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

作为清人编订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的面世契合了京师之诗学趣尚,并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浙派的发展历程以及清初诗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究《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彼时诗风演进的一些动态特征。

从《神弦歌》看六朝民间信仰的复杂性

《神弦歌》是六朝时期建康地区民间祭祀杂神的乐曲。察其所祭之神,既有被视为巫信仰的自然神灵,又有道教众神;视其祭祀仪式,既沿袭巫祭“迎神—祭神—送神”的模式,又模仿道教斋醮仪式。这反映了《神弦歌》巫与道相交融的特点,也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复杂性。这一特点的产生主要有创作群体和文化交融两方面的原因,凸显了建康地区文化信仰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试论苏轼诗歌“怨”的变易——以“乌台诗案”为转折界

苏轼诗歌多怨刺,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作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政治家,苏轼时刻怀有浓厚的忧患意识,渴望忠君报国、执政为民,亦善于以辛辣犀利的讽谏针砭时弊,以诗托讽。但“乌台诗案”的一记重击,使其心境骤变,从曾经的无惧无畏转向了被现实境遇束缚的明哲保身,其诗歌之“怨”更是据此发生了复杂的变易。政治风波显露出的恶劣环境,令他通过对象倾移与程度纾解来重新建构“怨”的基础与可能;贬谪闲居的专治经书,为其再度理解“怨”的性质以及觅得遣“怨”的新路径提供了更趋完善的思想基础。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落笔为诗,表达“怨”的情感内涵愈加丰富,书写“怨”的艺术手法亦由“比”及“兴”。苏诗之“怨”,便在这三条紧密相连的脉络中,彰显出了富有时代性与动态性的独特风姿。

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

吴若本《杜工部集》是较早的杜集定本,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曾以之为底本,然其原本已经佚失。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对吴若本的真伪提出十点质疑,并最终认为吴若本并不存在,乃钱谦益伪造之本。此后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乃是吴若本。受其影响,洪业也改变了最初的观点,承认此本确为吴若本。不过这个观点经过此后学界的反复讨论,最终被确认是错误的。吴若本虽已散佚,但仍可从《钱注杜诗》中探寻其概貌。该本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

气候灾异与吴嘉纪诗歌风格的形成

清初著名诗人吴嘉纪创作了大量气候灾异诗,这在诗歌史上极为罕见。东淘地区水旱频繁,吴嘉纪深受其害;同时他耳闻目睹灾害中贫民的悲惨遭遇,极为同情。这一切使他异常关注东淘的灾异。吴嘉纪以诗为史,记录了发生在周围的气候灾异以及灾难下民众的生活,不仅丰富了方志中的气象史,也反映了灾异中百姓生存的艰难,官吏、盐商、富户为富不仁的实际情形。另一方面,东淘频年的灾异、艰苦的自然环境,对《陋轩诗》严冷危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严武再帅剑南抑或三镇蜀川考

史籍中关于严武节度剑南一事,语焉不详,或谓再帅,或言三镇,文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亦多有分歧。文章结合杜甫、岑参诸人与严武有关的诗歌,证之以史,考辨严武确仅两为节度使镇剑南。

近百年武则天与上官婉儿诗歌研究综述

武则天与上官婉儿是初唐诗坛上举足轻重的女性诗人,她们重视诗歌创作,自身有较高文学修养,由于其特殊地位,所提倡和实施的各种措施又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学界一直以来更加关注的是武则天和上官婉儿在政治上取得的成绩,忽视了她们的文学成就,而近几十年来对这两位女诗人诗歌的研究不断深入,势头强劲,不仅弥补了之前的研究空白,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整体回顾和总结,由此来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

在语言的魔障面前:梦窗词之再评价

自叶嘉莹从西方现代诗学的角度对吴文英(字梦窗)词加以重新审视,梦窗词就经常被认为富有现代诗的品质。可问题是,一个作家的作品有没有现代品质,跟写得好不好是不相干的。事实上,吴文英写得并不好:铺张用典而失宜,穿凿取新而致讹,蹈袭他人且自我蹈袭,修辞上也有众多弊病,意思常常有矛盾,表达往往有缺失。最终,吴文英用一些写作上的教条,形成一种语言上的魔障,阻断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因此,梦窗词的实际成就并不高,至少远没有清末民初的词人和当今学者推崇得那么高。

