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无蔓一号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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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的乌蛮

从人口数量和分布区域看,乌蛮是大理国的主体民族,在大理国时正经历着以氏族(姓)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向更高阶段的社会组织"部"发展,研究大理国境内的乌蛮和乌蛮到底有多少个"部",以及乌蛮在大理国境内静态和动态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化,可以达到拓展乌蛮源流史研究的目的,进而丰富民族史学的学科内涵。

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

蒙古帝国和之后的元王朝为了加强对云南的有效治理,把云南的政治中心从洱海地区东移到滇池地区。为了达到此目的,蒙古帝国首先以云南的主体民族"乌蛮"的"部"为基础,设置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元代又在万户府、千户所的基础上设置路府州县,这些举措使云南行省得到了稳步发展,奠定了明清以后云南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也促使"乌蛮"由单纯的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朝着现代民族方向发展。

宋王朝统治下的乌蛮及其民族关系

宋王朝统治下的乌蛮分布在吐蕃诸部的东边和大理国北部,正处在向近现代藏缅语民族的发展进程之中。由于宋朝的主要矛盾在北部边疆,所以对乌蛮以安抚为主,双方的"贡赐"不断,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对稳定宋王朝的西南边疆和乌蛮自身的发展,意义都十分重大。

试论明朝对乌蒙等部的治理及其政治搏弈关系

分布于西南边疆滇川黔三省连接地区的乌蛮乌蒙、乌撒、东川、芒部等四个支系,由于从元到明的社会转型不顺,加之与汉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虽然明政府施行恩威二重政策,但仍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乌蒙等部"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互为救援"。整个明代,乌蒙等部与明政府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以矛盾冲突的形式表达,为清代这一地区剧烈的社会动荡、改土归流与反改土归流事件的发生打下了伏笔。其中虽蕴含着的历史必然,但明政府把边疆稳定作为重要的执政目的,对一切事情的处理都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前提下进行,这一点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大理国时期乌蛮聚落的城镇化

城镇建置作为大理国“郡县制”文化的实践单元,政治军事的职能属性始终伴随着其自身的建设发展。由于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白蛮贵族们的割据自固,客观上造成了大理国各个军政区划的治所城镇数量增加。同时,大理国各个民族之间的社会发展依然极不平衡,白蛮与乌蛮的社会发展程度差距依然较大。通过“以县为部”“谓笼为城”,大理国把更加广泛的乌蛮系统民族纳入王国的区划统治体系当中,造成了众多乌蛮部落向基层行政单元的转化,出现乌蛮聚落城镇化的倾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宋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初级统一体”的形成,加速了西南边疆乌蛮系统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三峡“乌鬼”考

杜甫流寓三峡期间所赋诗"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令后世众说纷纭。或以乌鬼为乌蛮鬼,或以为乌鸦鬼魂,或以为鸬鹚,或以为乌龟,不一而足。细考宋代佚名《漫叟诗话》、马永卿《嬾真子》、蔡梦弼《草堂诗话》、明代王嗣奭《杜臆》诸书记载,乌鬼实为猪的别名。

宋朝与大理缓冲地带的昭通乌蛮诸部

宋代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上承汉唐"因俗而治"的观念,下启元明清土司制。两宋时期昭通境域大部分属戎、泸二州所辖羁縻区域。史称"叙州三路蛮",即马湖董蛮、南广蛮、石门蕃部。叙州三路蛮与宋的关系较为松散,而与大理东川郡属乌蛮各部血缘相近。这些生息于宋与大理缓冲地带的昭通乌蛮部族,有时既听命于宋朝又臣服于大理,但多数时间处于自我发展的独立状态。

论《梧门诗话》的创作背景及其特点

《梧门诗话》是蒙古族古代汉文文论中的一部论诗专著,也是清代卷帙浩繁的诗话体著作之一。它产生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大环境中,而且继承和发展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观点,尤其受到了王士祯的《渔洋诗话》和袁枚《随园诗话》的直接影响。但作者法式善并未盲从王士祯和袁枚,从而使其《梧门诗话》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其特点可以概括为搜集广泛、理论独特、品评公道等三个方面。

