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chuan Baijie Muddymen Dance and“Da Xia”and“Da Wu”

Dachuan Baijie Muddymen Dance is a kind of dance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From its dance movements and prop usage,it should be related to ancient Ba people’s war dance,as well as to recorded ancient dances such as“Da Xia”and“Da Wu”.

基于阳热圆运动解析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月周律与调周法”

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所倡导的“月周律与月经周期调治法”(简称“月周律与调周法”)是中医固有的阐述圆运动生物钟规律的理论,有助于分析月经周期和生殖节律的变化。圆运动是宇宙生命运动的普遍规律,古人通过二十四节气描述大自然中与生物生命相关的阳热降沉升浮的圆运动。月周律是女性自身阳热降沉升浮圆运动的结果,同时受大自然阳热圆运动的影响。月周律与大自然阳热圆运动存在着对应关系:阳热升极而降与经期重阳转阴相应;阳热金秋肃降与经后期阳消阴长相应;阳热降极而升与经间期重阴转阳相应;阳热春木温升与经前期阴消阳长相应。调周法的本质是基于月周律,恢复机体阴阳消长及动静升降的正常节律。

清华简与夏史重建

清华简中发现了丰富的夏史资料,开启了重构夏代文明史的新境界。但它与传世文献一样,都是由口头传说生成的晚出文献史料。依照兰克史学的治史规则,这种非原始资料的可靠性大有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正是利用传说资料的局限性,提出了风靡一时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把夏代历史说成是传说的堆积,虚妄的伪造。然其论说证据不密,逻辑不畅,经不起新旧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夏史材料的验证,无法支撑疑古派建立的学术大厦。上古史研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兰克史学那套摒弃传说资料的研究方法未必适用。不管传说性文献形成的时间早晚如何,也不管它存在多少问题,其中具有客观历史的质素、事实真相的颗粒,不是仅凭主观怀疑就可以彻底否定的。坚持文献与考古资料相须为用,其归一揆,才能真正重构出“充实而有光辉”的夏代文明史。

夏号考

有关夏代的国号问题,向无异辞,传世文献及东周金文皆称其为“夏”。然而据此梳理夏商及西周史料,对夏史的追寻却了无踪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文邑”朱书,闻喜酒务头商墓出土的文氏铜器,以及传世的有关文氏与文夏的铭文资料,为重建有夏国号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考证夏代初以“文”为其本号,体现了夏道重文崇德的文化传统。商人则以覆屋之形的“文”作为亡夏之氏,更晚又增地名“夏”而以“文夏”为氏,最终则剔除“文”字,仅存“夏”而为国号。有夏国号转变事实的揭示对夏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夏鼐对中国考古学术语的贡献

夏鼐是中国考古的奠基人之一,涉猎广泛,著述丰硕,学术成就极高。学术界已发表了很多研究夏鼐学术贡献的文章。本文从术语这个新的角度,详细深入地阐释了夏鼐在改译、引入、命名、定义、辨析术语等方面的重要贡献。

西夏书籍缝缀装形制考辨

中古时期诸多书籍装帧形式中,“缝缀装”由于方法失传且没有详尽的文献记载,学界对其样貌众说纷纭,未有定论。笔者在整理西夏书籍装帧的过程中,从百余件缝缀装书籍入手,分析前人旧说中合理与不合理的部分,厘清缝缀装的形制。据此便可对误判、错判的缝缀装进行订正,同时也为中古书籍装帧史的梳理提供参考资料。

绍兴九板桥玉戈玉圭和夏遗民奔越

2009年在绍兴九板桥发现的玉戈和玉圭是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作品,是夏王朝遗物,说明夏王朝确实是制作并使用玉圭的。它们是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从中原地区来到古越国核心区域,显示古越国的开发与夏遗民奔越有关,印证司马迁所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的说法确实是有史实背景依据的。

先秦文学交融活动与“中华统绪”的早期形态

近年来,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方兴未艾。在文学交融领域,针对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整理研究较多,针对文学交融“何以中华”的观念与路径梳理尚不充分。自孟子提出“创业垂统”,历代多以“垂统”或“统绪”来称述具有示范性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正是在此脉络下形成的政治文化表述。不同于现代文学观,先秦文学具有近于人文或文明的历史语境,以“中华统绪”作为理论话语追溯早期文学交融发生的历史语境,可从关联性维度关照中华文明中人文、地理、政治、风俗等混一的特性,从“天下-四方”的空间秩序生成辨析“夷夏”与“中国”的文化政治秩序,从而厘清先秦文学交融演进的路径、方向与秩序。

