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病方》方剂与病类及病症相对应的思维特征解析

《五十二病方》基于“病类或病种-症状群或症状-复方或单药方”临床模式,具备了理法方药体系的基本框架,其方剂与病类及病症相对应的思维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集体表象、互渗律和原逻辑为特征的原逻辑思维应用;直观思维和表象思维为特征的初级逻辑思维应用;原始认知和实证使用的经验型逻辑思维应用。由此构建了初始的临床医学体系,医巫分道扬镳。这种方症对应的思维特征,直接引发创新性的逻辑思维,为辨病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之缘起。

明代三边总督喻时生平著述考

喻时(1507—1571),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官嘉靖、隆庆两朝,前后三十余年间,曾任吴江县令、监察御史、山西巡抚、三边总督等职,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后期,喻时临危受命,总督三边军务,功绩卓然,有力地维护了西北边地和平。其宦迹遍及南北,政绩斐然,声名远播,时有“喻青天”之美誉。喻时一生勤于著述,今有《吴皋先生文集》《海上老人别集》及其它散著存世。

再论“神农得茶解毒”

关于茶叶起源的“神农得茶解毒”说《本草》引文以往学者多将其溯源到清代的《格致镜原》,实则该说在明正统九年(1444)陈华刻本《事物纪原》中即已出现。在明代“废团兴散”饮茶方法改变的背景下,《事物纪原》的校正者赵弼删去宋代的茶类事条旧文,并重新撰写了“茶”条。该条下,作者结合《淮南子》与《茶经》中关于神农的记载创造了“神农得茶解毒”说《淮南子》引文。此后明代万历年间徐炬所撰《古今事物原始》一书中又将引文出处从《淮南子》改为《本草》。“《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这一引文至此正式诞生。

《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版本源流考

明代熊宗立所撰《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是首部通俗化《难经》注本。全书语言通俗,浅显易懂,为学习《难经》的门径书。其四卷本系统囊括国内诸传本,六卷本始于原书。本文通过综合考查历代史志、书目著录,结合《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国内外馆藏情况,对其版本源流进行梳理,发现该书国内传本有四仁堂本、富春堂本、种德堂本及存德堂本,上述传本均源自同一四卷本,且与原刻本分卷不同,阙误较多,整体质量较差,皆非善本。日本传本始于谷野一柏所刊天文五年(1536年)本,又有元和三年(1617年)、宽永四年(1627年)、宽永十年(1633年)、正保二年(1645年)刻本,及以和刻本为基础的活字本、抄本。日本传本内容完整,版面清朗,极大程度地保留了该书原貌。此外,该书尚有朝鲜刻本传世。

“乌—昌—石”区域典型行业大气颗粒物重金属健康风险评价研究

针对新疆“乌—昌—石”重点区域4种典型行业排放的大气颗粒物中7种重金属导致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典型行业大气颗粒物中日均暴露量最大的重金属为Zn;原料及纤维制造业的暴露量最大;手口途径暴露是主要的摄入途径;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重点行业大气颗粒物中Cr、Pb、As、Cu、Zn、Ni、Cd的非致癌风险较小,As、Cr、Ni、Cd中,Cr存在一定致癌风险。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五十二病方》的临床思维探讨

马王堆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中医临床医学著作。书中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全科医学疾病谱。临床思维方面,其疾病观的逻辑链:不德(包括鬼神情志、有害气候环境因素、外伤邪侵、动物昆虫咬伤、饥饱伤食、不成人者等)—病症(52类疾病、108个病种)—养德(顺应自然及心性修养、巫方祝由、香辣食物)、归德(辛香药物外治内服、物理疗法、灸疗法、禁忌等防病治病)—数术(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临床诊断方面,先辨别病类与病种,之后归纳主要症状与证候群;临床治疗方面,治求标本、治分缓急、辨治异同、三因制宜、随症治之等治则,治疗方法全面多样,结合方症相对论和互渗律组方用药,开创了中医早期治则学形成和应用发展的先河,其“辨病﹢辨证﹢方药”或者“辨病﹢方药”的临床思维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石。

“汉壁晨驰大将床”典故发微——兼析王世贞、吴乔对严羽用典理念的不同接受

王世贞有七律《寄赠杨仲芳武选》,吴乔认为其中“汉壁晨驰大将床”句化用《左传》中华元夜登子反之床的记载,故批评“晨”字不当。实则该句典源为《史记》中刘邦晨入韩信寝帐夺印事,诗人以此书写明帝收缴卧病在床的大将军仇鸾的军权和将印。吴乔对该句的误批,表层原因是误会了该诗的创作时间,深层原因则是用典理念与王不同。王世贞通过揣摩苏轼的用典实例而接受了严羽的主张,因此不追求诗句的直接切题,不追求用语与典源的一致。吴则以严说为谬,强调典故下字要有来历,故以“床”字为线索而误认典源,也误导了后世学人。有此个案,则宋人对明代复古派诗人的影响也值得加以研究。

