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乌台诗案”的几种刊本

苏轼“乌台诗案”,宋时即已流传,并有多种抄本、刊本。今所见几种刊本中,《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忏花庵丛书》本《乌台诗案》为原案实录,基本上保存了诗案原貌;《苕溪渔隐丛话》本按编撰诗话的要求作过删改;《学海类编》本《诗谳》则可断定是伪书。

论苏轼黄州前后词风的变化

历经乌台诗案的生死劫难,被贬黄州的苏轼惮于做诗为祸,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他视为“小词无碍”的创作中,致使其创作发生了由诗而词的重大变化。但因为那场文字狱给苏轼太深的精神创伤,即使是“小词”的创作,也明显地表现出苏轼词学风格由前期的外张向内敛、昂扬向悲壮、积极向悲凉的重要转换。

百家注和施顾注中的《乌台诗案》

作为今存宋人注苏诗的两个重要注本,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施顾注)和王十朋的《王状元分类集注东坡先生诗》(百家注)中都有对《乌台诗案》文字的摘引,但学界对此基本视而不见。事实上,二者不仅引录的篇目、数量各不相同,而且都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和不可忽视的价值。百家注对《乌台诗案》的摘引,最突出的注家是赵次公,其不仅引《乌台诗案》对诗歌进行注释、借《乌台诗案》进行校勘和系年,还可补出一首不见于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涉案诗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施顾注中,施宿则利用《乌台诗案》补出一首苏轼诗集未收的作品,再度彰显了《乌台诗案》在文献上不容忽视的价值。

苏东坡的心路历程——浅论苏轼在黄州时期的思想与散文创作

“乌台诗案”对苏轼影响很大。他在黄州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 :如何化解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消极影响 ?作者是如何从苦闷中解脱出来 ,把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宇宙万物的哲思妙想小心翼翼地吐露出来的 ,求得解脱的 ?本文就围绕这一中心话题展开论述。

苏轼的文化人格分析

苏轼的人生充满坎坷,一生屡遭贬谪,尤其是“乌台诗案”促成了他思想的成熟,塑造了他的文化人格。他的文化人格精神融合了儒、道、释三家,最终达到了即此即彼的“自然”人生观,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漫说“乌台诗案”

930多年前北宋神宗皇帝时代的一场文字大案——"乌台诗案",对苏东坡来说既是天降横祸,使其由地方官轮为阶下囚,险些丧命,出狱后被贬到时为僻州的黄州;这段贬居生活又是他人生的财富,使其思想和创作在此升华。再谈"乌台诗案",一是分析其原由,二是探究制造冤狱者的真实意图及东坡所受到的人生影响。

政治漩涡中的士人心态——对苏轼“乌台诗案”诗文的政治文化解读

由于士人与政治间的密切关系,士人心态必然包括大量的政治内容。乌台诗案是北宋时期发生的一起文字狱,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它不仅在当时有重大影响,也为后人研究士人政治心态,特别是苏轼的政治心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苏轼是士人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心态颇具典型性。乌台诗案构成苏轼政治心态演变的转折点。透过苏轼在诗案前、中、后的大量诗文,可以对苏轼政治心态及其变化有较全面的了解。苏轼的政治心态及其演变表明,在道、王夹缝中求生存的士人,其政治心态中存在着难以排解的紧张与焦虑。这是传统社会下,士人无法摆脱的命运。

乌台诗案对苏轼人生与创作的影响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是极为巨大而深远的,它使苏轼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折,使苏轼的创作风格产生了流变,也使苏轼的宗教情怀由儒道取向佛道。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对比分析

通过对河北"培训班"培育模式、江苏"太仓班"培育模式、崇州"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培育模式的调研,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供需角度对比分析不同模式中供给主体的实施效果与需求对象的培育效果。农民因培育成本过高而对短期的"培训班"积极性较差,该模式中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对农业"后继者"进行的学历教育与对当代农民进行的"干中学"培育模式培育效果显著,农民积极性高。研究得出,政府应承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导作用,担任项目规划、任务统筹、公共服务与资金投入的供给者;市场担任教育培训的实施主体,以"分类培训、按需培训"为原则,对农业"后继者"采用学历教育培育模式,对当代农民采用"干中学"培育模式更为有效。

《苏东坡突围》——对历史的离奇阐释

在肯定余秋雨散文总体实绩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余先生在创作中有时采取了对历史事实过分轻佻的态度,在《山居笔记》中的《苏东坡突围》一文中,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与明显。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史实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以适应"文化探讨"的创作目的的需要。这种现象,从一定侧面反映了文本与事实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的"线性思维"模式在当今的延续。笔者本着实证的治学方针以及探讨切磋的精神,就以上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从乌台诗案看北宋官员犯罪司法程序的特点

