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经验的虚像与实景:吴汝纶壬寅东游的另一种观察

清末清廷的文教改革多参照日本。其中,如何调和新旧学术、创建国民教育体系是一大关节,亦是赴日考察教育者的主要关心所在。在晚清众多的赴日教育考察中,吴汝纶的壬寅东游无出其右。其间,日人出于不同立场与知识背景的建言,呈现出聚讼纷纭之景象。围绕儒家道德理想与西洋伦理学、传统汉学与近代“普通知识”,德育与智育领域的扰攘纷争,折射出明治后期日本在东西两洋学术之间的纠结。通过反思与调适明治日本的兴学经验,吴汝纶形成了改革全国文教的独特构想,坚定了以古文存旧学的决心。在晚清文教改革参照“日本渠道”这一表象的背后,展现彼时日本文教界的“众声喧哗”,同时观照中方所采取的应对、改造策略,不仅有助于揭示“作为经验”的明治日本的实景,也有助于重思晚清文教改革的历程。

UPLC-Q-Orbitrap HRMS法结合分子网络分析吴茱萸汤的化学成分

采用UPLC-Q-Orbitrap HRMS技术结合分子网络,全面快速地分析和鉴定吴茱萸汤中的化学成分。使用Waters Acquity UPLC HSS T3型色谱柱(150 mm×2.1 mm,1.8μm)进行色谱分离,离子源为HESI,在正、负离子模式下进行数据采集。随后,将质谱数据导入GNPS平台生成分子网络对化合物进行分类,再将质谱数据导入Compound Discover 3.2软件进一步对化合物进行鉴定。最终在吴茱萸汤中共鉴定出100个化合物,其中以黄酮类、生物碱类、有机酸类、萜类、糖类化合物为主,还有少量的苯丙素类、苯酚类、苷类化合物。其分析方法和结果对中药复杂体系的成分表征具有借鉴价值。

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述评

元代由吴澄创立的草庐学派,向来被认为是在接武朱子学的同时,对陆九渊心学也有所吸收。百年来关于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多立足于此重点分析学派思想中的朱陆关系。按时段与进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多以哲学史书写的视角,简要辨析吴澄思想中的朱陆成分;第二阶段为1949年至1980年,主要以我国台湾地区及海外讨论吴澄在元代的身份问题为主;第三阶段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在研究深度、广度方面,均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绩;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来,突出了去“朱陆”化、重群体的新变。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呈现出从无到有、从个人到学派、从思想单一到多元面向的发展趋势。

吴煜运用清半夏、制天南星、浙贝母为主方治疗肝癌的经验

“痰”的发生与先天禀赋和后天多种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精血津液等物质,津液停积凝聚的水饮有关。痰的形成过程由于脏腑气化功能受阻影响津液的运行与排泄。肝癌与痰生成有密切关系。吴煜教授认为,“痰”是肝癌中医病因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痰”是肝癌的发展及转移等过程中必要因素和自始至终的参与者,化痰法是肝癌中医治疗中贯穿始终的治疗原则。肝癌发生以痰浊为邪,内有坚癖,津液留结便可形成痰浊,痰浊郁结,气血运行不畅,久则成结形成癌肿,治疗上宜化痰散结消癌肿。结合临床治疗经验,提出清半夏、制天南星、浙贝母为治疗肝癌的主方,其中清半夏、制天南星燥湿化痰,消有形之癌块,浙贝母化痰散结,攻有形之癌毒。

“汉壁晨驰大将床”典故发微——兼析王世贞、吴乔对严羽用典理念的不同接受

王世贞有七律《寄赠杨仲芳武选》,吴乔认为其中“汉壁晨驰大将床”句化用《左传》中华元夜登子反之床的记载,故批评“晨”字不当。实则该句典源为《史记》中刘邦晨入韩信寝帐夺印事,诗人以此书写明帝收缴卧病在床的大将军仇鸾的军权和将印。吴乔对该句的误批,表层原因是误会了该诗的创作时间,深层原因则是用典理念与王不同。王世贞通过揣摩苏轼的用典实例而接受了严羽的主张,因此不追求诗句的直接切题,不追求用语与典源的一致。吴则以严说为谬,强调典故下字要有来历,故以“床”字为线索而误认典源,也误导了后世学人。有此个案,则宋人对明代复古派诗人的影响也值得加以研究。