医疗社会史视域下王粲死因的新探索——对“麻风”“疾疫”二说的重勘与省思

在寻绎王粲死因这一重要问题上,关键信息应当采信《何颙别传》而非《针灸甲乙经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意在宣扬医道、自神其术,其笔下的张仲景诊王粲病案具有强烈的学术建构倾向,叙述细节难以信从。考诸典籍、征之医理、衡以常情,王粲曾罹患甚至死于麻风病的说法难以成立,至谓王粲辞世与建安二十二年疫病有关,亦出于史料辨析失照后的误为牵合。王粲晚年体型、心态、创作风格的变化,乃至最终的死亡,当与“五石汤”所致药源性疾病相关。重勘王粲死因这一经典论题,对今后的中古医疗社会史研究不无启示意义。

吴栻诗作管窥

吴栻字敬亭,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碾伯镇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举人,毕生奔走于河湟、河西走廊和宁夏等地,教过书,做过幕宾,身世坎坷。嘉庆八年(1803年)病逝于家中,享年64岁。吴栻存世的诗文内容丰富、数量巨大,在历代河湟文人中独占鳌头,其诗赋在中举后就有刻本、抄本流行于世,得到世人的广泛赞誉,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中青海省境内唯一一位诗作入选全国性诗集的诗人。吴栻创作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律诗,其诗文风清拔,音韵和谐,风格清丽,语言明畅,用典贴切,无堆砌之弊。善于刻画周围景物,写景细致入微,反映了河湟的社会生活、人文环境。因仕途无望而寄情山水,钟情于诗作,归宿于释、道、儒,力求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和超越。吴栻的诗作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排律诗。吴栻写排律诗的初衷是希望他的学生以此为范,抓住排律诗的要点,长期操练,能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吴栻排律诗的数量、质量在河湟,甚至在整个明、清历史上也很罕见。在青海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吴栻是河湟人的骄傲,其诗歌是河湟文学中的一座丰碑。

新安医家吴楚运用温补思想辨治痰证经验探析

吴楚是清代著名新安医家,通过对其《吴氏医验录》中痰证相关病案进行总结分析,归纳其温补思想在痰证辨治中的运用。吴氏认为,痰之所生主要归责于脾肾两脏。脾虚则水湿不能运化,从而停聚为痰;肾虚则肾水无以牵制,上犯为痰。临证之时以脉为重,滑脉为脾虚生痰之象,脉沉主肾虚生痰之象,不同兼脉象意有不同。痰、涎二证有异有同。涎证属虚,而痰证有虚有实,然均施以温法,但二者温补之时有所差别。涎证温补多以甘温之品补肾健脾,痰证温补或用苦温之品温燥湿痰,或用辛温之品温散寒痰,或用甘温之品温运虚痰。吴氏确定了以大补温剂治疗痰证的治疗原则以及燥脾土、培肾阳的治疗方法,临床形成六君子汤、八味丸为代表性方剂的温补治疗体系。

由象至道:张载“大心体物”的展开及其境界

张载的“大心体物”之说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是对孟子“尽心知性”和“立乎其大”观点的统贯与融合,它包括形成对“象”的客观认识和体认与“象”的一体共融两重含义。前者依托于耳目器官,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依托于具有先天感知能力的“心”。但“象”的无限性与耳目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成心”问题,需采用“时中”和“化”的方法才可以体天下之物,从而进入内外合一、物我合一的“道”的境界,借此张载也展开了对佛教以天地日月为幻妄观点的批判,显示出强烈的“为往圣继绝学”的道统倾向。

禪籍“無事甲”新釋——從胡適與入矢義高的爭論談起

胡適與入矢義高曾在書信交流中討論過禪籍“無事甲”的詞義問題。胡適依本字訓解,認爲“甲”指“甲胄”,而入矢又引用無著道忠的説法,認爲“甲”是“閣”的假借,觀點未達一致,留下禪宗語言研究中的一樁懸案。通過全面梳理宋代禪宗文獻,文章認爲該詞本當作“無事界”,是指當時流行的“無事禪”的修行境界,但後來受到禪林極力的批評,成爲一個貶義詞。由於宋代部分方言“界”的韻尾-i脱落讀作開尾韻母,與“甲、閣”讀音相近而混。語素“甲”只是個單純的記音字,但語素“閣”除了語音相近之外還考慮了詞義的搭配問題,是受流俗詞源影響而選擇的借字,是原詞在語音變讀、理據模糊之後的曲解附會,這可以得到異文“無事角”和“無事匣”的參證。釐清禪籍俗語詞“無事甲”的來源和演變的過程,可以顯示該詞獨特的詞彙史價值。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发覆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涉及《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与成书,以及《隋书·经籍志》道、佛两部的演变,然历代学者皆语焉不详。“五十五篇”实指“部类”而非“篇序”,其虽源自魏徵贞观年间整理图书所撰“书序”,且此“书序”后入《隋书·经籍志》成其“总序”,但魏徵并未参与编修《五代史志》,魏徵与《五代史志》经籍部分转变为《隋书·经籍志》无直接联系。今本《隋书·经籍志》分四部四十类,附道、佛两部及其大纲,与魏徵贞观初年整理图书典籍时的规划不同,是因《五代史志》对“五十五篇”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道、佛两部之细目,究其缘由,则是《五代史志》的官修史志性质以及对前代旧例的遵循。

