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文臣:吴佩孚与顾维钧的关系初探

吴佩孚与顾维钧,一位是北洋时期权势滔天的军阀,一位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在动荡的北京政局中,顾维钧因吴佩孚的支持先后出任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和内阁总理。期间,两人共商内政外交,在中苏建交谈判时有共识与分歧,在北京政府末期又协力维持岌岌可危的政权。两人的关系随着直系权势的盛衰而发生变化,也在此过程中日益密切。

中共三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曹吴军阀的态度与斗争策略——以1923年“北京政变”为中心

第一次直奉大战后,中国共产党经过推动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等事件,认识到吴佩孚并不可靠,绝不会与曹锟分裂,于是将其与曹锟共同列为斗争对象。1923年6月13日,曹锟发动北京政变。与此同时,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确立与国民党合作的方案,适时提出国民革命运动,倡导与曹吴军阀争夺政权。中共三大结束后,议决多项重要问题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参与到这场全国关注的政变事件中。中国共产党明确将曹锟与吴佩孚共同列为斗争对象。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同破除孙曹联合谣言等事件密切相关,其目的在于巩固国民革命运动的合作基础,清除曹吴军阀所依仗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试论吴佩孚制造“二七惨案”的背景

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阐述吴佩孚制造'二七惨案'的背景.首先,苏俄政策的转变是其外部因素;其次,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威胁吴佩孚的统治,是其政治因素;最后,京汉铁路大罢工损害了吴佩孚的经济利益,是其经济因素.

论康有为与吴佩孚之交往

民国时期,吴佩孚和康有为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名人,在张勋复辟事件中由对立而相知。康之所以对吴极力拉拢、借重,一是希望借助其军事力量实现他君主立宪的美梦,二是由于两人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三是康认为与吴有一些相投之诉求。吴对康若即若离的原因,一是对当时局势有着清醒认识,二是对康的政治主张不敢苟同,三是借康"文圣人"的名望装点门面。康、吴二人冲破文人、军人之界域践行理想,尽管均以失败告终,然其中所昭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如吴佩孚的一统主张、康有为的军权认知等等,都在历史演化之中成为隐含的积淀,合力铸就民国进程。

论曹锟与吴佩孚之关系

关于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并非如史界所公认的"始终信任弗渝":从与曹相识到"崭露头角"吴佩孚未被曹锟所器重;关于第一次直奉战争曹吴观点相左;王宠惠组阁是曹吴矛盾的集中体现;曹当总统心切赞成先选总统后立法,而吴恰好与其观点相异;镇压工运方面曹吴意见亦有所分歧。

对吴佩孚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关于吴佩孚的研究,大陆方面1978年以前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1920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1920年代和抗日战争时期;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也是吴佩孚研究最低迷的时期。1978年以后的研究,取得了喜人成果,主要表现为:史料大量发掘、著作大量出版、论文大量发表、学术研讨热烈等。至于海外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台湾地区及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就吴佩孚研究趋向而言,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许多新的课题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二是史料不断挖掘和利用;三是研究视角更趋多元化。至于评价方法,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宏观与微观、爱国与卖国、共性与个性、一时与一世等关系的把握上。

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探源

十月革命后,苏俄和共产国际为摆脱孤立的局面,在中国实施其东方战略,采取的方针是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其初衷破灭后,在联合对象上才进行转向,加速了联合孙中山的步伐。这段历史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实质关系的开端。

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尝试及失败

共产国际在正式确立以孙中山为同盟者前,曾试图联合吴佩孚,并抱以很大希望。但随着吴佩孚反动立场日益显露,共产国际被迫弃吴联孙。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既有对吴是"革命者"的误读,更有功利性实力标准的考虑,也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失败是必然的。

论直系军阀中的曹锟、吴佩孚集团

直系军阀研究在北洋军阀三大派系研究中相对比较薄弱,而对直系曹、吴集团专题更是鲜有研究。曹、吴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它和皖系、奉系两个军阀集团相比具有那些特点,本文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对此进行了探索。

吴佩孚教育思想略论

作为军阀的吴佩孚,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领域等方面,但作为秀才出身的他对近代中国教育也非常关注,在教育理念、教育方针等方面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强调忠孝为本的爱国主义教育理念、倡导"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推崇男女并重的女子教育思想,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吴佩孚洛阳练兵缕析

直皖战争后,吴佩孚为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和抵御外侮、收回国土的梦想,在洛阳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扩军练兵活动。洛阳练兵集中体现了吴佩孚的军事思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练兵的目的却并未实现。

