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文臣:吴佩孚与顾维钧的关系初探

吴佩孚与顾维钧,一位是北洋时期权势滔天的军阀,一位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在动荡的北京政局中,顾维钧因吴佩孚的支持先后出任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和内阁总理。期间,两人共商内政外交,在中苏建交谈判时有共识与分歧,在北京政府末期又协力维持岌岌可危的政权。两人的关系随着直系权势的盛衰而发生变化,也在此过程中日益密切。

中共三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曹吴军阀的态度与斗争策略——以1923年“北京政变”为中心

第一次直奉大战后,中国共产党经过推动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等事件,认识到吴佩孚并不可靠,绝不会与曹锟分裂,于是将其与曹锟共同列为斗争对象。1923年6月13日,曹锟发动北京政变。与此同时,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确立与国民党合作的方案,适时提出国民革命运动,倡导与曹吴军阀争夺政权。中共三大结束后,议决多项重要问题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参与到这场全国关注的政变事件中。中国共产党明确将曹锟与吴佩孚共同列为斗争对象。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同破除孙曹联合谣言等事件密切相关,其目的在于巩固国民革命运动的合作基础,清除曹吴军阀所依仗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内阁、国会与实力派军阀——20世纪20年代罗文干案始末

20世纪20年代初,军人干政,战乱不息,政府往往成为实力派军阀争夺私人利益的工具。罗文干案件本身的三起三落就体现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纷纭复杂的斗争,民主共和政治的衰微。但不能否认在此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一种追求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积极、健康的力量。

试论吴佩孚制造“二七惨案”的背景

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阐述吴佩孚制造'二七惨案'的背景.首先,苏俄政策的转变是其外部因素;其次,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威胁吴佩孚的统治,是其政治因素;最后,京汉铁路大罢工损害了吴佩孚的经济利益,是其经济因素.

论康有为与吴佩孚之交往

民国时期,吴佩孚和康有为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名人,在张勋复辟事件中由对立而相知。康之所以对吴极力拉拢、借重,一是希望借助其军事力量实现他君主立宪的美梦,二是由于两人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三是康认为与吴有一些相投之诉求。吴对康若即若离的原因,一是对当时局势有着清醒认识,二是对康的政治主张不敢苟同,三是借康"文圣人"的名望装点门面。康、吴二人冲破文人、军人之界域践行理想,尽管均以失败告终,然其中所昭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如吴佩孚的一统主张、康有为的军权认知等等,都在历史演化之中成为隐含的积淀,合力铸就民国进程。

论曹锟与吴佩孚之关系

关于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并非如史界所公认的"始终信任弗渝":从与曹相识到"崭露头角"吴佩孚未被曹锟所器重;关于第一次直奉战争曹吴观点相左;王宠惠组阁是曹吴矛盾的集中体现;曹当总统心切赞成先选总统后立法,而吴恰好与其观点相异;镇压工运方面曹吴意见亦有所分歧。

对吴佩孚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关于吴佩孚的研究,大陆方面1978年以前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1920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1920年代和抗日战争时期;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也是吴佩孚研究最低迷的时期。1978年以后的研究,取得了喜人成果,主要表现为:史料大量发掘、著作大量出版、论文大量发表、学术研讨热烈等。至于海外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台湾地区及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就吴佩孚研究趋向而言,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许多新的课题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二是史料不断挖掘和利用;三是研究视角更趋多元化。至于评价方法,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宏观与微观、爱国与卖国、共性与个性、一时与一世等关系的把握上。

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探源

十月革命后,苏俄和共产国际为摆脱孤立的局面,在中国实施其东方战略,采取的方针是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其初衷破灭后,在联合对象上才进行转向,加速了联合孙中山的步伐。这段历史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实质关系的开端。

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尝试及失败

共产国际在正式确立以孙中山为同盟者前,曾试图联合吴佩孚,并抱以很大希望。但随着吴佩孚反动立场日益显露,共产国际被迫弃吴联孙。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既有对吴是"革命者"的误读,更有功利性实力标准的考虑,也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失败是必然的。

论直系军阀中的曹锟、吴佩孚集团

直系军阀研究在北洋军阀三大派系研究中相对比较薄弱,而对直系曹、吴集团专题更是鲜有研究。曹、吴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它和皖系、奉系两个军阀集团相比具有那些特点,本文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对此进行了探索。

吴佩孚教育思想略论

作为军阀的吴佩孚,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领域等方面,但作为秀才出身的他对近代中国教育也非常关注,在教育理念、教育方针等方面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强调忠孝为本的爱国主义教育理念、倡导"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推崇男女并重的女子教育思想,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吴佩孚洛阳练兵缕析

