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明清竟陵方音“iη、η”与“in、n”的混同现象

天门方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iη、η"混入"in、n"。据文献记载,这一语音现象在明代江淮方言中已普遍存在。明清时期竟陵方音中存在深、臻摄与曾、梗摄的混同现象,即部分"iη、η"与"in、n"混同。

助动词“用”之肯定用法浅议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儒宁波话文献中助动词“用”肯定用法常见,表道义情态、动力情态,它并非晚清西儒由其否定用法类推“自创”而来,而是沿自明北部吴语。这一用法虽未见于北方通语文献,但见于南方宋儒语录、文言志怪小说以及明南方白话小说和今闽、赣、湘南土话等方言中,它很可能为南宋时期形成的南系官话用法。其肯定用法由同义助动词“须”的用法类推而来,并由道义情态义衍生出主语指向情态和认识情态。

明清医话与俗字研究刍议

医话著作是有关医药内容的随笔小品,其内容广泛、形式灵活、含义深刻,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医话著作的发展历史与研究现状,指出明清医话中保留了大量俗字,亟需对此加以整理和研究。分析了伏、槟榔、燥等在明清医话中的俗字书写,以此说明对明清医话的俗字研究,不仅是整理与校勘的需要,也将进一步开拓俗字的研究领域。

从明清方志看江浙地名中的通名“扇”

文章从历史、语言和地名本身等方面对太湖东南角水网地区以“扇”作通名的特色地名进行了研究,认为“扇”是吴地对水网地区“圩田”的形象称呼,它虽与田亩图中“扇”的得名原因相似,但两者互无引申关系。

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

在明清官话的研究中,基础方言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作者在1984年写成《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1985年正式发表,此文首次提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的假说,这是起点。此后作者继续利用其他资料作纵深的开掘,学术观点也随之有一些改变,于今二十三年。文章前四节陈述作者多年来上下求索的历程,取以“史”带“论”的方式。作者认为,考据须与义理结合,故第五节对有关明清官话基础方言的多种论点,逐一述评,仿效先哲,故取对话录的体裁。末节则呼吁决破罗网,突破数十年的凝固化的研究范式,提倡“文史语言学”。

《书画记》与明清之际徽州书画交易

吴其贞《书画记》是一部记载自己从事书画交易活动的实录性质的著作。该书详尽地记载了他从事书画交易活动过程中所接触的各色人等、书画作品的艺术特色及其保存情况,偶及真伪和作伪手段,言简意赅,但涉及范围极其广泛。为今人研究明清之际徽州乃至整个南方书画市场,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书中提到的书画作品,有的流传至今,有的已不知下落,赖是书得以了解一二。该书记载的参与书画交易的人群中,文化背景相当复杂,有政府官员、富商大贾、骨董世家、官僚门客、裱褙名手、书画名家、乃至普通市民等。交易手段五花八门,现金购买、物物交换、直购、转购、赠送、受雇代购等。交易场所也更加灵活多样,有固定市场、佛寺道观、官署公室、私家寓所、书铺裱室、地摊船舱、桥头市肆等。作伪手段更加多样,除宋元以来所习惯使用的割裂分装、添加名款、摹品充真,张冠李戴等传统方法外,还产生了挖镶补画、刻板印刷与手绘结合等新方法。表明当时书画交易颇为频繁和便易。该书自崇祯乙亥(1635)春二月三日起,至康熙十六年(1677)十二月六日止,四十余年未间断逐日记载自己书画交易活动情况,以日志的形式,提供了许多不同于宋元书画市场的信息,对研究当今书画市场亦不无启示。在当今,此书的价值应该得到充分重视。

明清山东方言词汇化形成的方言词探析

词汇化是形成方言词的一种重要途径,明清山东方言里就有不少词汇化而来的方言词。通过对文献中这类方言词的具体分析,我们发现方言词由共同语里的短语结构、句法结构、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

明清山东方言中的后缀“巴”

"巴"缀是明清山东方言文献中重要的后缀之一。在它所组成的附加式合成词中,动词在数量上比较多,其他各类词如名词、形容词比较少。"巴"缀词用法较多,语义色彩丰富,充分说明了附加式构词是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和多音节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明清山东方言前缀“阿”研究

通过对明清时期山东方言文献中前缀"阿"的使用情况的分析,并以同一时期与山东方言邻境的其他方言中"阿"缀的使用情况为旁证,可以看出,"阿"缀在明清山东方言中已经是一个非能产的词缀成分,在现实方言中已经消失,这一时期文献中的"阿"缀附加式复音词基本上属于用典和拟古用法。

明清苏州艺术论

明清两代,苏州在文学、戏曲、美术、书法、曲艺、工艺美术、园艺等方面,各门类全面发展,特色鲜明,都以一流水平臻于全国领先。明清苏州何以能创造出如此令人惊艳的文化艺术成果与群落,在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简明的回答是:吴文化的魅力。极其丰富的社会物质条件,充分发达的经济贸易活动,高度城市化进程,是明清苏州文艺繁荣的社会物质基础。思想的解放,社会的自由活跃,是推动苏州文艺繁荣的根本动因。明清苏州艺术的辉煌,是庞大的苏州文人群体的杰出创造。苏州艺术的璀璨,是文人艺术创造的极致,是古典精英文化创造的辉煌。

