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阳热圆运动解析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月周律与调周法”

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所倡导的“月周律与月经周期调治法”(简称“月周律与调周法”)是中医固有的阐述圆运动生物钟规律的理论,有助于分析月经周期和生殖节律的变化。圆运动是宇宙生命运动的普遍规律,古人通过二十四节气描述大自然中与生物生命相关的阳热降沉升浮的圆运动。月周律是女性自身阳热降沉升浮圆运动的结果,同时受大自然阳热圆运动的影响。月周律与大自然阳热圆运动存在着对应关系:阳热升极而降与经期重阳转阴相应;阳热金秋肃降与经后期阳消阴长相应;阳热降极而升与经间期重阴转阳相应;阳热春木温升与经前期阴消阳长相应。调周法的本质是基于月周律,恢复机体阴阳消长及动静升降的正常节律。

清华简与夏史重建

清华简中发现了丰富的夏史资料,开启了重构夏代文明史的新境界。但它与传世文献一样,都是由口头传说生成的晚出文献史料。依照兰克史学的治史规则,这种非原始资料的可靠性大有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正是利用传说资料的局限性,提出了风靡一时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把夏代历史说成是传说的堆积,虚妄的伪造。然其论说证据不密,逻辑不畅,经不起新旧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夏史材料的验证,无法支撑疑古派建立的学术大厦。上古史研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兰克史学那套摒弃传说资料的研究方法未必适用。不管传说性文献形成的时间早晚如何,也不管它存在多少问题,其中具有客观历史的质素、事实真相的颗粒,不是仅凭主观怀疑就可以彻底否定的。坚持文献与考古资料相须为用,其归一揆,才能真正重构出“充实而有光辉”的夏代文明史。

夏代王朝体制的建立与内外服制的形成

尧舜禹时代洪水迫使长江、黄河、淮河、济河下游的人群向中原迁徙,奠定了中原的中心地位。在治水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建立起跨地域跨血缘的政治联盟,并向早期国家发展。禹和启在早期国家的基础上,经过强化天下共主观念,建立起中央王朝。早期中央王朝缺乏强制力和控制力,只能依据地域和融合程度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内外服制。

从肃北五个庙看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的谱系——五个庙石窟研究之二

肃北五个庙石窟的西夏壁画在敦煌石窟艺术中颇具特色。以五个庙西夏壁画为纽带,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敦煌石窟西夏壁画艺术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西夏时期敦煌地区各个石窟群之间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为构建完整的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的谱系填补了重要缺环。

巫文化与夏初史事新解

夏初正处于巫文化盛行时期,人们的思维指向与行事方式必定受到巫文化的影响。然而古今学者研究夏初史事,极少关注到这个向度,这个盲区的存在势必影响我们对夏初史事的理解。自颛顼至周初,中国远古史上存在一段相当长的“君巫政治”模式时期,通天大巫为“帝”“王”获取天意,提供政治上的指导,同时也是“帝”“王”合法化的最大表征。不能得重黎—羲和氏族为大巫,就没有为“帝”、为“王”的资格。我们用这一视角观察后羿代夏、少康复国过程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会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羿“自鉏迁于穷石”,是为了接近羲和氏族,试图获得这个通天大巫的支持;“胤征”是羿寻求支持失败后对羲和氏族的报复性征伐;羿“以寒浞为相”实为以寒浞为大巫;羿“以嫦娥为妻”的性质与“以寒浞为相”是近似的,后羿在大巫不够“正宗”的情况下,娶嫦娥为妻,在巫文化思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帝伃征王寿与得“九尾狐”在巫文化系统中是一种“王征”,是夏人再得“天命”的瑞兆。

敦煌西夏石窟断代研究述评

石窟断代研究一直是石窟研究者必备基本功之一,石窟断代问题也一直是最难的学术问题。尤其是敦煌晚期西夏石窟,因西夏史书及古迹遗存损毁严重,文物资料有限,更是难中之难。有学者依据壁画题记和文献记载断代,有学者依据绘画风格,有学者综合题记、文献和绘画风格特点,对西夏石窟进行断代,各有所得,现已形成三大观点,各执一端,高下难定。对各家论证进行述评,意在拓思探径。瓜沙二州的战略功能、民俗民风、言语、地理条件和音译地名,以及“洞窟美术馆”所具有的窗口展示功能等,都可纳入研究视野,作为他山之石,引发新见。

李济与夏文化探索

李济1926年在晋西南的考古活动明显带有探索夏文化之目的。小文《李济与西阴村和夏文化》曾专论此事。20多年过去,围绕这次考古活动的学术史研究纷至沓来,其中不乏质疑李济探索夏文化之心的声音。现在回顾相关诸说的基础上,全力搜求公开发表的报告及馆藏档案等直接证据,并结合李济的教育背景、时代学术思潮、合作者丁文江与袁复礼的古史观、考古活动的行程及活动结束后的言论、梁启超与戴家祥的回忆、徐中舒“仰韶文化即夏文化说”的提出等进行语境重建,力主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书写应自1926年李济晋西南考古始。最后尽力搜求李济有关夏文化的言论,提炼出李济对夏文化的基本态度:彩陶文化应非夏文化,而更可能是夏文化的来源;虽尚未发现与夏朝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但不能忽视夏的存在;晋西南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区域。

