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自我拯救及其学术史意义--以李元春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中晚期是朱子学趋于势微、日渐羸弱的时期,以李元春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以道自担,奋力自救,力图从卫朱子之道、辨心学之偏和斥考据学之僻三个维度展开对朱子学的拯救,呈现尊朱而不佞朱、谴取心学和考据学的学术取向,并仰赖其在中晚清朱子学营垒中的学术地位,相应地涵具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提振了朱子学的地位,推动学术思潮由汉学独大向汉宋(朱子学)兼采转进;二是促使关中地区成为中晚清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三是力促关学的学术形态由崇尚阳明学向尊奉朱子学转进。以李元春这一典范学者为切入口,不仅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更可以弥缝以往学界研究的缺漏之处,进一步完善清代朱子学演进、发展的学术图谱,从而呼应和落实“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的学术主张。

义和团运动中的王文韶——兼论庚子年诸政事

义和团运动时期,王文韶是身兼枢、译两署的重臣,亲历亲闻了京中种种纷纭乱象。运动于京、津初兴时,王文韶的态度以韬晦为主,并不公开表态。至庚子年五月下旬,中外开衅已箭在弦上,王文韶终在御前会议上诤言入对。此举使其立时成为载漪、刚毅等保守势力铲除的目标,幸得慈禧、荣禄搭救,才免遭大难。由此亦可见,尽管载漪一派已如日中天,且控制了京畿防务,但慈禧不欲顾此失彼,而是在军机处与军务处系统中施行平衡之策。“西狩”启动之时,王文韶携军机大印艰难追扈三日,才与两宫会合,成为“西狩”前期最重要的枢臣,于维持行在政务、传递行在动态、参与电讯机制建设、主持“户政”及西北赈灾事务等诸端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王文韶在中枢与鹿传霖之间围绕夏震武弹劾案、“幸陕”、人事、俄约、回銮等问题上的矛盾,生动凸显了其政治领地意识,以及与盛宣怀的深刻联结,隐约可见“南北之争”的余绪。

昭陵镶红旗防御奚氏满文家谱研究

新发现的清昭陵镶红旗防御奚氏满文家谱,是研究辽宁地区满族史的宝贵资料。该家谱保存情况极为完好,绝大部分为满文毛笔手抄,全文万余字,共包含6份谱单和6份家族世系档册,内容翔实,保存完好,是目前存世满文家谱中少有的。该家谱详细记录了奚氏始祖从牛庄调任昭陵镶红旗防御及其后266年的承袭过往和家族发展历程,时间贯穿整个清代,既是奚氏家族瓜瓞延绵、生生不息的历史记录,也是辽宁满族的历史缩影。

论魏禧纪游诗“清”的风格特征

魏禧中晚年纪游诗呈现出“清”的风格特征,具体表现为记述闻见“清奇新颖”、模山范水“清峻超拔”、凭吊思怀“清凉沉郁”。魏禧纪游诗多用“清”这一字眼,叙事清奇生动,感慨清新脱俗,呈现出清奇新颖的风格。其纪游诗善于刻画人与自然的斗争场面以及人的心理斗争情形,喜用军事意象和怪奇意象,且常常选用高悬的视点描摹广远的空间,跌宕出清峻超拔的气质。魏禧主动向杜甫学习,或是直接借用、化用杜甫诗句,或是整首诗风格的凝练沉郁很像杜诗,是其纪游诗呈现出清凉沉郁神韵的重要原因。魏禧清闲自在的出游心态,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体验和光辉人格,是其纪游诗形成“清”的风格特征的主要外因。

新见清代民歌文献《一更鼓儿天》脞议

“西调”是清代民歌的一种,在乾隆时最为盛行。清代较早民歌选集《万花小曲》中收录的《西调鼓儿天》,在形制、内容与审美趣味上,与常见的“西调”均有不同,惜其篇幅有限。20世纪20年代由刘半农等购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俗曲文献中,有一册体量更大、内容更为丰富的《一更鼓儿天》。它是《西调鼓儿天》的足本,对研究者重新梳理《万花小曲》的成书经过,尤其是讨论“西调”的属性与类别,有着重要的作用。