“岂敢窥群策,悲秋自楚人”——吴国伦对宋玉悲秋主题的承继与发展探微

吴国伦晚年里居楚地,深受楚地文风浸染,且与宋玉有着相似的人格气质及仕途遭际,因此在创作中大量接受了宋玉《九辩》及其他作品,尤其宋玉开创的悲秋主题引起吴国伦强烈的情感共鸣。吴国伦汲取了宋玉辞赋的创作特色,继承宋玉的悲秋主题,表达身世之感、宦游之思、生命之叹、家国之忧等多重情感内涵。他在感伤的基调上融入了乐秋的情怀,表现出不同于宋玉的悲秋态度,是悲秋主题的拓展与深化。

《新唐书·吴元济传》采录韩愈《平淮西碑》考论

韩愈《平淮西碑》为宪宗时期所作,因过于赞颂裴度之功而被斥为“碑辞不实”,由此引发诸多论辩。两《唐书》编修者对《平淮西碑》所持的不同态度,导致两部唐史对这一文本的采录出现差异。《旧唐书》以记载事件为主,《新唐书》则在吴元济传记中全文采录《平淮西碑》,对韩氏的评价带有明显倾向性。两《唐书》对《平淮西碑》采录的差异,不但反映了时代环境、史家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对史书编修者的影响,而且展现了中唐至北宋时期史家思想观念的嬗变。

明代三边总督喻时生平著述考

喻时(1507—1571),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官嘉靖、隆庆两朝,前后三十余年间,曾任吴江县令、监察御史、山西巡抚、三边总督等职,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后期,喻时临危受命,总督三边军务,功绩卓然,有力地维护了西北边地和平。其宦迹遍及南北,政绩斐然,声名远播,时有“喻青天”之美誉。喻时一生勤于著述,今有《吴皋先生文集》《海上老人别集》及其它散著存世。

孟子“乐”与“射”的双重隐喻

孟子乐喻中,金声玉振并非完全对应于奏乐的始终;“终条理”亦可理解为“已条理”“既条理”。“金石以动之”,如同战场之号令,金石之音皆可看作是乐曲的起始,起到节度各音的作用。从我国古代乐器实际演奏过程考虑,后世所理解的“以玉声振扬金声”的观点并不恰当;古人始终在尽量避免镈钟类乐器产生混响,又何需玉音振扬金声。赵岐、俞樾等所认为的“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以玉声振扬金声,并非乐师演奏时所追求的和谐之境,仅为经师诠释经典时的意义建构。由于金石的稳定性,孟子乐喻还涉及金石之品质,为众音之准则。金声玉振不仅隐喻孔子兼具圣人之全德,还隐喻孔子为后世之法则。孟子乐、射二喻中,不应将智、圣二分看待。《五行》篇与孟子的不同处,还在于孟子以金玉喻始终条理,兼具圣智;而《五行》篇以金玉喻内外,又强调君子集大成,最终达到合内外的思想旨趣。

论明代吴方言的介词“捉”

本文论述了明代吴方言分词“捉”的使用情况,探讨了“捉”的历史演变以及由动词虚化为介词的过程。

吴棫《韵补》与《诗补音》古音系之比较

通过吴棫《韵补》与《诗补音》综合比较,发现《韵朴》中的“通”与“转声通”有区别,入声也是独立的,同时发现《诗补音》有耕部和物部,没有麦德部。吴棫的古音是平上去十四部,入声六部。

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以吴徽语区为例

本文在对吴徽语区内的方言岛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问题。文章指出方言岛的形成有三种方式:填水成岛、蓄水成岛、隆起成岛,并讨论了移民与方言岛形成的关系。论文考察了方言岛的生态环境,发现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区内方言悬殊的地区是适于方言岛生存的土壤,最后指出方言岛的消亡有两种方式:渐变式消亡(“融岛”)和突变式消亡(“淹岛”,即语言转用)。