夏代王朝体制的建立与内外服制的形成

尧舜禹时代洪水迫使长江、黄河、淮河、济河下游的人群向中原迁徙,奠定了中原的中心地位。在治水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建立起跨地域跨血缘的政治联盟,并向早期国家发展。禹和启在早期国家的基础上,经过强化天下共主观念,建立起中央王朝。早期中央王朝缺乏强制力和控制力,只能依据地域和融合程度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内外服制。

从肃北五个庙看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的谱系——五个庙石窟研究之二

肃北五个庙石窟的西夏壁画在敦煌石窟艺术中颇具特色。以五个庙西夏壁画为纽带,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敦煌石窟西夏壁画艺术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西夏时期敦煌地区各个石窟群之间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为构建完整的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的谱系填补了重要缺环。

治道经学、治道史观与中华文明的治道核心论--以探解中华文明变夷从夏的枢机为主线

中华文明是一种以文史文明为主干、以经史文明为内核、以治道文明为核心的文明形态。中华经学的正统是治道经学,中华史观的主流是治道史观,中华经史同源于治,是传载治道的两种不同文体。这种文明特质使中华文明在治道探索方面有着卓绝于其他古代文明的深厚积累,从而使外来征服者倾心折服。外来征服者为巩固其对中华文明区的长久统治,就要提升其治道水平,为此就要学习中华经史,于是就要保留并学习中华文明的文史,进而认同并融入中华文明,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这样,中华文明就实现了被外来入侵者武力征服之后的文化逆袭,即征服者被征服,亦即古人所称的“以夏变夷”或“变夷从夏”。

巫文化与夏初史事新解

夏初正处于巫文化盛行时期,人们的思维指向与行事方式必定受到巫文化的影响。然而古今学者研究夏初史事,极少关注到这个向度,这个盲区的存在势必影响我们对夏初史事的理解。自颛顼至周初,中国远古史上存在一段相当长的“君巫政治”模式时期,通天大巫为“帝”“王”获取天意,提供政治上的指导,同时也是“帝”“王”合法化的最大表征。不能得重黎—羲和氏族为大巫,就没有为“帝”、为“王”的资格。我们用这一视角观察后羿代夏、少康复国过程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会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羿“自鉏迁于穷石”,是为了接近羲和氏族,试图获得这个通天大巫的支持;“胤征”是羿寻求支持失败后对羲和氏族的报复性征伐;羿“以寒浞为相”实为以寒浞为大巫;羿“以嫦娥为妻”的性质与“以寒浞为相”是近似的,后羿在大巫不够“正宗”的情况下,娶嫦娥为妻,在巫文化思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帝伃征王寿与得“九尾狐”在巫文化系统中是一种“王征”,是夏人再得“天命”的瑞兆。

敦煌西夏石窟断代研究述评

石窟断代研究一直是石窟研究者必备基本功之一,石窟断代问题也一直是最难的学术问题。尤其是敦煌晚期西夏石窟,因西夏史书及古迹遗存损毁严重,文物资料有限,更是难中之难。有学者依据壁画题记和文献记载断代,有学者依据绘画风格,有学者综合题记、文献和绘画风格特点,对西夏石窟进行断代,各有所得,现已形成三大观点,各执一端,高下难定。对各家论证进行述评,意在拓思探径。瓜沙二州的战略功能、民俗民风、言语、地理条件和音译地名,以及“洞窟美术馆”所具有的窗口展示功能等,都可纳入研究视野,作为他山之石,引发新见。

李济与夏文化探索

李济1926年在晋西南的考古活动明显带有探索夏文化之目的。小文《李济与西阴村和夏文化》曾专论此事。20多年过去,围绕这次考古活动的学术史研究纷至沓来,其中不乏质疑李济探索夏文化之心的声音。现在回顾相关诸说的基础上,全力搜求公开发表的报告及馆藏档案等直接证据,并结合李济的教育背景、时代学术思潮、合作者丁文江与袁复礼的古史观、考古活动的行程及活动结束后的言论、梁启超与戴家祥的回忆、徐中舒“仰韶文化即夏文化说”的提出等进行语境重建,力主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书写应自1926年李济晋西南考古始。最后尽力搜求李济有关夏文化的言论,提炼出李济对夏文化的基本态度:彩陶文化应非夏文化,而更可能是夏文化的来源;虽尚未发现与夏朝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但不能忽视夏的存在;晋西南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区域。