曹文轩儿童小说中的颜色词研究——以《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为例

选取中国当代著名儿童文学家曹文轩代表作《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中的颜色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搜集颜色词、分析颜色词的构成方式和在句子中承担的语法作用,发现小说中的颜色词的使用和基本颜色词理论基本契合;同时作为儿童文学作品中的颜色词,其使用符合儿童认知规律和语言习得规律。

以清同治《新喻县志》校补朱熹作品四则

由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主编的《朱子全书》是朱熹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其校勘体例以对校为主,本校和他校为辅,一般不作理校,因此会出现一些疏误。在清同治十二年所修的《新喻县志》中,收录了几篇朱熹的作品,与《朱子全书》在文字上有不同,因此将影响文意理解的几处异文整理出来,尽可能援引史料以辨是非,没有旁证可引的则存疑以供研究者取舍。同时,还补充了一封《朱子全书》中未收的书信。

基于乡村复兴视角的城郊新农村建设研究——以湖南省益阳市为例

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城乡差距迅速拉大,乡村衰败问题日益严重,由此新农村运动开始在全国展开,引发了乡村建设的热潮.本文从乡村复兴的视角出发,结合益阳市城郊新农村清溪村的典型案例,论述了该村在经济、产业、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复兴发展,进而得出了经济复兴是关键、产业复兴是保障、文化复兴是根本和生态环境复兴是重点等结论.

清中叶陕西工商业的合伙经营

聚焦于清中叶陕西工商业合伙经营的个案研究,可实证合伙为一种民间自发协议契约关系,有一定独立的社会地位,债务清偿要考虑资东与领本伙计间责任的平衡。纠纷可诉诸国家司法审判,但地缘和业缘的共同体为其运作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环境。合伙的类型以东伙结合型占主导,钱股与人股所占权益股份的比例大致为五五或六四。在人股中,领本伙计所占股份独多。小规模经营为其经营方式的重要特征,经营期间以5年以下者占大多数,少数亦能持续经营24年以上,最长者已达60年,也有成长性极好的例子。由于对合伙者之间人格化的信用关系依赖甚大,达到一定规模后很难获得进一步发展。

“王逊之玺卿”之“玺卿”考

"玺卿"是尚宝司卿(少卿)的别称之一。万历四十二年(1614)春,王时敏荫官尚宝司丞(正六品);天启四年(1624)四月,秩满,转迁尚宝司卿(正五品);崇祯九年(1636)秋,升太常寺少卿(正四品);为官历时二十四年。其中,以尚宝司丞、尚宝司卿身份奉差在外者"十年有余"。本文以"玺卿"为线索,考证出王时敏一生为官过程中"行万里路"的经历,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其绘画作品的理解。

论清政府对西套蒙古问题的解决

西套蒙古,亦称阿拉善蒙古,实为被噶尔丹击败逃至西套地区的厄鲁特蒙古。他们被夹于清朝与准噶尔两大势力之间,处境窘迫。清廷认为西套蒙古是噶尔丹部属,应由噶尔丹收归,并就此与噶尔丹长期交涉,成为双方关系的一个焦点。由于清朝政府对西套蒙古的战略地位缺乏足够认识,致使西套蒙古投附清朝经历了异常曲折的过程。

西门庆的商业头脑与商业道德

《金瓶梅》里的西门庆通常被作为地主、商人、官僚三合一的反面典型。其实,西门庆主要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具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和较好的商业道德的新兴商人。他不仅对商品价值有准确判断,对商业前景有正确预测,善于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商业利润,善于宏观管理和调配资源,而且重合同,守信誉,反对弄虚作假,主张合理分配利润,体现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社会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发展要求。他虽然不是一个应该全面肯定的人物,却是一个具有新质的值得社会关注并给予正确评价的人物。

清末以降黄宗羲研究批判

清末以降,对黄宗羲的研究出现了各种误读现象。清末民初,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学者们将他的思想直接与西方民主、自由等思想相嫁接;五四时期,学者们在中西对立的框架下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他进行了新的阶级定性;文革时期,他被当成法家的代表人物予以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港台、海外学者开始在多元化的框架下建立起共同的研究平台。