关于《诗经·周颂》中《大武》诸诗的探讨——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商榷

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一文中提出:1.除了《武》、《酌》、《桓》、《赉》,以外两篇,“自古无说”;2,《昊天有成命》、《般》为《大武》六篇中的两篇;3,《大武》诸诗“语义相承,不独为一诗”,诗的顺序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笔者对这些说法,根据史料,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这不仅有关《诗经》诗篇的解释,而且实际涉及到如何认识古代礼乐形成的过程,如何认识礼乐和民间舞乐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如何对待历史文献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明季清初滇南诗僧苍雪论略

苍雪是明末清初著名诗僧 ,吴梅村、王士祯对他的诗作均有至评。本文在略述其生平的基础上 ,以期对其诗歌和在清初吴中诗坛的影响作一准确的评价。

王维生于证圣元年新证

王维《与魏居士书》及《送韦大夫东京留守》诗,存有学术界尚未留意到的线索,或可据以推定其生年。据《送韦大夫东京留守》诗,知王维在乾元二年(759)不得少于65岁;王维作《与魏居士书》时"年且六十";合勘则知《与魏居士书》作年不得晚于天宝十二载(753)。《与魏居士书》中有"相国急贤"句,所谓相国即杨国忠,此文当作于国忠入相次年,即天宝十二载。天宝十二载,王维"年且六十",今以59岁推算,则其在乾元二年得65岁,与其在是年的岁数下限正合。由天宝十二载王维59岁逆推,得其生年在武后证圣元年(695)。

论吴芳吉的现代格律诗

吴芳吉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新诗诗人,而且是第一位创作现代格律诗的诗人。他创作现代格律诗52首,分齐言体和杂言体两大类。在音顿、字数、句数、段数及押韵等方面都具较严整的格律。内容丰富,关系国计民生和日常生活,抒情言志,情真意笃,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既有现实主义诗篇,还具浪漫主义色彩。

义净诗二首探微

初唐义净在印度的第十三年创作《杂言》和《一三五七九言》诗 ,《杂言》的辞式结构和乐府、歌行形成呼应而又别具特点 ,《一三五七九言》成为“宝塔诗”之祖。

武则天诗歌研究

武则天的诗歌分成三部分:颂诗、山水诗、爱情诗。颂诗是武则天政治家的宣言,山水诗显示武则天文学家的诗情,爱情诗显示武则天小女儿的心态。

从吴乔《正钱录》看明清之际文坛的攻讦之风

清初吴乔所撰《正钱录》今已不传,综合相关材料可以考知《正钱录》写于康熙八年之前,其内容主要是针对钱谦益《列朝诗集》中的诗人小传而发,属摘瑕纠谬之作;其观点“疑讹弘多”,受到时人的激烈批评;吴乔之撰《正钱录》出于挟嫌攻讦,同时与明中叶以来士林狂诞风气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论明中叶吴中诗画同体的发展及影响

随着文人画的发展,画上留款题诗——诗画同体,作为绘画文人化、文学化的一种表现,自然也盛行起来。明中叶吴中画家的诗画同体形式处于一种历史发展、新变的阶段,而且他们诗画的表现形态因此也受到影响,如诗画综合表现力的增强,诗画“尚意”性等。

唐代敦煌高僧悟真入长安事考略

张议潮收复敦煌,委派沙州都法律洪辩的弟子悟真入朝。悟真在长安游览佛寺,与京城高僧大德见面,吟诗赞诵,极一时之盛。敦煌遗书中有若干史料记述此事。本文对相关写卷进行了叙录,对涉及的佛寺、僧人及有关诗文进行了考证。

法国汉学家吴其昱的寒山诗英译本研究

如果从传统翻译研究的"对等"或"等值"视角来审视法国汉学家吴其昱的寒山诗译本,读者会发现其译诗中某些背离所谓"充分性"翻译原则的地方,但如果从翻译规范论的相关理论视角来进行观照,则会发现吴氏译本对于译诗"可接受性"的充分彰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