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A与电路理论的水网地区生态网络构建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化扩张导致水网区域生境斑块日益破碎化和孤岛化,科学构建水网地区生态网络是有效连接生境斑块的重要手段,对保障区域生态系统连通性和稳定性具有关键意义。文中以苏州市吴江区为例,运用MSPA与景观连通性评价综合识别生态源地,基于MCR模型叠加多因子构建综合阻力面,利用电路理论提取生态廊道和节点,依据"生态源地识别—综合阻力面构建—生态廊道提取—生态节点选取"模式构建吴江区生态网络体系。结果表明:研究区内识别重要生态源地与一般生态源地共30个,总面积196.73 km^(2),景观构成要素以湖泊、湿地等用地类型为主;最优生态廊道42条,平均长度6.53 km,潜在生态廊道27条,平均长度4.28 km,但廊道空间分布不均匀,密度呈现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的态势;通过保护与修复17处生态夹点和26处生态障碍点,有效提升区域景观连通性,增强生态网络稳定性。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加强生态源地保护、提高生态廊道连通性、优化与修复生态节点的生态网络优化策略,以期促进水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生境质量提升。

基于VORC模型的水网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及管控策略——以吴江区为例

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够维持生态活力及组织力,抵御和适应外界压力,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文章以苏州市吴江区为例,基于“活力(V)—组织力(O)—恢复力(R)—贡献力(C)”模型,定量评价水网乡村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分析生态系统健康空间分异特征,为生态空间分区管控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吴江区生态系统健康综合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呈正相关性,表现出“高值区较离散,低值区较集聚”的特征。健康高值区多聚集于乡村水网密布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较好,生态功能较完善;健康低值区主要集中于乡村工业产业建设集聚区域,受建设用地扩张影响,水网乡村景观生态健康水平下降。结合健康等级将吴江区划分为核心保护区、生态缓冲区、协调发展区和开发管控区等4类空间管控分区,并针对性地提出差异化管控策略。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可为生态空间分区管控提供依据和参考,促进水网乡村生态系统持续、健康发展。

“以人为本”的吴江乡村日间照料中心配置研究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问题成为我国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在养老服务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必须发挥指导作用。地处大都市密集区的吴江乡村地区老龄化程度高,完善养老体系的需求迫切。文章通过对吴江区210个行政村和432个自然村的访谈、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发现,乡村日间照料中心位置超出老年人的步行范围、空间设计不匹配老年人的活动特征、功能配置不满足老年人的活动需求、智慧化养老未顾及老年人的接受特征及需求。据此,笔者从“以人为本”视角,对吴江区乡村日间照料中心的布局、设计、功能、智慧化建设等规划配置提出优化建议。

以世界级湖区为导向的苏州吴江河湖治理模式研究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优质湖区的集聚地。为高标准推动全区幸福河湖建设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提出一种以世界级湖区为导向的河湖治理模式。新模式遵循“目标导向”原则,以高品质生态环境、高价值旅游度假项目与高质量产业体系为主要目标,根据吴江区河湖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区域规划,强调长三角一体化绿色发展,突出吴江地域特色,提出了吴江区河湖治理与建设对策。结果表明:新模式的河湖治理不仅改善人居生态环境、提升居民与游客的生活品质,更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科创产业发展,形成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吴江特色城市品牌,促进生态优势向经济价值转化,示范引领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后续高标准开展河湖治理研究提供参考。

城市总体规划中“四区”划定的思考

以吴江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实践为例,通过对当前"四区"划定中若干问题的剖析以及新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相关内容要求的解读,在借鉴先发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四区"划定的方法,以期对今后规划编制中"四区"划定成果的科学表达提供一定的借鉴。

乌江流域民族体育校本课程开发对策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访问调查、实地考察和综合分析等方法对乌江流域民族体育资源优势、民族体育开展状况、校本课程开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乌江流域具有丰富的民族体育校本课程开发资源,部分地区校本课程开发已初见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面对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需要,就如何更有效地实施校本课程开发提出了建议。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论析

乌江流域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各少数民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通过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交互影响、不断抗争和协调相处,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本地少数民族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其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生产劳动、禁忌习俗及乡规民约等方面都有反映。

高真空击密法在吴江软基处理工程中的应用

针对吴江地区新建道路软土地基地质情况与处理要求,采用高真空击密法进行了加固试验研究。对试验过程中场地的静力触探、静载荷试验处理效果以及沉降、超孔隙水压力的监测结果进行了分析。试验研究结果表明,经过高真空击密处理后的地基强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对于浅层土体(1.5 m之内)而言,处理效果更加明显,处理后地基承载力满足一般路基的承载力和刚度使用要求。该结论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类似软土地基处理提供了借鉴。

民族杂居山区农民工与农民土地意识变迁——以乌江下游小王村为个案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新出现的农民工群体带来了传统社会的巨大变迁。本文试以乌江下游小王村为田野调查点,探究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对农民土地意识带来的巨大变迁。这种土地意识的变迁是工业化冲击下中国农民对传统土地制度和土地观念的一种强烈反弹,意义重大。