庙宇、神像、香火:诸葛亮祭祀的泛民间化——明清时期四川武侯祠、庙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原因

武侯祠、庙是三国末期以后为由巴蜀而荆襄进而普及到全国的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宇。明清时期四川武侯祠、庙大量涌现,官民共祭,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地理现象。武侯祠、庙不仅是各地统治者教化民众的工具,也是民间百姓对诸葛亮信仰认可的表现。本文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角度阐释明清时期武侯祠、庙在四川地区的分布状况及影响因素,揭示出武侯祠、庙的分布差异及其与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表明,对诸葛亮的祭祀与崇拜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已经深入到城乡社会各个角落,成为中国民间精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诸葛亮在中国历久弥新的深远影响。

《黄锺通韵》声母简析

《黄锺通韵》是一部带有东北方音特点的韵图。《黄锺通韵》中保留倭母 ,不同于当时北京音 :《黄锺通韵》的精系声母和照组声母关系复杂 ;《黄锺通韵》的日母不同于明清时其他韵书。它统领的字来自中古的日母和喻母。《黄锺通韵》的声母系统与《等韵图经》有很大一致性 ,但又有一定差别。

从《聊斋俚曲》看明清山东方言里的介词“着”

介词"着"产生于魏晋时期,是近代汉语里较为重要的一个介词。后来随着汉语介词系统的发展,介词"着"的部分功能逐渐呈现出了没落的趋势、甚至消失。但是,在明末清初具有山东方言背景的文献《聊斋俚曲》里这个介词不但仍很兴盛,而且保留了其早期的用法。这种现象体现出了当时山东方言内部的地域性特征,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对于研究汉语历史方言和现代方言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吴语问数词“几化_(X)”的变化与语源

在明清时期的吴语里,有"几化"、"几花"、"几哈"、"几罅"、"几呵"、"几吪"、"几夥"、"几货"等一系可概括为"几化_(X)"的方言词,并且仍保留在现代吴语里。吴语"几化_(X)"最初是问数词,来源于中古汉语出现的"几许",与上古汉语以来的问数词"几何"没有源流关系。吴语"几化_(X)"由询问数量变为表示多量,其中有句法、语用等多种变化诱因。表示多量的"几化_(X)"又形成AABB重叠式,"几几化化"作定语往往有标记,作补语则是无标记的,性质上近似状态形容词。语言的主观性促动了"几化_(X)"重叠式"几几化化"的形成,词汇重叠是语言象似性(iconicity)在汉语构词法上的体现。

明末清初汉籍东传背景下的《武备志》入日考

书籍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日之间持续了上千年,汉籍东传日本则是和汉书籍交流的主体。《武备志》成书于1621年,是明末清初东传日本的一部重要的兵学著作,通过和汉史料的记载,特别是通过《西湖二集》中一条新史料的发掘,笔者认为,考证《武备志》东传日本的时间当在1628—1631年间,由江浙海商通过私人海上贸易的方式,经由琉球传入日本。本文的最后考察了和刻本《武备志》,并注意到清末和刻本《武备志》回流中国这一史实。

明清“格物”说和中国科学的发展

明清“格物”说着重发挥程朱“格物”说的科学理性精神,在内容上大力提倡“实测之学”,广泛地吸收“西学”的成分;在方法上,它吸取了近代西方“由数达理”的思维方式,使之成为由中国古典科学走向近代科学的中介和桥梁,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和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思想基础。

明清言情小说中的湖州方言语法

湖州方言在语法上颇具特色,具体表现为一些特殊的句式、语序、时体表达法及虚词的某些特殊用法。明清时期的言情小说中有许多跟现代湖州方言相同的语法现象,全文主要据此来讨论湖州方言在语法方面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

清代韵图《八矢注字图说》述评

顾陈垿《八矢注字图说》利用"说"和"图"两部分来展示一个音系。其中夹杂着阴阳五行、太极八卦、元会运世、河图洛书、干支四季、律吕算数等古代哲学、音乐、数学的术语和理论,是清代以易学阐释音理的等韵著作的代表。其"八矢注字"理论表现出作者精深的反切拼读和音节分析水平。同时该书也为我们展现了清代吴语的音韵概貌。

顾氏家学及其对顾炎武学术的影响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上承宋明以来的实证传统,下启乾嘉时代汉学思潮,其学术体系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顾氏家族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文法吏”的知识特色是顾氏家学的主要特征。顾炎武学术内容与方法来源于家学影响。从顾炎武在明清之际的学术与政治活动来看,其思想倾向在于重建晚明以来受到冲击的专制统治秩序。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并不仅仅是对一种学术方法、思想倾向的强调,它具有实际的学术内容与知识体系;明清之际士大夫对“经世”之学倡导,使得宋明以来“尊德性”的思想传统转向“道问学”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对清代的社会政治稳定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