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科技创新的功能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科技创新是实现科技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科技创新旨在发挥法治轨道在推进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功能,使法治轨道成为驱动和赋能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机制和动能来源。要实现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科技创新,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和不断优化法治轨道在保障科技创新的政策实施、激发科技创新的主体活力、维护科技创新的自由空间、塑造科技创新的竞争优势、消解科技创新的伦理风险等方面的调整机制功能,从而为新时代科技创新提供持久法治动力和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的意蕴、困境与对策

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定法治自信、培育高职学生法治素养和对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意义深远。在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的教学具体过程中,存在内容、形式和效果等现实困境,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培育法治思维,提升法治素养;以横纵两维度打破教学设计藩篱,整合教学内容;以“八个相统一”为指导推动各种教学方法创新,提升教学实效。

论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主要特征

能动司法是中国本土司法文化资源的原生性概念,是中国特色的自主司法知识体系的有机构成要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时代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着力破解司法难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内涵更加丰富、指向更加鲜明,体现了司法的政治性、人民性、法治性、协同性、综合性和有效性的有机统一,彰显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信、底气和定力。坚持新时代能动司法,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以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目标,积极主动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司法新需求,推动形成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其中兼具创造性和引领性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为探寻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注入了全新的价值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同时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法治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指导下,我国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极大地保护了人民的利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新时期需要进一步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的实施,必须坚持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伟大实践,坚持以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法治建设成效的最终标准,坚持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的初心立场。

论中国涉外法治体系的构建

涉外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外法治作为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与纽带,其立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更关系到国际法治的稳定与发展。涉外法治体系涵摄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高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系、健全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和开放的涉外法治融通体系,体现涉外法治工作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基本特征。构建涉外法治体系更需有效的保障机制,加强专业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和构建以国际法为支撑的自主知识和话语体系,是构建并完善涉外法治体系的关键所在。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治理论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法治法理思想,并形成了思想深刻、内容完整、体系宏大、逻辑严密的法治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具体包括法治概念论、法治本质论、法治目的论、法治精神论、法治规范论、法治体系论、法治方法论、法治教育论、法治信仰论、法治自信论、法治文化论等。前五论阐明了法治内在与外在的理论与制度的本体问题,概念论阐释法治是什么,本质论诠释法治的政治方向与定位,目的论解决法治的意义与归属,精神论阐明法治的灵魂何谓,规范论则为作为理想、理念、价值的法治找到安身立命的制度载体。因此,前五论关乎法治的内在道德与外在规范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原理。后六论阐释了法治的全过程、全领域的运行过程及其规律,解决法治的目的、精神、本质、规范何以实现以及怎样实现的战略、战术与策略问题:体系论确立了法治建设的目标与法治运行规律,方法论解决了法治战略目标如何实现的路径、方法、方式问题,教育论解决了法治何以使人尊法守法用法的问题,信仰论解决了人们对待法治的根本道德态度、道德习惯与道德义务问题,自信论解决了人们对待本国法治的信心与内在认同问题,文化论阐释了法治的意识形态构成与人文精神积淀。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语义和意义分析

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行语义和意义分析,是深化、拓展和创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基础性学理性创造性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研究范式,对“式”这一经典概念的本原语义和意义进行考察分析,对中国共产党人话语谱系中的“中国式”“中国式……”进行梳理分析,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科学概念和理论命题及其重大意义进行深度分析,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行拓展研究,着力论述其作为法治现代化新范式的“资质”“条件”和“意义”。在上述语义和意义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初步定义。

习近平“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重要论述的学理阐释

习近平同志关于“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既是对民族平等宪法原则和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申,又是对我国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并在战略层面上,将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纳入“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工程体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中居于枢纽地位。其标志着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由政策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变,由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转变,由工具思维向价值思维转变。法治思维之要义在于确立“法治”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世界观地位;系统思维之要义在于确立“统筹兼顾”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方法论地位;价值思维之要义在于“民族团结”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价值论地位。

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与展望

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刑事诉讼法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实现了现代化的理念更新。以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为目标,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推进现代化,通过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实践成就。在改革进程中,刑事诉讼的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发挥,人权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得以统筹推进,执法司法中的顽瘴痼疾得到全面整治。但刑事诉讼法治仍然面临理论供给不足、诉讼资源分配制度不尽合理、权力监督制约架构相对薄弱、社会治理功能有待考察等现实困境。在未来需要从科学理论、知识增量、公正司法、能动司法等多个维度回应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大变局”应对方略论

“大变局”应对方略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论断,针对积极应对世界大变局的现实需要所彰显之实效导向型共识。其作为一种凸显执行性遵守之行动整合的共同准则与依据,往往围绕建立健全涉外法治体系和营造国际法治新秩序这两种应对方略而具体展开。法治体系应对方略主要表征为建立健全涉外法治体系的原则表达、目标设定与核心要素,法治秩序应对方略则主要表征为营造国际法治新秩序的目标设定、方案要义与路径导向。基于此,全面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大变局”应对方略样态,能够为涉外法治工作的有效推动提供系统的类型化指引。

