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制度的跨文化考察——以伍廷芳《美国视察记》为核心

文章主要以伍廷芳《美国视察记》为核心,叙述其在跨文化背景下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认识、比较、接受,乃至误读。探讨其在比较与借鉴视阈下所表现出的政治理念与制度想象。由于伍氏在民国初年独特的外交家地位,自然地他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观察和评判亦带有典型性和权威性。从中大致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在制度选择上的所思所想,困惑及企盼,据此,更可以丰富相关研究内容。

伍廷芳与中美专利交涉

190 2～ 190 3年的中美商约谈判过程中 ,伍廷芳与张之洞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他站在健全中国法制的基础上 ,力主中国有条件地接受专利互保一款 ,运用以下谈判技巧 :争取管理权 ,延缓条约执行日期 ,缩小保护客体 ,易“专利”为“专制”,降低保护层次 ,规范外国人注册程序等 ,对条款内容做了有利于中国的修改与补充。另外 ,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语言优势 。

论伍廷芳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以《美国视察记》为中心

《美国视察记》~①来源于伍廷芳出任清政府出使大臣期间对美国的长期观察,体现了他对美国国民、国家与社会的认识,对美国法律制度的认识有赞同也有批判。文章以该书为核心,并旁及伍廷芳其他著述,重点讨论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全文围绕着对美国国民权利与义务法律自觉意识及其行为的观察进行问题设定,展示出伍廷芳眼中的美国近代社会镜像以及他所秉持的法律观念。

论五邑华侨的现代人格特征——以伍廷芳、司徒美堂为例

五邑华侨的现代人格特征主要表现在:以民族利益为重的价值观,以团结爱国的华侨形象为荣的情爱观,以与时俱进的品格为主体的发展观,以薄名寡利的操守为尚的名利观,以反对压迫、不畏强权的精神为旨归的斗争观。这种人格特征的形成是中华文化滋养、中西文明深度碰撞及华侨自我锤炼的结果。

试论伍廷芳的外交思想

伍廷芳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家。他两次出任驻美公使,在长期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外交思想,主要包括平等外交思想、均势外交思想、文化外交思想等。伍廷芳对晚清时期的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延寿新法》为考察对象的伍廷芳卫生思想探究

《延寿新法》系近代历史名人伍廷芳所撰养生专著。欲达身体康强需"改良饮食,研究卫生";调整饮食、戒除烟酒、注重精神心理健康、发展全民体育运动的建议具有科学性、进步性和可行性;其饮食观既是对传统清淡饮食的肯定,又吸收近代医学的研究成果,是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产物。该书是伍廷芳卫生思想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从"养生"到近现代意义"卫生"转型中的典型案例。

伍廷芳与中国法学近代化

从政治制度理论、法治理论、民权与人权学说三方面看,首先,伍廷芳对民主与专制国体、君主立宪、直选总统制、总统间接选举制政体的比较研究,说明他借鉴民主政治理论的得失。其次,整理他的法治理论,并比较沈家本等的观点,可以发现伍廷芳学习近代法治原则方面存在的成就与不足。最后,依据伍廷芳的民权人权学说及其与孙中山思想的异同,可以确定他对近代民权人权理论的接受水平。

论伍廷芳的近代政治文明观

伍廷芳的政治文明观是他对近代政治文明的认知、评判和选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权、人民主权和法治原则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以依法治国、司法独立为特征的政治制度观;以美国式民主制为蓝本的政治体制模式。

试论伍廷芳的商业思想

伍廷芳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法学家、实业家,他对促进中国近代的商业发展贡献很大,他提出了扩大通商的种种措施,还参与制定商律保护商人的利益,晚年还在上海致力于推广国货。其商业方面的宝贵思想值得探讨。

伍廷芳的幕僚生涯

伍廷芳1882～1896年应李鸿章邀请供职北洋幕府。在近14年的幕僚生涯中，他参与了中法、中日战争的军务筹划、战败条约的签订、对外事务的交涉、铁路和电报的实业筹划等，这些活动为他后来取得重大成就打下了基础，同时，他的幕僚生涯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中国人曲折的报国道路。

伍廷芳对中西方法律的认识和比较

伍廷芳认为中西方法律的目的、性质和作用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其发展变化也有规律可循,由此论证改革中国封建法律的可行性,并且坚定了“以西法援中律”的信心和决心。中西法律最大差异在于:中国司法附属于封建统治体制,西方司法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于中国法权无自主可言,西方则“首重法权”。从而主张引进西方法律,以其法理原则改革中国封建主义的法制传统。

伍廷芳法律理论和实践探要

伍廷芳是晚清遐迩闻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他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奠基人之一。理论上，他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封建军阀专制独裁，向往民主共和；他还参与修改《大清现行刑例》，结束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历史。本文对其法律思想作一探究。

法治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姚荣泽案的法学思考

姚荣泽案是民国依据司法独立和现代诉讼理念审理的首例案件。作为民国第一大案,姚案所反映的案件争执点,所反映的西方诉讼审判理念,让我们重温了司法独立的理论在民国初年的大胆实践,其不够理想的结局,反映了法治理想和现实间的巨大反差。

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刑事审判制度的革新——以姚荣泽案为例

姚荣泽案是指 1912年民国政府在上海审理前清山阳知县姚荣泽惨杀辛亥革命志士的刑事案件。在孙中山的支持和伍廷芳的努力下 ,该案的审理贯彻了司法独立、公开审判、程序公正、无罪推定等法律原则 ,遵循了英国式刑事审判程序 ,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控辩式审判 ,对中国刑事审判制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程中具有特殊意义 ,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

论清末修律对当代中国立法的启示——以礼法之争为视角

清末修律期间,修订法律馆逐步推出了《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公司律》、《破产律》、《银行则例》、《保险规则草案》、《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一系列近代法律文件,使近代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得以全面系统地引进,极大促进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而在修律过程中所发生的关于是以"礼"还是以"法"指导新立法的礼法之争,折射出传统观念和外来观念的冲突问题,即法律的适应性问题是法律改革过程中不能避免的问题,这对于当代中国的立法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信仰世界——伍廷芳与灵学

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信仰世界遭受着洗礼和变革。伍廷芳是近代中国灵学的早期传播者。钩稽考订其信仰灵学的时间、师承、主张及活动,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其信从灵学的原因,有利于从新的角度认识伍廷芳及其思想;同时,对研究灵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对认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信仰世界也有一斑窥豹的作用。

从“公理”“公法”到伍廷芳的外交实践

本文以伍廷芳的外交实践为研究对象,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和伍廷芳所作的'中国法学'演讲稿为主要研究材料,分析伍廷芳在清末民初的外交实践与当时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关联。伍廷芳对当时的国际秩序的理解根植于其对法律的认识,而在其外交实践中对当时的国际秩序体系——'公法'体系保持了极致的尊重,并在近代中国生死攸关的外交斡旋中,既保卫了国格和国家利益,又守护了其自身的法律信仰。这恰好说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对西方法律制度的探索,既关系到制度层面的重新构建,又涉及意识形态的转型。

辛亥南北议和与国民会议

辛亥南北和议,谈判的主要内容不是共和与君宪的优劣短长,而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共和。开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及包括代表产生、会议地点在内的会议如何召集等问题。和谈期间,本来主动提出此议的是袁世凯内阁代表一方,民国代表只是被动接受。可是双方共识的基础在谈判会场之外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围绕能否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公决国体政体及其实施办法,中外南北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使得谈判双方不断调整各自的态度立场,导致已经取得的各项协议全然失效,最终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成案胎死腹中,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作为南北纷争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