直皖战争后,吴佩孚为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和抵御外侮、收回国土的梦想,在洛阳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扩军练兵活动。洛阳练兵集中体现了吴佩孚的军事思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练兵的目的却并未实现。

从《新闻报》看晚年的吴佩孚与日本

史学界借助《新闻报》推进研究,需要强化。以晚年的吴佩孚与日本为例,《新闻报》的记载就十分丰富。其中1932年初到1933年初,主要内容包括吴佩孚的行程记载以及对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中入侵东北的态度;1933年初至1936年底,吴佩孚的去向成为舆论关注的所在;1937年至1939年底去世,吴佩孚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与日本的关系,即所谓学术界十分关注的晚节问题;1939年底吴佩孚去世之后至1947年间,有关吴佩孚的内容可分为去世后的悼念活动和生平传记连载两类。总之,1932年后《新闻报》所载吴佩孚的报导,充分佐证了吴佩孚的反日立场。

民国北京政府两湖巡阅使设置始末考述

巡阅使署是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一种特殊的地方军政机关。两湖巡阅使历经吴佩孚、萧耀南两任,见证了直系军阀的兴衰变化,明显反映出巡阅使设置上诸如因人设事等特点。学术界目前对于两湖巡阅使署尚少研究。

吴佩孚诗书画艺初探

目前有关吴佩孚的研究,诗书画艺术方面是缺失的。就诗词而言,吴佩孚的诗词特点是以情至上,直抒胸臆,大气磅礴,颇具豪言壮语的风格。吴佩孚的书法以颜体为宗,草书吸取篆隶笔法,楷书更具鲁公方正饱满之态,应为"军人中的文人"或"文人中的军人",二者结合的气质在吴佩孚的笔墨中显得尤为独特。吴佩孚还善画竹梅,其民国时期作品常见报端,也有相当数量流传于世。吴佩孚在诗书画方面的造诣使之迥异于一般的军人,又有别于闲适的文人,可以说,"诗词有锐气、书画有骨力"正是吴佩孚诗书画艺术的鲜明特色。

策略与政局: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坚不下野的原因

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吴佩孚一生中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而其是否下野成为反直方与直系博弈的一个焦点,对执政府重建和实现国内和平影响巨大。目前关于吴佩孚下野的一些说法不符合当时军政要人下野的惯例,不足以成为吴佩孚下野的证据。吴佩孚所谓下野是其敷衍和蒙骗反直方和湖北军界的一种策略。吴佩孚坚不下野的原因比较复杂,倔强、高傲的性格和不认输的心理是其拒不下野的内在动力,解救软禁中的曹锟和报答曹锟是其难以放弃的目标,反直方的拉拢和仁慈使吴佩孚有机可乘,拼凑的军队为其抵抗反直方提供了武力,直系军阀和友人的帮助为其渡过难关提供了支持。吴佩孚坚不下野使其维系了在军界的声誉和威望,为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北方的军政格局由此愈加复杂。

吴佩孚晚年寓居四川始末

192 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沉重打击下兵败入川 ,企图凭借与四川军人旧时的从属关系和蜀地天险重聚力量东山再起 ,他在四川几度挂起“孚威上将军”、“讨贼联军总部”等旗帜 ,成立“大帅部” ,准备逐鹿中原 ,组织新政府。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团对吴佩孚在四川的举动密切关注 ,除下令通缉讨伐外 ,还策动四川驱吴 ,这就使得四川军人分裂为两大阵营 ,并连续发生了三次较大战乱 ,给四川政局带来了影响。吴佩孚最终因其支持力量战败出山计划落空 ,于

1925年-1927年间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交往的历史内幕

192 5年 -1 92 7年间 ,张作霖与吴佩孚两股势力基于彼此的利害关系 ,由敌变友 ,又由友变敌 ,直接为蒋介石的各个击破策略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七”惨案前后共产国际联吴政策的演变

苏俄、共产国际最初选择在华政治盟友时,曾经选择与吴佩孚合作。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又倾向于促成孙中山和吴佩孚联合组成中国政府。而"二·七"惨案后,苏俄、共产国际彻底结束了联吴及促进孙吴联盟的政策,最终选择孙中山为革命伙伴。新公布的相关史料说明,苏俄、共产国际上述政策是苏俄寻找在华政治盟友的过程中,试图将其外交目标与推进中国革命联系起来,与孙中山的联合则是这种努力的成果。

近十年来吴佩孚研究趋向及评价方法研究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乱世之秋涌现出数以百计的军阀,他们多系赳赳武夫,唯吴佩孚素以"儒帅"、"儒将"、"秀才军阀"、"学者军阀"冠之。因此,关于吴佩孚的研究成为民国人物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十年来有关吴佩孚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许多新的课题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新史料不断挖掘和利用;研究视角趋于多元化;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化、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