乌台诗案是北宋中期著名的诏狱。这个由皇帝直接掌管的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审判高官犯罪的案子,其司法审判也是按从劾奏到圣裁等七个程序逐一进行,是诏狱审判制度的具体实施,最终的处罚结果也符合当时法律规定。官员犯罪的司法程序是围绕查明犯罪事实、促使犯罪官员认罪伏法设计,包括诏狱在内的绝大部分案件能够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即所谓"法在有司"。而统治者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亲自下诏书最终定罪,除了训诫教化作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显示权威的政治意义,是所谓"恩归主上"。

“乌台诗案”是王安石所为?——对李国文先生《乌台诗案》一文的质疑

1997年第 3期《随笔》杂志发表的李国文先生的《乌台诗案》一文 ,关于“乌台诗案”与王安石的关系 ,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等问题与史实不符 。

由苏轼论“茶”观其蜀学旨归

苏轼对“茶”的论述与阐释,在揭明人生境界的同时,也交代其蜀学旨归。从哲学诠释看,苏轼以“茶”论“性命自得”,有别朱熹以“茶”论“至严至和”。从历史境遇看,苏轼以“茶”论“识此闲趣”,坦然对待“乌台诗案”的诬陷。从文学创作看,苏轼以“茶”论“竭力许国”,借《叶嘉传》表达自己报国心愿。通过苏轼对“茶”的阐释,可见苏轼之学虽内含博杂,却不是朱熹批评的“杂学”,而是以儒学为其治学根底,体现其文道兼具、洒落旷达、报国治世的蜀学旨归。

浅析苏轼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人生观

苏轼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喜爱与推崇,并非只因为他正直的人格、卓越的才华与豁达的胸怀,更由于他对待困境和坎坷的态度,历史上像苏轼这样一生坎坷的文人很多,但像他这样潇洒的却很少。在黄州、惠州和儋州,苏轼不仅接受了生活的苦难,更在苦难中体会到生活的诗意,能做到这一切,苏轼的人生观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乌台诗案相关史实辨证

因信息的来源、讲述者的态度、讲述时的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宋人(包括苏轼本人)对乌台诗案发生时具体情形的描述产生了差异。把苏轼在不同情境中的自述、宋人笔记所载相互对照,参以宋代法律条文,可以辨识相关记载的可靠性,并探知产生差异的原因。

“乌台诗案”发难者何正臣仕履考论

何正臣出生于庆历三年(1043),皇祐元年(1049)七岁时得宋仁宗御赐童子出身。治平四年(1067)高中进士,除江州湖口县主簿,此年年末曾赴临川面谒王安石为新丧岳父萧固求墓志铭。元丰元年(1078)六月以蔡确荐入御史台任权监察御史里行,后奉诏参与审理“太学狱”,此案虽确有违法事实,何正臣仍因办案苛酷备受诟病。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何正臣首先发难弹劾苏轼《湖州谢上表》暗含讥讽,引发“乌台诗案”。元丰三年(1080)九月,何正臣升任侍御史知杂事,后奉诏赴泸州鞫治平夷失利的战将韩存宝。在以上诸事中,何正臣都秉公履行御史职责,不存在构陷无辜之恶行。其弹劾苏轼,也并非新党迫害旧党。元祐年间,何正臣因数次被旧党官员弹劾而仕途蹭蹬,后以提举洞霄宫退隐。哲宗亲政后起复,元符二年(1099)五十七岁时卒于宣州知州任上。总体来看,何正臣为官忠于职守,有爱民之心,并非趋利小人。

试论《石钟山记》与“乌台诗案”的联系

人们历来认为《石钟山记》的主旨是提倡探索真理、亲身实践精神,但却忽视了它深层的影射含义。实际上苏轼写《石钟山记》的真实意图是直指"乌台诗案"的。《石钟山记》是苏轼遭贬后的含蓄反抗。"乌台诗案"中,苏轼因别人主观臆断其诗而蒙罪,《石钟山记》正是苏轼对主观臆断者的嘲讽。

乌台诗案与苏轼“以诗托讽”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以诗托讽"致祸,被贬黄州,此即乌台诗案。苏轼之所以"以诗托讽",原因有三:一是对现实主义诗风的继承与发展,二是苏轼淑世思想的体现,三是对恶劣言论环境的挑战。乌台诗案对苏轼文学创作影响较大,此案之前的苏诗高扬现实主义,紧扣时代脉搏;此案之后的苏诗追求旷真,转向"和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