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抑佛教政策演变及其渊源

武德四年平洛后,李世民奏请二百洛阳大德配住同、华两州,这些大德因此得以免于还俗。他还将“五大德”安置在胜光寺,并以胜光寺、弘义宫为中心,在武德中后期,与李建成、李元吉积极争夺长安僧团及其信众的支持。玄武门之变后,他下令停李渊武德九年所下废省敕,赢得僧团“佛日重朗于唐世”之誉。即位后,李世民一方面下诏在七个战场各立一寺,一方面沙汰伪滥与严处私度。贞观九年、十年长孙皇后重病期间,他还在全国范围内修复三百多所废寺与部分废观,为之祈福。此后废寺重修未能持续,并于贞观十一年下诏强令道前佛后。这种从护持趋于抑制的过程,与李渊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他的抑佛政策相对平实、温和。

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

在唐代开国过程中,太原功臣跟随李渊起兵,并且在从晋阳至长安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随着李渊从军事政权首领向帝国皇帝身份的转变,其集团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原功臣逐渐被冷落,李渊通过《褒勋臣诏》对他们的身份做出了限定,使之成为一个仅享有“免死”特权的群体。然而,太原功臣们并不甘心,于是,在武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日益分化,为了自己的出路而选择不同的立场。他们在政争中的命运,映射出了唐初政权性质的变化,也揭示出了唐初政权结构的某些特色。

武德政治乃贞观之治基石——基于唐武德元年至九年诏书的考察

初唐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与李渊父子广施德政是分不开的。然而后世对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多有讴歌,对李渊的武德政治却少有赞颂,但事实上对唐武德元年至九年诏书,从"人才任免"、"发展经济"、"加强武备、征伐平叛"、"规范律法、减轻刑狱"、"倡兴文化"五个方面进行考察后可知,贞观之治正是以武德政治为基础的。

论武德时期与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之关系

初唐时期,是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阶段,在唐太宗"贞观之治"与刻意修史的多重作用下,高祖李渊的光芒几被太宗完全掩盖。考诸史籍文献,李渊对有唐一代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举等制度的创建有重要贡献。李唐国家基本制度、政策在武德年间的确立,不仅是唐初社会稳定、经济恢复的重要保障,亦为其后的盛世提供了良好开局,从根本上为李唐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与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末滇南猛乌、乌得界务危机中的政府应对探析

猛乌、乌得原为清朝普洱府辖地,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在清末法国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因清政府国力衰弱,在与英法等列强的冲突和博弈过程中,导致猛乌、乌得划归法属越南,最终成为今天老挝领土的一部分。清朝在猛乌、乌得界务危机中的应对和处置,是清末边疆危机和疆域变迁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国传统藩属体系在西方条约体系碰撞中的被迫转型,以及清朝边政、边吏、边民在这场社会变革中疆域观、夷夏观等治边理念和治边政策的近代化演进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