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犬”“豚”辨异——兼论勾践生育奖励政策中蕴含的性别观

传世名篇《勾践灭吴》中有关生育奖励的措施影响深远,但生男生女分别奖励犬豚的做法却广受争议,颇多分歧。从语言、历史、文化多角度辨析“犬”“豚”之异,明确先秦时期犬、豚同为重要肉食来源,但越人纵狗行猎,在越国,犬的地位高于豚;犬阳豚阴的动物阴阳观念乃汉人习气,并不适用于当时的越国;勾践分别奖励是出于犬、豚的不同文化蕴含,体现的是男尊女卑思想下男女分工的不同。勾践各尽其用的性别观对当今社会亦有借鉴启示意义。

谶纬与《吴越春秋》“小说化”叙事特征

《吴越春秋》传奇色彩浓郁,具有“小说化”叙事特征。这与谶纬在东汉的兴盛以及赵晔今文经学者的身份有密切关系。在谶纬影响下,《吴越春秋》出现了诸如感生、受命、祥瑞灾异等内容,这些内容继承谶纬之说并加以演绎虚构,神奇浪漫,颇具文学色彩。《吴越春秋》受谶纬影响还表现在:虚构能力的提高,对奇幻之美的追求,对事物的细致描摹。这都使《吴越春秋》充满文学魅力。在谶纬的视野下,对《吴越春秋》“小说化”叙事特征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吴越春秋》自身文学价值,有助于梳理东汉时期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分流”过程,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谶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论中唐以武元衡为中心的诗歌唱和及其诗学史意义

“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而已”,这是史臣蒋系对唐宪宗的评价。诚然,经历了安史之乱,直到宪宗时唐王朝的发展又步上了正轨。元和“中兴”,不仅是经济的中兴,更是文学的中兴。在经历了大历时期的低迷之后,元和时期的诗歌重新焕发了光彩,元白、韩孟诗派并驾齐驱。然而当我们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时,会发现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中唐宰相武元衡,以往的学者多关注武元衡被刺或其他历史事件本身,而忽略了其在元和诗坛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长安形成了以武元衡为中心的诗歌唱和群体。研究这一现象,对我们整体把握中唐诗坛具有重要意义。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玖]》释文校勘札记

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玖]》整理者的释文同图版相比对,发现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对其进行了细化整理,从误文、脱文、衍文及未释四个方面提出部分校勘意见。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

关于三国孙吴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 ,史家极少论及 ,以至其形成特点、类型和对长沙郡人口繁衍所产生的影响 ,几乎不为人知。根据张家山汉简 ,尤其是走马楼吴简所提供的材料 ,揭示 :孙吴初期长沙郡存在着女多男少的人口性比例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军役、徭役负担的日趋加重 ,这种女多男少的现象也日趋严重 。

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叛走”简賸义

走马楼吴简中叛走者主要包括限佃客、吏及其家属,以及普通民户。政府对叛走者的赀产要予以籍没充公,而被捕获者,要充当依附于国家的屯田民,称为叛士或叛吏。叛士限米的缴纳分为两途。叛士简表明孙吴政权在征战背景下对人口控制的强化。

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

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2828人次。从其分布时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而列前九位者依次为宪宗、文宗、玄宗、宣宗、懿宗、德宗、武后、代宗、高宗诸朝。从其分布地域看,南方是唐王朝流贬官员的主要地区,岭南道、江南西、东道和山南东道因荒远偏僻,更成了处置贬官的首选之地,就中岭南道、江南西道所辖39州共有贬官721人次,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25.5%,故最值得重视。

汉武帝时期的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盛世军事活动频繁的时代。一方面,为了满足征战的需要,体育活动成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如射箭、蹴鞠、武术、田径、举重、摔跤等;另一方面,此时期的军事训练也带来了体育活动的发展。这一时期,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在相互融合中得到了共同发展。

走马楼吴简所见户与里的规模

根据吴简统计，户平均4．80人，与传世文献中经常提到的“五口之家”相符。吴简中的里，其规模多在20～50户之间，不像传世文献中所说的那样整齐划一。长沙郡自东汉以来，人口密度已略有提高，但直到三国初期，地广人稀的状况依旧，里的规模仍然无甚变化，说明此时经济发展水平尚无明显改观。