乌江源区阳长流域化学侵蚀作用的碳汇效应

河流溶解无机碳(DIC)的输出反映了流域化学侵蚀消耗大气CO2的碳汇强度,其碳汇效应是全球大气"遗漏汇"的主要组成之一,是全球碳循环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乌江源区喀斯特广泛发育的三岔河流域阳长水文站断面的水文与水化学过程进行1个水文年的观测,其总溶解物质(TDS)的年输出通量达到2.68×1011 g,其化学侵蚀模数为1.02×108 g/(km2.a),流域断面的DIC年输出量为1.88×109 mol,其流域DIC的输出模数达到7.12×105 mol/(km2.a)。按碳酸盐岩的溶蚀作用对河水中DIC的贡献率为98%计算,约消耗大气二氧化碳9.56×108 mol,流域碳汇模数达到3.63×105 mol/(km2.a),其中雨季6-11月的碳汇约占92%,其碳汇强度约为非喀斯特流域的2～10倍。

乌江流域土司文化述略

土司文化主要是由各族土民在元明清等朝统治者与历代土司的管领下共同创造、世代累积的文明成果总和,内涵丰富。乌江流域经历数百年土司统治,各民族人民在王朝国家权力渗延和国家权威影响的过程中,世代积淀传承的土司文化表现在物质、制度和精神等层面。随着湖北咸丰唐崖土司遗址、播州土司海龙囤遗址等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乌江流域土司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利用成为社会各界新的课题,值得各级政府和专家学者高度关注。

民国大学与农村改良: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述论

金陵大学农学院为推动中国乡村建设,于1923年在乌江地区进行棉种推广试验,1930年又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创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实验区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开展了多样的改良活动,在农业经济上,推广优良种子,设立各种合作社;在农村教育上则是发展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同时还改进乡村卫生,设立乌江农会,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乌江实验区借助社会各方的优势资源,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面貌的改观,促进了农村、农业及农民各方面的改善。

乌江流域农村中小学民族体育校本课程开发状况调查与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电话采访、实地访问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民族体育校本课程开发状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教师素质和学校状况是影响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民族体育校本课程开发的重要因素,建议尽快强化教师素质培养,解除对体育课程的不公平待遇;以民族体育校本课程开发为突破口,改变目前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体育课现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是我国历代学校教育较为落后、科举人才较为匮乏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科举人才的分布呈现出整体落后、区域差距、阶段起伏、科举家族涌现等特点。宋、明、清三代,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形成“点线面”的格局,其成因有六:一是政治因素;二是经济因素;三是教育因素;四是考试政策因素;五是文化因素;六是交通因素。民族地区科举人才的生成,不仅受制于多种政治因素,而且也受制于当时当地的经济、教育、考试政策、文化和交通等因素。

乌江流域旅游研究述评

本文从流域的视角,对近年来的乌江流域旅游研究文献进行了分析评价,以期对该区域的旅游研究和发展奠定基础。文章分别从乌江流域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区域合作、区县旅游发展、信息化与湖泊旅游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今后研究需要重视的几个方面。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当代变迁——以依法治国方略为视角

1950年以后,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习惯法从形式到内容等多方面发生了变迁,本文拟从自然地理环境的突破、社会制度的变革、教育文化的发展等方面论证其变迁的原因,以期对该流域少数民族法治化的进程起到促进作用,从而增进民族团结、促进西部大开发,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乌江流域喀斯特区造林困难程度评价及分区

乌江流域喀斯特区环境有四大特点，即环境因子的利弊兼容性；水分亏缺的时空异质性；水分亏缺程度的派生性和环境改造的艰巨性。文中提出了相应的利用对策。用困难度和困难度指数评价并排序了36个县的困难程度。用系统聚类和主分量分析方法，对困难程度进行分区，共分出5个区。Ⅰ，Ⅴ为造林最困难区，Ⅲ，Ⅳ为较困难区，Ⅱ为一般困难区。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乌江流域为例

通过综合指数法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距离函数,分别测算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县域金融发展水平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并基于1999~2015年数据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样本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但乌江中下游民族地区优于上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6%,下游地区好于上中游地区。进一步实证研究表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技术进步效应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技术效率改进效应还没有得到体现;不同区域有所不同,上中游地区金融发展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下游地区却相反;分时期的估计显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尽管差异不大,但对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却是2007年前高于2007年后。

论乌江流域与三峡库区的城镇协调发展

从三个不同层面揭示了三峡工程建设与乌江流域发展的相互关系。论述了乌江流域与三峡库区城镇协调发展的必要性,提出了协调发展的策略重点,即以推进乌江流域梯级开发为龙头,加速乌江流域城镇化进程;建构合理的乌江流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实现城镇发展的区域协调。文章对乌江流域与三峡库区城镇体系的空间形态协调关系作出了具体设想,并以此文为契机,建议广泛开展流域城镇化与城镇体系的相关研究。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代交通管理略论——以乌江流域碑刻文献为中心

通过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代交通状况的探讨,结合相关碑刻文献,认为该地区的交通管理具有官民一体的管理主体、丰富多样的管理对象及习惯法的管理方式等特征。研究该地区古代交通管理有利于借鉴传统交通文化的有益部分,更便于探寻乌江流域地区的发展规律,提出未来发展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