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藏李文藻批校题跋本《周易辨录》版本探究——兼论其版本价值与版本源流

山东省图书馆藏李文藻批校题跋本《周易辨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四库底本”,业界确信无疑,且有文章论证。经研究发现,此本与翁方纲所作提要有矛盾,继而与文渊阁、文津阁等四库本比对,内容差别甚大,基本认定此本非四库底本。遍查海内外藏本,发现中科院图书馆藏吴玉墀进呈本与四库本同,此本即为四库底本。此重要发现使之得以正本清源,为研究者提供巨大帮助。在遍览海内外藏本的基础上,将《周易辨录》版本源流进行了梳理,通过比对,对藏于中科院图书馆及日本京都大学所藏版本进行更正。山东省图书馆藏本虽然不是四库底本,但作为三大进呈本之一,经藏书家李文藻、周永年先后收藏,李文藻批校题跋,清初南洙源点阅,加之金彩集参,具有独特的价值。经考证,确定了其准确版本,更正了山东省图书馆著录错误。

从“燕京学派”到“魁阁”:吴文藻社区思想的脉络演进及影响

20世纪30年代的“燕京学派”与40年代的“魁阁”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高峰,吴文藻作为奠基人,其社区思想影响意义深远,不仅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提供了动力,也对当下中国社区发展提供了许多参考与借鉴。历经吴文藻、潘光旦、孙本文、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学术推进,社区成为中国社会研究的基本场所,社区研究为中国本土化的落地开辟了一条道路。对吴文藻社区思想演进脉络的梳理,不光是对老一代社会学家的致敬,为当下社区研究提供参考性建议,也是学习、研究社会学学科本土化演进的必然要求。

析中国民族学北派和南派的学术倾向——以吴文藻、杨成志为例

中国民族学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北吴南杨”之说。北学派的代表人物吴文藻和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杨成志虽求学、治学和教学经历不同,学术倾向各异,但他们对中国民族学的贡献都非常突出。比较和分析南北两派,凸显其与学派的关系,客观地看待两个学派的学术传统,师其所长,大有裨益,同时,有助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定向。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

本文比较了吴文藻、费孝通和李安宅对知识社会学的引介与消化,以及在此指导下的经验研究,基于此尝试论证三人分别开拓了三种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路径。吴氏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主要依据,主张知识与知识人受限于社会本体论,走向实践改造社会的国家主义。费氏一直到1950年代之前似乎在曼海姆与韦伯之间摇摆;到晚年则尝试从新儒家出发,提出社会科学应借鉴诠释学,关注"心"的问题,从而重新接近张东荪的知识社会学。李氏原先引介曼海姆最积极,后来转向吸收张东荪的思想而走向韦伯,认为应该更全面地考察整个知识系统在社会中沉淀的不同层面。通过上述比较,文章尝试指出,社区研究可能需要与知识社会学结合,才能将我们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推至更深处。

社区与文化——吴文藻“社区研究”的再回顾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社区研究"逐渐成为诸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然而这一概念在引入中国之初曾被学者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整体性视角。作为"社区研究"的奠基性人物,吴文藻是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社区"是以"文化"的形态出现进而作为抽象的"社会"的具体呈现,从而达成吴文藻对中国现实的总体性问题的关怀与理解。回顾"社区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从吴文藻的社会思想入手,在考察他的总体思想框架后再去理解"社区"、"文化"在他那里的涵义,从而把握他的社区类型学划分。

吴文藻社区研究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吴文藻先生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他曾借鉴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创立了中国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提出了进行社区研究的具体方案,并对社区研究和社会调查的区别、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进行了阐释。吴文藻的社区研究思想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当今进行社会学调查研究更有着重要的启示。

中外社会学教育方式的差异对费孝通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求学期间曾在中国和英国学习。在理论教学方式上,中国施行"先生讲与学生听"的教学模式;而英国主张"师生平等"对话,积极引导学生发言,学会自己思考。在实践调查训练方面,西方早期和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或较少有学者注重本土化的研究。费孝通在中外老师的教育指导下,跨越文野之别,将理论和人文精神很好地融合在社会调查之中。中外教育方式的不同体现在费孝通各个时期的著作中,影响了其一生的学术生涯。

简述吴文藻的国家主义观

吴文藻先生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的奠基者。而早年在留美求学期间,他参加了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并且,他先后发表了《一个初试的国民性研究之分类书目》、《民族与国家》、《马志尼的国家主义及意大利的统一》等重要论著,亦为其国家主义观之结晶。本文旨在通过对吴文藻先生早年参与大江会的活动及早期有关国家主义的论述来透视其国家主义观。

西学东渐 拓业名师——论吴文藻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影响

吴文藻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他大力推介功能学派并运用其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吴文藻的社区研究思想对当时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培养了一批社会学、人类学人才,如费孝通、林耀华等,确立了中国社会学在国际社会学界的重要地位。其理论和实践开拓了一条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论吴文藻培养突出人才的方式方法