从《新闻报》看晚年的吴佩孚与日本

史学界借助《新闻报》推进研究,需要强化。以晚年的吴佩孚与日本为例,《新闻报》的记载就十分丰富。其中1932年初到1933年初,主要内容包括吴佩孚的行程记载以及对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中入侵东北的态度;1933年初至1936年底,吴佩孚的去向成为舆论关注的所在;1937年至1939年底去世,吴佩孚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与日本的关系,即所谓学术界十分关注的晚节问题;1939年底吴佩孚去世之后至1947年间,有关吴佩孚的内容可分为去世后的悼念活动和生平传记连载两类。总之,1932年后《新闻报》所载吴佩孚的报导,充分佐证了吴佩孚的反日立场。

民国北京政府两湖巡阅使设置始末考述

巡阅使署是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一种特殊的地方军政机关。两湖巡阅使历经吴佩孚、萧耀南两任,见证了直系军阀的兴衰变化,明显反映出巡阅使设置上诸如因人设事等特点。学术界目前对于两湖巡阅使署尚少研究。

吴佩孚诗书画艺初探

目前有关吴佩孚的研究,诗书画艺术方面是缺失的。就诗词而言,吴佩孚的诗词特点是以情至上,直抒胸臆,大气磅礴,颇具豪言壮语的风格。吴佩孚的书法以颜体为宗,草书吸取篆隶笔法,楷书更具鲁公方正饱满之态,应为"军人中的文人"或"文人中的军人",二者结合的气质在吴佩孚的笔墨中显得尤为独特。吴佩孚还善画竹梅,其民国时期作品常见报端,也有相当数量流传于世。吴佩孚在诗书画方面的造诣使之迥异于一般的军人,又有别于闲适的文人,可以说,"诗词有锐气、书画有骨力"正是吴佩孚诗书画艺术的鲜明特色。

策略与政局: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坚不下野的原因

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吴佩孚一生中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而其是否下野成为反直方与直系博弈的一个焦点,对执政府重建和实现国内和平影响巨大。目前关于吴佩孚下野的一些说法不符合当时军政要人下野的惯例,不足以成为吴佩孚下野的证据。吴佩孚所谓下野是其敷衍和蒙骗反直方和湖北军界的一种策略。吴佩孚坚不下野的原因比较复杂,倔强、高傲的性格和不认输的心理是其拒不下野的内在动力,解救软禁中的曹锟和报答曹锟是其难以放弃的目标,反直方的拉拢和仁慈使吴佩孚有机可乘,拼凑的军队为其抵抗反直方提供了武力,直系军阀和友人的帮助为其渡过难关提供了支持。吴佩孚坚不下野使其维系了在军界的声誉和威望,为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北方的军政格局由此愈加复杂。

吴佩孚晚年寓居四川始末

192 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沉重打击下兵败入川 ,企图凭借与四川军人旧时的从属关系和蜀地天险重聚力量东山再起 ,他在四川几度挂起“孚威上将军”、“讨贼联军总部”等旗帜 ,成立“大帅部” ,准备逐鹿中原 ,组织新政府。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团对吴佩孚在四川的举动密切关注 ,除下令通缉讨伐外 ,还策动四川驱吴 ,这就使得四川军人分裂为两大阵营 ,并连续发生了三次较大战乱 ,给四川政局带来了影响。吴佩孚最终因其支持力量战败出山计划落空 ,于

1925年-1927年间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交往的历史内幕

192 5年 -1 92 7年间 ,张作霖与吴佩孚两股势力基于彼此的利害关系 ,由敌变友 ,又由友变敌 ,直接为蒋介石的各个击破策略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七”惨案前后共产国际联吴政策的演变

苏俄、共产国际最初选择在华政治盟友时,曾经选择与吴佩孚合作。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又倾向于促成孙中山和吴佩孚联合组成中国政府。而"二·七"惨案后,苏俄、共产国际彻底结束了联吴及促进孙吴联盟的政策,最终选择孙中山为革命伙伴。新公布的相关史料说明,苏俄、共产国际上述政策是苏俄寻找在华政治盟友的过程中,试图将其外交目标与推进中国革命联系起来,与孙中山的联合则是这种努力的成果。

近十年来吴佩孚研究趋向及评价方法研究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乱世之秋涌现出数以百计的军阀,他们多系赳赳武夫,唯吴佩孚素以"儒帅"、"儒将"、"秀才军阀"、"学者军阀"冠之。因此,关于吴佩孚的研究成为民国人物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十年来有关吴佩孚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许多新的课题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新史料不断挖掘和利用;研究视角趋于多元化;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化、客观、公正。

吴佩孚对洛阳城市建设的贡献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重要首领,1920-1924年开府洛阳。他扩建西工兵营,发展洛阳近代交通、通信、公共事业,修缮和保护洛阳传统文化古迹,建设洛阳近代文化设施与教育机构。这些措施客观上促进了洛阳的近代化,对洛阳近代城市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洛阳以后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