爱西特、尿毒清治疗慢性肾衰竭短期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爱西特片及尿毒清颗粒剂对慢性肾衰竭(CRF)氮质血症期的短期治疗效果。方法:51例CRF氮质血症病人随机分成三组:Ⅰ组(爱西特治疗组)17例,常规加服爱西特治疗;Ⅱ组(尿毒清治疗组)22例,常规加服尿毒清治疗;Ⅲ组(对照组)12例,仅以常规治疗。观察临床表现演变,检测治疗前后血清尿素氮(BUN,mmol/L)、肌酐(Scr,umol/L)、尿酸(UA,umol/L)及内生肌酐清除率(Ccr,ml/min)的水平。结果:治疗后Ⅰ、Ⅱ组间比较,BUN、Scr、UA、Ccr均无明显差异(P>0.05);Ⅰ、Ⅲ组间及Ⅱ、Ⅲ组间比较,Scr、UA、Ccr均有明显差异(P<0.05或P<0.01),BUN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前后比较,Ⅰ、Ⅱ组BUN、Scr、UA、Ccr均有明显差异(P<0.05或P<0.01);Ⅲ组BUN有明显差异(P<0.05),Scr、UA、Ccr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对CRF氮质血症期患者加服爱西特或尿毒清,效果显著优于常规治疗,爱西特与尿毒清疗效无明显差异。

明清西安与周边地区道路交通建设及商路拓展

商路是联系市场的纽带与桥梁,商路走向改易会直接影响商业市场兴衰。明清西安与周边地区商路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近代西安交通道路格局形成的基础。明代陕西商路主要借助驿路交通,商业市场以此为依托,形成沿驿路走向分布的地域格局。入清以后,随着边事平静,军队撤走,经济发展受外在因素的干扰越来越少,商路与驿路逐渐分离。关中商路出现多元发展趋势;陕北商路则向北与向东发展;这一时期,陕西商业市场分布格局也出现明显改易,陕北表现得尤其明显,充分表现出商路与市场分布格局在空间上的互动关系。

唐锡晋与晚清义赈

义赈是晚清国运衰颓时由江南士大夫发起实施的新的灾荒救济形式,体现了一批中下级官员和在野士大夫的政治抱负和经世能力。唐锡晋在晚清义赈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运转高效灵活的指挥中枢,同时他还利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职业关系,为义赈提供物资、人员等多方面的保证。唐锡晋投身义赈达三十七年,历地八省五十一州县,以坚持时间之久与跋涉地域之广而享誉朝野,并在死后获得民国政府的隆重褒奖,他的义赈经历在晚清义赈主体中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周易》中的“福”及相关问题

“福”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周易》中离、坤、震、兑为“福”。《周易》中与“福”相近的概念还有富、嘉、庆、喜、誉等。

论黄宗羲反清思想的演变

黄宗羲反清思想源于清朝的民族高压政策,而非对明朝君主的愚忠,因此随着清朝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措施的推行,黄宗羲的反清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但他始终保持遗民气节,不仕清朝。

胡煦对朱熹易学的批评

胡煦生于清初,一生精研《周易》,颇有自得。他兼采汉宋,融贯象数义理,提出了很多深刻独到的思想,其中对朱熹易学的批评是其易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反对朱熹把《周易》看做是卜筮之书,批评他只在占卜上着眼,与易理多不相通。又批评他将伏羲之易、文王之易与孔子之易分割开来,不能一以贯之。他反对朱熹的卦变说,认为朱熹不知《周易》中往来之义,而以卦变说解易,致使易理益晦。文章主要通过在清初学术思想背景之下,辨析胡煦与朱熹易学的差异,并以此理解胡煦易学的意义与价值。

清代西安地区干旱灾害变化特征研究

通过收集1644—1911年间的干旱灾害史料,本研究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清代西安地区干旱灾害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清代1644—1911年间西安地区共发生87次干旱灾害,平均3.1年发生1次,其中轻度旱灾49次,中度旱灾27次,重度旱灾11次;在夏季和秋季发生频次最高,分别为39、26次。清代西安地区干旱灾害可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1644—1671年)、第三阶段(1752—1791年)和第五阶段(1812—1841年)为少发阶段,第二阶段(1672—1751年)、第四阶段(1792—1811年)和第六阶段(1842—1911年)为多发阶段,整体呈现少发-频发交替变化。干旱灾害变化存在7a、20a、42a、53a四类变化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