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WFAS from Wu Yi the Vice-Premier of State Council of P.R.C.

October 19,2007 Vice Premier Wu Yi,PRC On behalf of Chinese government,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20th Foundation of World Federation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Societies(WFAS)and International Acupuncture Congress which is to be held in Beijing,China.And also I give my warm welcome and regards to TCM/Acupuncture colleagues all over the world.

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犬”“豚”辨异——兼论勾践生育奖励政策中蕴含的性别观

传世名篇《勾践灭吴》中有关生育奖励的措施影响深远,但生男生女分别奖励犬豚的做法却广受争议,颇多分歧。从语言、历史、文化多角度辨析“犬”“豚”之异,明确先秦时期犬、豚同为重要肉食来源,但越人纵狗行猎,在越国,犬的地位高于豚;犬阳豚阴的动物阴阳观念乃汉人习气,并不适用于当时的越国;勾践分别奖励是出于犬、豚的不同文化蕴含,体现的是男尊女卑思想下男女分工的不同。勾践各尽其用的性别观对当今社会亦有借鉴启示意义。

吴蜀立国策略与荆州之争考论

从地理形势上看,吴国和蜀国在立国之战略规划方面存在重叠的部分,这是二者矛盾集中的焦点。从短时期看,孙、刘集团皆对荆州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故而集中争夺此地。从长远的策略来看,吴国企图占据包括益州在内的长江上游的战略规划难以实现,而蜀国从荆州北伐的策略亦在荆州争夺失败后无从执行。这一切的转折点即以蜀国失去其所占荆州部分为标志。总之,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吴、蜀二国基于立国之策的冲突,导致二者对曹魏攻势减弱。而占据北方广阔地域的曹魏,在长期与吴、蜀的征战之中,削弱了对手的实力。曹魏灭蜀后,西晋代魏而占据益州地利,利用处于长江上游的军事地理优势征伐孙吴,最终统一天下。

《三国志·吴书》“沤口”地望再探——兼论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

在新近整理公布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伍]》中,出现了“南郡作唐县(界)沤口丘”的记载,通过考证可知,这应当就是《三国志·吴书》所载“沤口”,进而可以据此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沤口”的定位。综合吴简与传世文献,可复原出孙吴黄龙、嘉禾年间潘濬征讨五溪蛮的战略部署。澧水沤口屯营与资水“五溪山营”、湘水临湘屯营共同构成了外围警戒防线,潘濬则率主力沿沅水深入五溪腹地,显示出这是一次筹备周密的军事行动。复原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也可为观察孙吴国家在南方山地的控制与扩张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试论吴泽霖多元一体的民族观

抗战时期,吴泽霖深入调查研究了云贵两省的少数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观:民族观与国家观融为一体,提倡中华民族一体,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民族观与边疆观融为一体,概括分析了中国边疆的特点及问题并求得应对方策;民族观与发展观融为一体,提出了边疆社会建设两种模式及五项原则,明确了边民主体责任和国家主导作用,设计了优先发展交通并同时推行边民福利事业的积极方案。它顺应了抗战及国家建设需要,也为新时代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吴氏智慧”。

教训类叙事与自强之道——读清华简《越公其事》

《越公其事》见于近年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这篇文献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越王勾践如何转败为胜并消灭了越国的死敌——吴国。本文将集中讨论《越公其事》的两个方面。其一,该文关于勾践自强政策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战国时代政治思想演变的新视角。其二,笔者认为该文本是“教训类叙事”(didactic narrative)的代表,这是一种常常被忽略的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体裁。

南宋言子籍贯落地常熟的学案考察

关于言子的籍贯,学界历来有鲁人说、吴人说、南京人说三种说法,通过梳理言子籍贯落地常熟的过程,可以正本清源,还原历史真相。在确证言子籍贯的过程中,南宋时的孙应时、朱熹起到了关键作用,经过他们的努力,基本确立了言子籍贯吴人说。孙应时代表着官方对吴人说的认可,朱熹则代表着学界对言子籍贯的认可。这一学案的考察,对于当今传统文化研究,尤其是以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及江南文化的研究有着较高的价值。

江苏邳州山头东汉家族墓地发掘报告——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文物保护的重要成果

邳州山头墓地共发现了45座东汉时期的墓葬以及环绕墓地的隍壕,较完整地揭示了汉代家族墓地的风貌,对研究汉代中小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家族组织、经济形态和丧葬习俗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新泰出土东周青铜复合剑制作技术研究

为探讨东周青铜复合剑的制作技术,采用X光探伤、CT、XRF、金相分析等方法,对出土于山东新泰周家庄战国早期齐国墓的2把青铜复合剑进行了内部结构、制作工艺、合金技术、金相组织等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2把青铜复合剑均采用低锡合金和高锡合金两种材料复合而成。在检测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新泰出土的2把青铜复合剑与吴越特色青铜复合剑制作技术上的差异:在结构上,低锡区设置在剑脊的两侧,其截面结构呈现多种形式,与高锡区铸接,浑然一体;在成分上,低锡区含锡量仅为4%,具有锡青铜最佳的延伸率。结合青铜复合剑剑柄的特色,认为虽然新泰出土复合剑的内部结构与已研究的吴越特色青铜复合剑有明显差异,但制作理念应是一脉相承的。