超越范式之争——文史哲法学的前提、立场与展望

文史哲是中国文化鲜明的标志性特征。笔者尝试提出的文史哲法学,既是立足于中国传统与实践,又是面向世界的具有普遍性样态的法学范式,理应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法学目标。有别于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的研究旨趣,文史哲法学是一种全新视角的法学研究范式,它倡导厚植于中国的文史哲传统。其中,文学是法学素材的来源,史学是法学精神的见证,哲学则是法学价值的终极追求。文史哲法学旨在沟通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下实践,侧重将文史哲作为工具和视角来研究人文与法学的互动关系,将人文价值和生活实践统一于法学研究场域之内,在保持统一性的前提下追求普遍性与实践性向度。中华法治文明在保持其独立个性、赋能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能为纾解人类的法律工具主义困境提供中国方案,促使法学脱离封闭的教条式思维模式与理论的窠臼,进而更好地为中国法学的本土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探析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建党百年来提出的最全面、最系统、最科学的法治思想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与高校思政课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和教育规律上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在教学实践中,应遵循学理性与政治性、知识性与价值性、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的原则,着力于扩大学生的学习内需、充盈教学内容的体系,选取新颖的教学方法、组建优质的教师团队、渲染浓厚的法治氛围等,充分发挥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全过程的积极效用。

中华法治文明的突出特性及其内在逻辑:以制度演进与法典沿革为中心

中华法治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探索自我治理的经验与智慧的理性沉淀。中国古代制度演进与法典沿革的轨迹表征着中华法治文明的连续性,中华法治文明连续演进的历程展现了法制发展在因袭传统基础上兴革损益的进取精神,展现了各民族法律制度、法典体系与法治观念不断融合的大一统传统,展现了法制发展过程中开放包容接纳域外法治文化、兼收并蓄吸收多元宗教文化、开放平等对待各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展现了法制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天与人和谐、人与人和睦、国与国和平的秩序理念,从而进一步表征了中华法治文明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与之具有一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必将站在世界法治发展的舞台中央,持续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基本逻辑、运行样态与法治进路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特色制度创新,不仅是优化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的战略部署,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的实践范例。对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逻辑论证和运行观察,发现:作为生态环境源头预防的基本性制度,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根植于空间转向理论,蕴含着深厚的空间治理逻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以实现空间正义为价值目标,法治化是其制度发展的应然理路;法制供给滞后、法律内容残缺、配套机制缺失是掣肘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战略实施和制度转型的主要动因。因此,提出要在明确立法策略的基础之上,按照内外在机理构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法治体系。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与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功能、法学学科体系优化功能、法学范畴体系完善功能、法学理论体系创新功能。其中,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功能,体现为引领法学知识体系建构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推陈出新、融通中外、系统思维、胸怀天下等原则。法学学科体系优化功能,体现为推进法学基础学科转型升级、法学新兴学科创建发展、法学交叉学科发展、涉外法学学科完善。法学范畴体系完善功能,体现为推动完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公法学范畴体系、私法学范畴体系、程序法学范畴体系、涉外法学范畴体系。法学理论体系创新功能,体现为推动法律学、法治学、法理学的理论体系创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蕴、底色和底气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分别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和“法治篇”。法治文化是两种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个独立分领域的耦合之处生发出的、具有高度关联性和契合性的思想精华,激活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蕴、底色和底气。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蕴植根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观,深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汲取世界法治文化精华,延绵红色法治文化,不断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色凸显了良法之治、公平之治、信仰之治、制度之化、精神之化、人本之化的价值理念,实现了文化中的法治与法治中的文化休戚与共。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气源自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过程,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指导实践,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法治强国提供坚定的信念伟力、持久的思想定力和巨大的前进动力。

论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交汇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代表了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最高成就。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包括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全社会持续提升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繁荣社会主义法治文艺。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着力方向在于五个方面,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理论;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牢固树立基本法治观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加强法治文化国际交流。

新时代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理论旨归及其创新发展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对此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把法治专门队伍建设好,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进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确保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要研究解决制约政法工作的体制性、机制性、政策性问题,深入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克服“本领恐慌”,努力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队伍。要促进作为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力量的法律服务队伍,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驾护航。

略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观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洞察深刻、意涵丰富的法治观,在法治的概念、性质、功能、范围、作用、目的、外部关系、发展动力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既是法律之治又是良法善治和秩序之治、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一致性,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法治与德治、民主有机统一,把法治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以改革促进法治建设发展。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观是其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核,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经验的理性建构,兼顾法治的形式和实质两方面要求,是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脉络体系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及形成机制

系统归纳、提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及其背后所遵循的理性生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创新的根本前提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引下,以政治家的高屋建瓴、思想家的磅礴力量对法治中国的形势与战略进行的准确分析和深刻判断。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主要表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思维方式重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重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适应新时代鲜明特征的重大创新等三个方面,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实践创新机制。这些机制创新作用于典型场景,为全面依法治国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重要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与显著优势,在未来更多的法治课题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创新伟力还将发挥更多的破题、引领作用,需要通过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自主实践知识体系的转型来进一步把握未来各种法治实践场景中蕴含的新规律,推动知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