从“华夷之辨”到“五族共和”——清末民初政治变局中各方势力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之转变

在清末的政治变局中,清政府、立宪派、革命党和边疆民族上层等不同势力拥有着不同的“华夷”观念。立宪派对“五族共和”进行了理论构建,并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革命派出于现实的民族疆域问题的考量,放弃了反满的革命主张,转向“五族共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延续自雍正以来的“华夷一家”理念,放弃分裂国家的割据可能,通过和平逊位的方式对“五族共和”进行了明确表达。而作为拥有政治话语权的蒙、藏、回各族上层,接受了清帝逊位的现实,积极拥护中华民国的统治,参与“五族共和”国家的建构。最终,各方势力殊途同归于“五族共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未来奠定了思想基调。

西夏与唐宋盗窃法比较研究——兼谈西夏对中华法系的继承与发展

“盗窃”是中国最古老的犯罪之一,历代皆有严格法律予以规制,以期维护社会稳定。文章对比研究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亥年新法》《唐律疏议》《宋刑统》及《庆元条法事类》中关于盗窃罪的条文,发现这些法典均设置了亲属内外有别、宽宥弱者、严惩官盗僧窃以及团伙共谋作案等主体处置措施,涵盖了牲畜、人员、佛神祀物以及官府文书等盗窃对象,量刑上均依据慎刑恤刑、告赏、邻里互助以及重盗重罚等原则。同时,西夏法典融入了大量具有党项民族特色的法律元素,完善了群盗、重盗等制度。概言之,西夏法典在充分吸收中原王朝立法精髓的同时,结合本民族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司法实践的需要进行了创制和发展,在中华法制史上极具特殊地位。

敦煌吐鲁番等诸民族间丧仪葬俗之交流——以汉藏回鹘西夏《十王经》存本谈起

敦煌与吐鲁番地区都是中古时期诸多民族聚汇、也是诸多宗教交融之地,诸民族的丧葬仪俗也会存在交流融通,现虽详考明述还较困难,但借助中古广泛影响民俗丧仪的《十王经》来作某种探查或为可行。敦吐两地都出有汉与回鹘经本,此经现知还有西夏与西藏本,敦煌又由汉、藏、回鹘、西夏诸族主导过当地政权。因而,藉此窗口线索考察诸宗教民族丧俗因素,或可了解诸族宗教之交流并获知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状态。

中原文化视野下徐旭生学术路向的考察

徐旭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早年在处于中原文化腹地的郑州地区系统接受传统教育,青年时期留学法国选修哲学,归国后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他长期关注中国文化遗产境遇及参与保护、考察,最终确立了考古学、古史研究的学术方向。徐旭生由哲学到考古学的学术转型,是近代学人为应对社会变局而调整和发挥专业所长的典型之一。深层次地系统考察这一转型过程,则不难发现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底蕴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重要的动因。

西夏·青史淡淡千百年——漫步地震五千年(10)

西夏是一个生机蓬勃而神秘的王朝,它的兴亡都伴有地震的发生,而甘肃—宁夏地区恰是地震高发区,值得关注这里的地震活动。对于存疑的996年地震事件,从小震密集、史料记载、地质探槽、地震强度上做了初步探讨,推测了这次地震位置和大小。介绍了1739年平罗地震的水患教训。注意到1920年海原8.5级地震的新研究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新信息,揭示了全球地震活动的大背景。甘肃—宁夏三角区的力学关系是三体问题,不可忽视旋转运动;对于发震条件,除断层带外,还要重视深部物性的结构差异。

汉唐文脉下的“古代和田艺术模式”考析

大夏美术造型样式沿丝绸之路进入塔里木盆地后形成古代和田派艺术模式,这种艺术样式在尼雅、达玛沟、约特干等遗址中都有着生动的体现。丝绸之路使得汉唐文脉下的造型艺术体系得以确立,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从视觉图式扩展至风俗礼仪的各个环节之中。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和田的布扎克彩棺,棺上面绘制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反映出西域与中原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田木雕在装饰范围、表现形式及雕刻技艺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镂雕、平雕等技法被广泛应用,作品中渗透了现实气息,造型上趋向真实,并在二维平面的基础上强化装饰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汉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