安徽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发掘简报

宋山墓(MASSM1)是马鞍山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一座砖室墓葬,它填补了该地区六朝考古多项空白,高浮雕变形龙纹把手石门和假窗的设置,是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六朝墓葬中最早的实例。虽被盗严重,但仍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墓葬形制与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极为相似,但规模比后者大,显然墓主身份也更显贵。通过和朱然墓等六朝大型墓葬比较,并结合现有的史料分析,此墓可能是吴景帝孙休的定陵。

孙吴建都与撤都武昌原因探析

赤壁之战后 ,孙权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考虑 ,建都建业。随着孙、刘关系的紧张 ,孙权移都武昌 ,为击败刘备集团、巩固长江上游局势奠定了基础。夷陵之战后 ,孙权为了维持与蜀汉的联盟关系 ,还都于建业。蜀汉灭亡后不久 ,孙皓即从建业移都武昌 ,以增强对北方政权的防御力量 ,然由于江东大族的反对 ,他不得不撤还建业。孙吴两次建都与撤都武昌的事实说明 ,决定孙吴建都地点的是政治、军事因素 。

程桥三号墓盘匜铭文新考

本文根据句吴太叔盘反书的特点，考证器主“禹”相当《左传》“句余” ，并 判定盘铭为吴王余祭即位前之器。又考证罗儿?地名“学卯”相当《地理志》“犹”，参 考吴国与徐国的联姻关系，推测?铭为徐器。

《国语》所载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与日程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武王代殷时天象，是天文历史年代学上罕见的珍贵文献。历代学者对解读这段文献都感困难。该文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权威的行星星历表数据库及计算、演示软件，对这一文献中的每一项天象都进行了全面计算、检验和演示，并结合《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利篮铭文、《淮南子·兵略训》、《荀子·儒效》等有关记载，从而表明：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之一系列武王伐纣天象，实际上是武王伐纣过程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天象实录，它们可以与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逐一对应吻合。这一发现，对于确定武王伐纣之年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同时也是天文历史年代学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之一。由此我们重现了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表，并确定牧野之战的日期为公元前１０４４年１月９日。

吴越细绳纹类青铜礼器成形技术研究

吴越青铜器发展到春秋中晚期 ,出现了一批极富地域文化特色的青铜器 ,器表饰有细绳纹和细薄而峻深的纹饰 ,或在纹饰间布满细芒刺突起的棘刺纹。本工作通过对吴越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的探索和吴越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复原试验 ,以期揭示出这类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成形技术。实验过程是以绳索为模 ,在湿陶范内埋入绳索 ,当陶范入窑焙烧时 ,绳索焚烧后形成绳索状凹槽 ,浇注青铜液后则成为具有突起状绳纹装饰的青铜器。焚烧绳索形成纹饰 ,是一种在平面上形成三维纹饰的技艺 ,能在青铜器表面形成规整的绳纹 ,可能为东周时期吴越地区古代工匠铸造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一种方法。

吴国华夏化的精神历程

吴王寿梦以前,吴国与原华夏国家已经发生文化交流;寿梦时代,申公巫臣出使吴国,给吴国带去战争技术和与楚争战的野心;阖庐时代,伍子胥从楚国奔吴,给吴国带来了战争谋略;同时代的孙武,作为齐国陈氏后裔,秉承治理国家和精进兵法的家学传统,为吴王提供治理国家的成熟理论;吴国后期,公子季札访聘中原,对中原音乐和政治表现出深刻的识见,正是以吴国长期以来吸收、学习中原文化为背景的。

吴简中的诸吏

在吴简的记载中,州吏地位较高,军吏地位与之接近,但国家对其管理更为严格。郡县吏的地位要低于普通民户。政府在户籍文书的基础上重新编制了吏籍。吴简中的诸吏来源于秦汉时期的冗吏,它和行政机构中的属吏不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姓氏与封爵称谓——从吴简中的“步侯”、“吕侯”说起

吴简中的"步侯"、"吕侯",分别为临湘侯步骘、番禺侯吕岱的封爵称谓。这种在封爵称谓中使用受封者姓氏的情况,秦汉时期还极为少见。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逐渐普遍化的倾向。王爵、公爵、侯爵甚至男爵的封爵称谓中,都有使用受封者姓氏的现象。此现象在南、北政权中都有存在。这种现象既是此时期世家大族强大、家族姓氏受到重视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会进一步推动姓氏在社会等级识别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家族相关的、带有私有属性的姓氏,其使用范围从官职扩展到封爵等国家公器上,说明家族等私人势力对国家事务影响的增强。

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

孙吴统治者出身寒微,与儒学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背景不同,表现出轻视儒学、不守礼制、崇尚巫术、喜好驰猎游戏等,在婚姻上则重色轻德。在政治上,孙吴统治者与江东士族屡有冲突。孙权立国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虽对江东大族施以笼络,但政治观念的冲突与斗争不断激化。对于留寓江东的士大夫群体,孙氏有所扶持,以作为对抗本土士族的工具。但相同的文化背景与长期的交往,造成了孙吴两大地域士人群体的逐渐融合。

魏蜀吴襄阳争战论略

三国时期,襄阳是魏蜀吴三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先是曹操夺取襄阳,后来关羽又进攻樊城,再后就是孙吴多次北伐襄阳,最后羊祜、杜预经营襄阳数年,将襄阳打造成灭吴战争的前沿阵地。魏蜀吴襄阳争战对襄阳历史文化的重要影响,诠释了襄阳兵家必争之地的地位,提升了襄阳的行政地位,造就了襄阳"中国三国文化之乡"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