多元视角下的傈僳族源流考释

从考古学文化来看,氐羌民族源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之后发展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马家窑文化及其之后的齐家文化,后经由西藏昌都卡若文化对川西南、滇西北和滇西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西南氐羌民族包括傈僳族在内的彝语支各民族共同的源。秦汉时期,南下至西南地区的氐羌民族在与当地土著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昆明族、叟族等民族。魏晋以降,南中地区原来昆明族、叟族分布的地域内,出现了大量被记称为乌蛮的民族。南诏统一洱海过程中,“粟栗、施蛮、顺蛮”从乌蛮中分化出来,“粟栗”成为今天傈僳族的直接先民。在南诏把傈僳族先民向北、向西、向东进行多次迁徙的过程中,长褌蛮分化出来。元代居于金沙江两岸的施蛮、顺蛮,被记称为卢蛮,成为这一时期傈僳族先民的概称。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明代的傈僳族先民被迫向西迁移。“傈僳族”之称首见于清代,后经过不断的迁徙,傈僳族形成了今天跨境而居的格局,也形成了其分布广、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从傈僳族的源流发展历程来看,不同的时期贯穿着“同源—异流—同流”和“同源—异流—异流”的分化发展规律,并成为彝语支各民族源流发展的重要特点。

“上方下方夷”考辨——兼论白族源流与形成

晋代云南郡有"上下方夷"。中国古代以北为上,以南为下。上方夷为洱海土著的洱海人与昆明蛮,他们聚居在洱海北部。下方夷为从外地迁来的哀牢、汉姓、僰等族类,他们聚居在洱海南部。"上方下方夷"是云南民族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唐代初期,洱海区域以文化的不同区分为乌蛮、白蛮。乌白蛮与上方下方夷有联系又有区别。到唐代贞元十年以后,洱海区域的各族类融合为白族。从汉代的"西南夷"到晋代的"上下方夷",再到唐代的"乌蛮""白蛮",直至白族的形成,说明云南各民族的发展始终是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整体。

洪武乌部经略概论

乌蛮诸部位于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区交界地带,是洪武时期西南经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其时经略乌部的主要措置,即军事挞伐制其不叛,卫所设置控扼要道,诸部分治防其合势,文教化之使其不叛。

西南边疆乌蛮源流考释

乌蛮在西南边疆民族发展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上承氐羌系统的昆明、叟等民族,下启现代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各民族,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民族群体。乌蛮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西南边疆民族的分化与融合。

唐代西南乌蛮等族羁縻州相关问题之检讨

唐代前期,在西南地区建立了近200个羁縻州,本文论证其为以彝族先民——乌蛮为主的古代民族建立的民族自治政区,设置原因主要是便于管理乌蛮等族部众,施加唐朝影响,发展社会生产,巩固边防,缓和民族矛盾;特点是羁縻州数目较为庞大,部族较为众多,羁縻州变动较为频繁,形式较为复杂;羁縻州制度在推动乌蛮等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对南诏的形成也有直接影响。

宋元时期中国西南乌蛮的民族关系

宋元时期是乌蛮不断分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宋元王朝对西南地区治理的不断推进,乌蛮等民族也纳入了历史发展的洪流中。学界对宋元时期乌蛮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宋元王朝中央政权对其之统治方面,而对乌蛮与彼时杂处的其他民族的民族关系及其本民族内部关系等揭示不多,研究较为零散而不系统。有宋一代,与之共存的还有乌蛮聚居的大理国及以乌蛮为主体建立的罗殿国、罗氏鬼国、自杞国、特磨国等。因此,乌蛮除了主要分布于大理国辖境内,还有相当部分居于宋与大理国的交界处,因而其民族关系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特点。在蒙元统治西南后,乌蛮等民族被纳入了统一国家的治理之下,乌蛮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元对其之统治与管理的政治关系。随着蒙元对东南亚国家的征战,乌蛮等民族也与外域民族产生了联系。

分化与发展: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东部乌蛮

东部乌蛮是南诏大理国时期西南地区的重要族群,包括东爨乌蛮、昆明等,分布于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安宁河两岸。但东部乌蛮与东爨乌蛮并不能简单地直接画等号。东爨乌蛮与东蛮虽共源于乌蛮,在唐诏时期已分化和发展为不同的族群。从南诏后期东方黑爨三十七部的形成及其在大理国时期的不断分化与发展,以及宋代黎州诸蛮的出现来看,无论是东爨乌蛮还是东蛮各部,各族群内部已酝酿着朝向单一民族发展的趋势。东部乌蛮在元以降,大部分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