吴越细绳纹类青铜礼器成形技术研究

吴越青铜器发展到春秋中晚期 ,出现了一批极富地域文化特色的青铜器 ,器表饰有细绳纹和细薄而峻深的纹饰 ,或在纹饰间布满细芒刺突起的棘刺纹。本工作通过对吴越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的探索和吴越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复原试验 ,以期揭示出这类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成形技术。实验过程是以绳索为模 ,在湿陶范内埋入绳索 ,当陶范入窑焙烧时 ,绳索焚烧后形成绳索状凹槽 ,浇注青铜液后则成为具有突起状绳纹装饰的青铜器。焚烧绳索形成纹饰 ,是一种在平面上形成三维纹饰的技艺 ,能在青铜器表面形成规整的绳纹 ,可能为东周时期吴越地区古代工匠铸造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一种方法。

六朝《异物志》与文学

在考察六朝《异物志》之存佚的文献基础上,对《异物志》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异物志》的出现为六朝文学特别是咏物赋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畛域;而六朝文学之影响于《异物志》的写作,则主要表现在使《异物志》的文学性得到加强。

从吴简看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生活习俗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田家莂》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的相继出版,为研究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社会生活习俗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素材。通过大量统计和分析发现,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社会生活习俗大体反映在百姓取名和婚姻关系这两大方面。

论《仁学》与近代士人知识结构的转型

《仁学》一经问世，对知识界震动巨大，影响深远。西学的介入，是导致谭嗣同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反映在《仁学》中，则表现为对一元的、封闭的、实用的传统型知识结构的突破，代之以多元的、开放的、理性批判的新型知识结构的萌芽。但《仁学》仍是以中学为主体的。“天下一统”观念、凡事求同的思维定式及实用理性依然沉淀在其知识结构的深层，束缚了其知识结构的转型。这同样也是戊戌时期士人知识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试论走马楼吴简中的邮卒

吴简中记载的邮卒已经成为国家控制的特殊人口。因为职业的特殊性,他们有集中居住管理的倾向。邮卒有专有土地。这和秦汉时期对邮书传递者的管理措施一脉相承,并且得到进一步强化。

从救东瓯到伐闽越:建元年间汉朝对外战略新变及其意义

从救东瓯到伐闽越,汉武帝即位初一改汉初"毋动为大"的保守立场,显露出扶义征伐、塑造大汉庄严形象的新动向。围绕武帝新朝对外战略的变化与否,淮南王刘安力主汉廷当珍惜汉兴70余年和平大局,继续以休养生息、安顿民生为要务;中大夫严助则申言大汉应"为天下宗"而主持天下正义,申言出师征伐以确保中国安全的必要性。严助的言辞雄迈激越,道出了武帝时代的内在意志与要求。

从魂瓶看吴晋时期的庄园生活和丧葬礼俗

魂瓶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丧葬明器,它所反映的吴晋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以及丧葬礼俗是相当丰富的。本文从魂瓶上的堆塑内容探讨当时地主庄园的生活情况,包括庄园建筑的特点以及为庄园生活服务的舞乐杂技俑和家兵僮仆俑,再现了吴晋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奢靡生活。关于魂瓶所反映的丧葬习俗方面有四个特点,可见其对汉代丧葬礼俗的继承性。

浅谈《莎乐美》对“五四”时期戏剧的影响

王尔德在欧洲几经演变的"莎乐美"的形象基础上成功地创作了悲剧《莎乐美》,成为了唯美主义的代表作。"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对《莎乐美》译介、接受的热潮,从而对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论武则天当政时期的经济形势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前期的经济形势呈“U”字形,即贞观、开元时期是高峰,武则天当政时期是低谷。这种观点颇为流行,成为某些学者否定武则天的根据。事实上,唐代经济在“贞观”之后并未跌入低谷。武则天当政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正因为如此,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年间,才能迅速出现经济繁荣的太平“盛世”。

吴越兴亡

吴越的历史在春秋时代前期是个空白,春秋后期始见记载。吴越的活动地域在太湖流域。从地下发掘材料看,这个地区的文化还是很悠久的。这一地区自然产品丰富,但它的社会组织松散,基层存在许多农村公社,这应当是吴越兴亡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