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箸”演变到“筷子”的再探讨

名物词"箸"历经发展,最终定型为"筷子"。沟通二者的桥梁是明代吴语因讳"箸"谐音"住"而创造的替换词"快儿"。"快儿"首先从吴语渗入明代官话,清代时,由于子尾词的兴起,终于被子尾化,先演变为"快子",后被"筷子"所取代。探明这个变化轨迹对词汇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西游记》所见方言词语流行区域调查

对于《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我们对《西游记》所见方言词语统计归纳之后,调查了江苏省的56个方言点,根据调查结果分析,认为作者是江苏淮安人。通过分析江淮官话特征词,认为江淮官话有"南染吴越"特色,个别吴语语法上的特点,则可能因语言系统之外的原因而掺入。

早期吴语“说”类动词及其演变

一百多年前吴语苏州话“说”类动词“说”、“讲”并用,上海话只用“话”,宁波话“话”“讲”共存,台州话和温州话只用“讲”。近一百多年来上海话、宁波话经历了“讲”替代“话”的演变,替代的过程为:“讲”首先替代“话”带名词性宾语的用法,经过不带受事宾语和表告诉义的构式阶段,最后替代“话”带动词性和小句宾语的用法。今吴语“说”类动词分布格局是南系官话核心词“讲”在吴方言中扩散速度不平衡的结果。吴语“说”类动词的分布为观察“讲”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扩散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论闽方言及其演变

闽方言如何形成及何时形成 ,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但采用地名相关分析法和字音分析法对现有认为闽语当是由吴语演变而来的证据进行再分析 ,结果表明 ,两种方法均不难归集到支持“闽语是由吴语演变而来”和支持“闽语是由中原语演变而来”的证据。双方证据相对均衡 ,从而并不特别支持“中原话为祖父辈 ,吴语是父亲辈 ,而闽语当属儿孙辈”之说法。

语音层次与边界方言属性--以丹阳方言为例

丹阳方言位于江淮官话与吴语交界地带,语音演变情形复杂。历史上较完整的文白异读对应已经消失,但今声母、韵母与中古音韵地位对应的不齐整,仍可显示出方言语音的不同层次。通过与扬州、苏州、常州语音的比较,可看出丹阳方言的边界方言属性,分析丹阳方言语音里的异源层次,发现方言底层的语音形式;可探讨丹阳方言文读层和白读层的来源,以及方言语音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演变趋向。

吴趼人小说创作与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离合关系——以《恨海》为例

吴趼人是晚清著名小说家,也是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坚定追随者,然而最后他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向了维新派小说理论的对立面。以吴趼人的《恨海》为例,揭示吴趼人在创作上悖离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原因及其结果。

《正字通》歌戈韵混并和明清江淮官话

中古果摄歌韵与戈韵合流是现代长江流域汉语方言的主要特点之一。本文中我们再次考察《正字通》歌韵与戈韵合并的情况,对比《洪武正韵》、《字汇》,指出《正字通》歌韵戈韵已然合流。考察明清时期其他几种韵书、韵图,认定该音变在16世纪吴语已然完成,至迟在17世纪江淮官话文献也有记录,而音变的蛛丝马迹在《洪武正韵》中已有显示。对该音变的研究将有助于明代江淮官话等的研究。

语言演变与层次替换——以江淮官话、吴语为例看汉语方言演变模式

语言谱系分化的模式注重分化,分化以后的语言差异越积越大,从单一的原始语言不断分化为不同的方言、语言、语族、语支,分化越久,差异越大。汉语方言的演变与谱系树模式不同,分化以后的方言还有一种趋同的向心力,这就是历代中原权威官话不断同化周边语言,造成汉语方言官话化、民族语言汉语化的原因。文章以江淮官话与吴语为例来说明因语言接触而引起的层次替换与自然音变的区别,层次替换的特点,以及层次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等关键问题。

吴语人群学习普通话语音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针对浙江地区吴方言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给出对应训练方法,对推广普通话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历史层次分析与方言的层次分类——以吴语、江淮官话的层次分类为例

本文分析古从邪崇船禅诸声母在今江淮官话、吴语的读音层次,并参照北京官话、闽语的相关现象来看这些读音的层次性质,进而对吴语内部各片、江淮官话内部各片做方言层次分类(分区)。指出汉语方言的层次分类(分区)能更好揭示汉语方言的演变历史以及方言间的接触和亲疏关系。