吴文藻作为近代中国爱国归国留学生、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 ,借鉴美英等国高等教育方法 ,提出培养中国突出人才的具体标准要求及一整套方式方法 ,并付诸实践 ,为祖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突出人才。

“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背后的傅斯年与吴文藻

傅斯年和吴文藻是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背后的主角。由于受到吴文藻组织云南省民族学研究会的刺激,傅斯年规劝顾颉刚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写信反驳顾颉刚,则加深了傅对吴的恶感。尽管费孝通未再应战,吴文藻则从未正面回应,但随着该会活动的开展,傅斯年在私下全面发泄了对吴的不满。因担心日本帝国主义分化中华民族的阴谋进一步得逞,傅斯年不惜在私德上攻击吴文藻,但所列难以取信于人。傅吴纠葛,其实与顾费之争一样,主要源于双方在学科背景、现实关怀及国家建构的路径选择和理论依据等方面的差异。

吴文藻与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学先驱吴文藻先生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指出应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以为中国社会研究的借鉴。他提出让理论符合事实,以事实启发理论,使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并以此来训练、培养独立的社会学人才进行科学研究,从而实现社会学完全的中国化。吴文藻先生的思想遗产对当下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三点启示:一是正确处理西方经典社会理论借鉴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辩证关系;二是注重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性作用;三是重视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人才、经费和组织三要素的关键性作用。

行动与历史:吴文藻与费孝通在社会学本土化取向上的间距

针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这一较具争议性的话题进行了探讨,试图回到吴文藻与费孝通两位跨代社会学大师那里,重新审视他们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通过梳理发现,两人既有关联性也有实质上的区别:吴文藻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所持的是以"行动"为取向的社区研究,费孝通则一直践行着吴文藻所提倡的社区研究;而与吴文藻研究所不同的是,费孝通认为社区研究也可以有历史维度,特别是在其晚年的学术反思中愈加突出历史维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两人虽在社会学本土化取向上存在着间距,但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建设均有积极的倡导意义,即中国社会学在坚持一贯的"行动"取向之外,"历史"维度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将丰富和确证中国社会学的"自性"。

抗战时期高校西迁背景下的人才流动与学科建设 ——基于对吴文藻从燕京大学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考察

1938年,吴文藻离开燕京大学到云南大学任教,并为云南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作为首任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以燕京学人为班底建设师资队伍,树立专通并举的人才观念,结合“燕京经验”与云南大学实际设置课程,为云大社会学系于抗战时期取得瞩目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究其原因,可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科建设需要与其办学经验契合;二是学术土壤与其研究旨趣契合;三是学术平台支持与其学术理想契合。吴文藻从燕京大学到云南大学建设社会学学科的案例,对当前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与一流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冰与火的碰撞——试论吴西玉的精神绝境

河南作家墨白历时十九年完成长篇小说《欲望》,在其黄卷《欲望与恐惧》中塑造了两个与男主人公吴西玉关系最为密切,但是性格极端对立的女性角色,一是其妻子牛文藻,一是其情人尹琳。文本以欲望为切入点,以吴西玉的精神困境为中心建构了底层知识分子在精神折磨和欲海挣扎的双重助力之下最终走向崩溃的图景,并通过对其精神痛苦的探索表现了墨白对一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关注。

作为文明事业的国家与民族:吴文藻民族学思想探微

文章从20世纪20年代围绕国家主义概念的争论入手,在细致分析吴文藻关于民族和国家问题研究的文本的基础上,指出吴文藻主张将民族和国家都看作现代性的文明事业。他反对将种族和血统看作民族的基础,也反对通过政治来界定民族,更不接受将国家看作单纯基于暴力的主权单位,而是认为在知识分子集团的努力之下,一种以国际主义为前提的国家主义和一种以文明为目标的民族主义的建设,才是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向。吴文藻的思考以及燕京学派在民族学上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于国际视野的中国民族学的思想基础。最后,文章指出,现代国家与民族概念都有着极为深厚的基督教背景,对这一背景的反思才是推进中国当前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恰当起点。

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与民族学——从杨成志的一篇旧文说起

杨成志1941年发表的《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一文,对边政研究的内容及方法作了精到阐述,揭示了边政研究的内涵和思想背景,强调了边政研究与民族学的密切关联,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学的现实关怀及努力方向。对比吴文藻《边政学发凡》及参照时人关于民族学与边政研究关系的论述,可看出当时学界致力于国族建构和边疆建设的共同努力。

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近代中国国立大学设置边政学系的考察——从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说起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关于边政学科目设置时间的记述不尽准确。1944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设置边政学系,是落实汪懋祖和郭莲峰在第四届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所提"积极培养边政人才案"的结果,目的是培植边政人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培植边政人才而在各级学校开设的边政学科目,一定程度上则为边政学在两校的设置奠定了基础。就边政学这一个案而言,是培养人才的现实需要,促进了学科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