“命”与“语”:上博简《吴命》补释——兼论“命”的文体问题

上博简《吴命》篇是研究春秋末年吴楚争雄的重要资料。是篇并非外交辞令的汇抄,也不是战斗檄文,而是一篇有残缺的告劳之辞。其中有关州来之争、吴救陈的记载是《国语·吴语》所没有的内容。春秋时期,"命"作为一种文体,所载的内容为诸侯国君的辞语。使臣多以衔君命自重,故而外交辞令称为"命"。"命"应该从属于"列国之语"。"吴命"应该属于原始的"吴语",是《国语·吴语》的史料来源之一。

吴语音韵史中白读音的保守与创新——以虞韵[*iu]、鱼韵[*i]的两项变化为例

汉语方言的白读音多呈保守态势,但其后续创新也不可忽视。以吴语为例,1)从音类关系上看,南朝层次的虞韵白读[*iu](虞尤相混层)在北部吴语(常熟)、南部吴语、闽语表现一致,而苏州型吴语则在此基础上经历了创新变化。虞韵白读音在北部吴语中的音类分合差异,是由音韵结构的变迁造成的。2)南宋层次的鱼韵白读[*i](鱼虞有别层)在部分北部吴语的表现不止一种,源自其不同类型的后起创新,不同的演变形式还可能分化成不同的语素。目前的方言历史层次理论和词汇扩散理论似乎需要考虑这一语言事实。

走马楼吴简中所见的生口买卖——兼谈魏晋封建论之奴客相混

走马楼吴简中记录了孙吴时期官、私生口买卖的情况。复原的"私生口估税簿"由竹简和木牍编连而成,记录了官府在吏民私买卖生口过程中收取估税的具体情况。吴简所记官、私生口的实际价值较低,可能与征讨武陵蛮俘获大量的夷生口有关。吴简以奴代役、奴客共同附籍、僮客连称的具体记录,丰富了魏晋封建论的相关论述。

试论吴玉章的大学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长达17年,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过程中构建了他的大学教育思想。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大学的目标和任务、中国新大学办学体制的构建、学习苏联经验和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相结合、教师的素质决定大学的成败、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工作的重中之重等。他的大学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当代价值。

鉴别词与吴语处州方言的动态地理分类

鉴别词是指能够显示方言特征词的客观事物在普通话中的表述。鉴别词对方言的地理分类起决定作用。以吴语处州方言为例,鉴别词分为绝对鉴别词和相对鉴别词。根据绝对鉴别词和相对鉴别词绘制同言线束图,可得主同言线束和次同言线束。主、次同言线束反映了处州方言的动态地理分类。

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吴虞与民初四川思想界的演变

辛亥前后,四川的新派与旧派进行了激烈的争斗,双方的势力此消彼长,此盛彼衰,形成了拉锯战的格局。吴虞与各方新人物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反孔非儒",为此他们求同存异,同心协力,互相声援,加上青年学生的支持和一些旧派人物的逐渐趋新,新文化运动才得以在四川逐渐兴起、壮大。

法国汉学家吴其昱的寒山诗英译本研究

如果从传统翻译研究的"对等"或"等值"视角来审视法国汉学家吴其昱的寒山诗译本,读者会发现其译诗中某些背离所谓"充分性"翻译原则的地方,但如果从翻译规范论的相关理论视角来进行观照,则会发现吴氏译本对于译诗"可接受性"的充分彰扬。

吴虎鼎铭文补释

吴虎鼎铭文中“履”后一字,旧一般隶作“[丰廾]”,本文指出应径释作底部加了一横笔的“丰”,这一横笔表示的是地面,其形表示在地面上植树以为地界,是“封”的初文。铭文“内司徒”之名,研究者皆认为是“寺■”,本文指出并不存在人名“寺■”,“内司徒”之名应是“寺仅”,“寺”是国族名,“仅”是私名。铭文“宾内司徒寺■”后面一字,或释作“復”,或释作“璧”,本文指出应释作“徫”。“宾内司徒寺■徫”的“■徫”应该与后文“宾史■韦两”的“■韦”表示同一个词,“宾史■韦两”的“史”指前文的“史囟/西”,“宾内司徒寺■徫”的“寺”指前文“伯导内司徒寺仅”的“寺仅”,皆是承上省略了私名。此外,本文还对铭文的其他字词作了补释并指出了铭末一直被漏释的“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