新出唐高昌王族麹嗣良及夫人史氏墓志研究

麹氏曾为高昌王族,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后被内徙至中原。麹氏入唐后,很快融入唐朝的官僚阶层,并深度参与了唐廷的政治。新出的高昌王族麹嗣良和夫人史氏墓志给我们提供了麹氏在唐朝活动的诸多信息,不仅有史籍阙载的家族历代人物之封号、职官等内容,还隐隐透露了志主麹嗣良及其父在武则天称制及立储的重大事件中起过核心作用。夫人史氏为突厥名将史大奈之孙,她的墓志不仅能补充麹嗣良及史氏家族的信息,其中关于婚姻的记载也揭示了边疆民族入唐后作出的身份转变及高门望族为维系家族地位组建的联姻关系。

新疆“乌-昌-石”区域城市大气环境容量特征分析

随着城市的发展,大气污染呈现局地密集性特点。针对人群密集、污染严重的“乌-昌-石”区域进行分析,选取2020年“乌-昌-石”区域大气常规污染物月平均数据,通过A值法计算该区域各个城市的大气环境容量。结果显示:(1)“乌-昌-石”区域总体SO_(2)、CO、O_(3)、NO_(2)年排放尚在可容量范围内,PM10、PM2.5均超过该区域可以容纳的量,分别超出961.45 t/a、98.15 t/a。(2)“乌-昌-石”区域颗粒物污染十分严重,全年允许排放容量极少,全年多呈现负值或在0点基线的附近徘徊,整体形状呈“N”型,春、冬超出环境容量,呈现负值,夏秋含有部分容量,与之相反O3污染易发生在炎热、光照强的夏季且环境容量较少,整体形状“U”型。(3)“乌-昌-石”区域城市中,SO_(2)污染较轻,其中乌鲁木齐市和阜康市大气环境容量相对较大;NO_(2)污染较为严重,其中乌鲁木齐在全年中有5个月环境容量超出允许排放的量,在非采暖季尚有部分余量;CO排放量较少,环境容量大,其中石河子市和五家渠市环境容量余量最大。

读马王堆帛书医方札记四则

通过对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房内记》医方中的四个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以下论点:“以汁【□】之”的缺文不能补作“■(歠)”或“■(飲)”,而应补作“洒”或“沃”“■(洗)”等字;“枣种”不是指大枣,而是指大枣的种子,即枣仁;“澡石”不是一味药,而是处理药石的一种方法;桑枝不是桑枝汁,二者在医疗活动中的运用各有不同。

伍氏百叶散对荷瘤小鼠肿瘤生长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目的:研究伍氏百叶散(WSBYS)对小鼠移植性肿瘤的生长和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以小鼠内瘤S_(180)和小鼠肝癌H_(22)为移植性肿瘤模型,测试WSBYS对肿瘤生长的影响;采用腹腔巨噬细胞吞噬试验、2,4-二硝基氟苯诱发的迟发性过敏反应(DTH)及淋巴细胞转化实验检测WSBYS对荷瘤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WSBYS 9,18,36 g生药．kg^(-1)剂量组对S_(180)的抑瘤率分别为41．30%,51．16%和62．51%,对H_(22)的抑瘤率分别为34．16%,40．17%和47．63%;WSBYS能拮抗荷瘤所致的免疫抑制,明显提高荷瘤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增强DTH,促进淋巴细胞转化反应。结论:WSBYS能明显抑制小鼠移植性肿瘤的生长,其抗肿瘤作用可能与其增强荷瘤机体细胞免疫的功能有关。

几次中强地震前乌什、阿合奇台数字形变资料异常变化分析

利用乌什、阿合奇台数字形变观测资料,分析了近几次远场7级左右地震和近场5级地震前形变资料的变化情况。分析表明:震前2个台的数字形变资料有明显变化的大多是NS分向,部分地震前的中短期异常可以认定,远场强震和近场5级地震前7天左右,乌什水管仪NS向大多存在不同程度高频抖动和畸变的临震异常,与天气干扰导致的高频变化不同。同时,对2个台的数字与模拟倾斜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对几次中强地震前后形变资料变化所反映的地球物理现象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