声调研究中的一种新统计方法——“增长曲线分析”法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运用

声调基频是一种连续的非线性数据。长期以来,针对基频数据多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等“点对点”的统计方法,但这类方法本质上是将连续的数据作离散化处理,并不符合基频数据的特点。本文旨在介绍一种新的统计方法——“增长曲线分析”法。这种统计方法能将基频曲线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通过正交多项式拟合声调曲线,采用均值、斜率和凹凸程度等特征系数来比较曲线的异同。这种统计方法不仅能够较有效地解决传统“点对点”统计方法所带来的诸多弊端,还能将声调数据中的个体差异考虑在内。此外,本文还通过两个实例研究——黎里方言单字调和天津方言两字组连调,展示了“增长曲线分析”法对解决汉语方言声调研究争议问题的有效性。

关于官话方言早期发展的一些想法

本文的前半部分(1)用入声有没有分化这个条件把现代的官话方言区分为南北两系。(2)说明南北两系官话在两宋、金、元、明、清这一千年间的相互消长。(3)进而支持吕叔湘先生的两个说法：(i)“北宋的时候，中原的方言还是属于南方系；现在的北方系官话的前身只是燕京一带的一个小区域的方言”，(ii)北系官话复数词尾用“每”，南系官话用“们”(“门”、“懑”)。后半部分说明(4)官话方言充分而必要的条件是中晚唐已经发生的(甲)日母、微母非鼻音化，(乙)全浊上变去，(丙)第三人称代词用“他”。(5)用这三个标准，可以说明(A)现在的杭州话是一种保守的南系官话，(B)晋语是官话的一种次方言，(C)官话方言在第八、九世纪已经形成。(6)吕先生说：“我们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依照(C)项结论，近代汉语的开始就是官话方言的开始。

《磨光韵镜》中唇音字的读音层次问题探讨

本文通过对日本释无相文雄<磨光韵镜冲“通”“江”两个摄中所载唇音字的梳理,利用文献互证等方法对作者所标识的“吴音”“汉音”及“华音”三个系统的唇音字作出讨论。经过较为详细的论证,声母方面有这样一些主要特征:1.吴音和汉音系统普遍存在清塞浊流,且这类现象同样影响到清声母的协同发音。2.汉音系统中明母字存有闽语特征。3.华音系统中並母字并未完全清化。4.合口三等唇音字仅帮、滂母出现了轻唇化现象。韵母方面:1.三、四等字已经合流,但都保留有介音。2.吴音和汉音系统中普遍存在人声尾。3.吴音体系中通摄一、三等唇音字缺少后鼻韵尾标志。这种情况亦反映了当时方言中的真实读法。

廿八都方言研究

廿八都方言历来被认为是驻军形成的'官话方言岛',本文通过分析当地的地理环境、人口构成和文献对于驻军情况的记载,认为这个结论并不十分准确。在语言特征上它既有官话的成分,也有当地吴语的特点,甚至有其他的来源,但总的来说,它是一种只有文读层的吴语。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说吴语的人在学习官话过程中母语产生的干扰,这一点在词汇语音层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文章同时讨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方言接触(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哪些成分是容易借用的,哪些是不容易借用的,母语干扰中哪些因素干扰较大,哪些因素容易被替换。这一点对于汉语南方方言形成的过程有很重要的意义。

“成”字清初官話音小考——兼論納蘭容若滿名Cengde改Singde之靈感

"成"字在清初官話中實有二讀,分别爲擦音和塞擦音,而以塞擦音爲主流。時人將官話"成"字讀似"陞",係受古韻或吴語官話音的影響。此種異讀或爲清初詞家納蘭容若將滿名Cengde(成德)改爲Singde的靈感來源。這一細節反映了清初部分滿洲貴族對漢語音韻學知識的深刻認知。

宣州吴语古上声的分合类型及其官话化

宣州吴语古上声的分合关系存在一分型、两分型、三分型3大类9小类。清浊两分型是最早期的类型,其他类型由此发展而来。宣州吴语声调演变时,调值高低与声母清浊共同起作用的双重条件向声母清浊单一条件的转换,是阴上阳上合并的重要推动因素,泾县查济和芜湖县红杨上声的文白层次呈现了宣州吴语上声格局官话化的趋势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