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及其微观拯救——一种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视角

城市化的全球推进使这个世界成为一种城市社会,现代性在如此情景中展开,从而使得现代性发展成为一种城市现代性。在城市现代性语境下,人的主体性向纵深发展,也遭遇了深刻的危机。文化不仅是一种研究对象,更是一种研究视野。文化性、主体性、城市性的互动,是理解城市现代性的本质和问题的重要框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主体-文化-城市的三元统一,不仅表现为成就性、成果型关联,也表现为问题性、危机性关联。城市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在本质上是一种与空间生产相关联的主体性扩张过度、运用失范的危机。虽然问题重重,但改变与修复的机会仍然存在。回归现实与微观,重新确认主体的有限、公共本质,重新确认城市的多样、公共本质,重新确认文化的神圣、公共本性,重新确认自然的本体、公共本性,对化解城市现代性的深层危机具有基础意义。

浅论武汉近代历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以武昌昙华林历史文化片区为例

要]武汉市整个城市迄今为止建筑形态的演变过程,近代史前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起到主导作用。讨论武汉近代历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亦是讨论武汉建设过程中对城市空间的价值态度。该文以武昌区昙华林历史文化片区为例,从片区概述、遗产保护成果分析、遗产保护成果反思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最后得出结论:历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需要着重在"保护"二字上,做到"修旧如旧",同时慎重地重新考虑历史建筑在当下时代、空间里的功能定位。即"根植于传统,关注古今的转变"。

“四化两型”建设背景下湖南城市法治文化建设

"四化两型"是指湖南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和目标,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为基本途径,努力实现优化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人本发展,率先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四化两型"建设是湖南城市法治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湖南城市法治文化建设为"四化两型"建设提供文化源泉。

美国企业文化对武汉城市圈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

美国是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发源地,在许多成功的美国企业中,无一例外地拥有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武汉城市圈企业文化建设必需传承本土文化,形成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品牌,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企业和谐文化,倡导开拓创新,构建先进的企业文化等措施。

两型社会建设与武汉文化现代化

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试验区,既具有良好基础和先天优势,又与周边城市群存在明显差距,需要以本土文化为基础,突破固有的局限性,整合楚文化的优势资源,发展武汉的现代文化。

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的空间整合与优化对策研究

围绕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的空间整合测度,明确提出了在转型期多要素作用下城乡文化整合与城乡文化空间整合度的概念,创新性地构建了城乡文化整合测度的修正引力模型,即"三位一体"的城乡文化易感知者、城乡文化信息流量和城乡文化最短传播路径。文章综合运用SPSS数理统计与GIS网络分析,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不同空间尺度上,深入探究了武汉城市圈县域、市域和圈域层面上的城乡文化空间整合规律及其彰显的主要问题。在解析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空间整合的问题中,则以区域城市为中心,揭示了沿主要交通干道随距离增加而递减的整体格局和空间特征。基于构建区域性"文化服务圈"、防止"山寨型"城市文化与"破落型"乡村文化、构建城乡文化关联体系以及改革与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系统等基本诉求,提出了优化城乡文化空间整合的五项对策,旨在为构建和谐的城乡文化生态系统提供科学依据。

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空间测度与机理研究

文化整合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城乡文化整合已经成为学界与政界的关注焦点。围绕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空间测度,遵循科学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从城乡文化资源整合、城乡文化要素整合、城乡文化产业整合与城乡文化发展整合4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武汉城市圈48个县域单元的城乡文化整合度进行测算,据之将其分为4个等级。阐述了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空间分异整体上呈以武汉市为圆心,随距离的递增向周边地区递减的网络化格局,其中沿"京-广"铁路与"长江经济带"分布的县级单元的城乡文化整合度强于同等距离的其他区域。论证了城乡文化资源差异是城乡文化空间结构分异的根本,城乡文化系统改善是城乡文化整合度提升的关键,城乡文化产业协调是促进城乡文化整合的基础,城乡文化科学发展是城乡文化整合的最终目标。

武汉市武昌区南朝刘觊墓再研究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武汉市武昌区东北郊的何家大塆发掘一座砖室墓(M193),墓中出有陶买地券一合,标明墓主是葬于永明三年(公元485年)的刘觊[1]。这是湖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墓主明确的南朝墓葬。长期以来,有关该墓的研究多聚焦其所出买地券,尤其是买地券中的道教内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