殊和引人注目的位置。吴氏早年游学欧美,精研西学,试图建构超越东西方的法律哲学,达到"恒常"与"无常"、"守经"与"达变"之间的圆融与会通。面对内忧外患的国难当口,吴氏中年皈依天主教,沉浸灵修,提出"在进化中的自然法",期许实现法律真、善、美三者相和谐的艺术。时隔半个世纪,作为法律学人重新回味吴氏其人其学其思想,检讨其中的得失,以期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带来些许思考。

吴经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圣经》翻译——以《圣咏译义初稿》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吴经熊奉蒋介石之令重译《圣咏》。吴经熊稽考各类《圣经》版本和参考书籍,以中国古代诗歌的形式将其译为中文,计有四言、五言、七言,冶诗经、离骚、楚辞、唐诗于一炉,展现了吴氏深厚的旧学修养。蒋介石于军事倥偬之余,前后三校吴经熊所呈译稿,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圣咏译义初稿》是基督教经典中国化的一次成功尝试,出版之后,备受学界关注,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但是,受制于当时国人的知识水平,此书难以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也大大削弱了其在中国基督徒中的影响力。

吴经熊《道德经》译介的转喻视角分析

1939年,吴经熊在由其任主编的英文期刊《天下》上连载了自己的《道德经》译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本文拟以提莫志克所提出的"翻译是一种转喻"的理论为研究视角,考察吴经熊《道德经》翻译实践的特点,及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提莫志克指出,译者能够通过选择性地突出原文本的一部分来转喻式指代文本本身的方式,来实现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聚焦吴经熊的《道德经》翻译实践,考察其译文和周边文字的转喻式构建特点,及其与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喻式关联,可知:通过采用"执两用中"的译介策略——充分性和接受性兼顾,民族性和世界性并举,吴经熊尝试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突出《道德经》不仅具有世界文学经典的语言特征,而且与西方文化相似相通,对西方现代文明中出现的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吴经熊的转喻式翻译实践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参照模式,对其翻译实践的转喻视角分析,也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理解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托马斯·默顿《庄子之道》的产生过程

本文主要研究托马斯·默顿的《庄子》译本即《庄子之道》是怎么产生的。首先论述了默顿在译介《庄子》之前对道家和中国文化的喜欢,这成了他译介《庄子》这本书时的文化预备,接着论述了天主教著名学者吴经熊在默顿翻译《庄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最后论述了作为文本的《庄子之道》的形成过程。

论“吴氏宪草”

吴经熊是近代中国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起草的"吴氏宪草"也素有争议。"吴氏宪草"中规定了广泛的基本权利,但也同时规定,为了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凌驾在这些权利之上。这种对待公民自由问题所采取的处理方式,既不是为了巩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业已掌握的专权,也不是机械移植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基本权利模式。在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深入了解吴经熊的人生经历和专业履历,"吴氏宪草"在公民自由问题上所采取的处理方式,反映了特定语境下的利益权衡,是在其他利益之上优先考虑某些国家利益的有意为之。吴经熊可能也对公民自由问题忧心如焚,但相比之下,加强国家安全和改造中国的法律文化更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