西夏与唐宋盗窃法比较研究——兼谈西夏对中华法系的继承与发展

“盗窃”是中国最古老的犯罪之一,历代皆有严格法律予以规制,以期维护社会稳定。文章对比研究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亥年新法》《唐律疏议》《宋刑统》及《庆元条法事类》中关于盗窃罪的条文,发现这些法典均设置了亲属内外有别、宽宥弱者、严惩官盗僧窃以及团伙共谋作案等主体处置措施,涵盖了牲畜、人员、佛神祀物以及官府文书等盗窃对象,量刑上均依据慎刑恤刑、告赏、邻里互助以及重盗重罚等原则。同时,西夏法典融入了大量具有党项民族特色的法律元素,完善了群盗、重盗等制度。概言之,西夏法典在充分吸收中原王朝立法精髓的同时,结合本民族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司法实践的需要进行了创制和发展,在中华法制史上极具特殊地位。

敦煌吐鲁番等诸民族间丧仪葬俗之交流——以汉藏回鹘西夏《十王经》存本谈起

敦煌与吐鲁番地区都是中古时期诸多民族聚汇、也是诸多宗教交融之地,诸民族的丧葬仪俗也会存在交流融通,现虽详考明述还较困难,但借助中古广泛影响民俗丧仪的《十王经》来作某种探查或为可行。敦吐两地都出有汉与回鹘经本,此经现知还有西夏与西藏本,敦煌又由汉、藏、回鹘、西夏诸族主导过当地政权。因而,藉此窗口线索考察诸宗教民族丧俗因素,或可了解诸族宗教之交流并获知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状态。

中原文化视野下徐旭生学术路向的考察

徐旭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早年在处于中原文化腹地的郑州地区系统接受传统教育,青年时期留学法国选修哲学,归国后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他长期关注中国文化遗产境遇及参与保护、考察,最终确立了考古学、古史研究的学术方向。徐旭生由哲学到考古学的学术转型,是近代学人为应对社会变局而调整和发挥专业所长的典型之一。深层次地系统考察这一转型过程,则不难发现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底蕴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重要的动因。

西夏·青史淡淡千百年——漫步地震五千年(10)

西夏是一个生机蓬勃而神秘的王朝,它的兴亡都伴有地震的发生,而甘肃—宁夏地区恰是地震高发区,值得关注这里的地震活动。对于存疑的996年地震事件,从小震密集、史料记载、地质探槽、地震强度上做了初步探讨,推测了这次地震位置和大小。介绍了1739年平罗地震的水患教训。注意到1920年海原8.5级地震的新研究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新信息,揭示了全球地震活动的大背景。甘肃—宁夏三角区的力学关系是三体问题,不可忽视旋转运动;对于发震条件,除断层带外,还要重视深部物性的结构差异。

汉唐文脉下的“古代和田艺术模式”考析

大夏美术造型样式沿丝绸之路进入塔里木盆地后形成古代和田派艺术模式,这种艺术样式在尼雅、达玛沟、约特干等遗址中都有着生动的体现。丝绸之路使得汉唐文脉下的造型艺术体系得以确立,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从视觉图式扩展至风俗礼仪的各个环节之中。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和田的布扎克彩棺,棺上面绘制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反映出西域与中原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田木雕在装饰范围、表现形式及雕刻技艺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镂雕、平雕等技法被广泛应用,作品中渗透了现实气息,造型上趋向真实,并在二维平面的基础上强化装饰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汉风风格。

《山海经》夏启“右手操环”解码——佩玉环的史前巨人

论文以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利用四重证据法,探讨镇原县博物馆墓葬中,史前“巨人”佩玉环和《山海经》夏启“右手操环”的文化意义。史前巨人左手腕部的墨绿色玉环,将问题引向史前的玉环与葬俗文化间的关联。通过考察多个史前遗址考古新发现情况,认识到龙山文化时代较普遍的葬礼现象是将玉镯、玉环等套在墓主人右手或手臂上。这种奇特礼仪行为模式寄托着死者魂灵升天的幻想目标和动力。以此为基础,论文转向对《山海经》中“夏启右手操环”的叙事解读。通过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发现该神话叙事与龙山文化时代右手戴玉环的葬俗吻合。玉环在史前文化中具有通神和象征永生不死的意义,关于夏代开国君王“右手操环”叙事之解码长期以来真相不明,如今得到史前玉环镯葬俗的考古真相之印证。玉环镯在神话传说与考古新发现之间的相互印证,彰显了四重证据法的“物证优先原则”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独特作用。

基于经络理论谈国医大师夏桂成心-肾-子宫轴

国医大师夏桂成以经络理论为基础,从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及子午流注3个方面论述经络与心-肾-子宫轴在生理、病理及治疗方面的联系。其认为经络循行路线是心-肾-子宫轴理论的结构基础,经络气血蓄溢在调节心-肾-子宫轴阴阳消长转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指导临床采用循经辨治、通固并施、审时论治等方法保障女性各阶段周期节律的健康演变。并论述足少阴经然谷穴治疗不孕、痛经等妇科病证是经络理论在心-肾-子宫轴应用的体现。

下瘀血汤对高脂饮食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小鼠模型的治疗作用及机制

目的探讨下瘀血汤调控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含pyrin结构域蛋白6(NLRP6)抑制高脂饮食(HFD)诱导的小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作用机制。方法15只雄性C57BL/6小鼠随机分为低脂饮食(LFD)组、HFD组和下瘀血汤-HFD(XYXD)组,每组各5只。测量肝功能指标ALT和AST、血脂代谢指标TG、TC水平;肝组织经过HE染色、油红O染色,观察小鼠组织形态、脂滴沉积;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肝组织中炎症因子TNF-α、IL-1β、IL-6及NLRP6表达水平;Western Blot检测NLRP6、NF-κB和NF-κB p65蛋白水平;免疫组化检测NLRP6和CD68表达。棕榈酸(PA)、脂多糖(LPS)和下瘀血汤含药血清处理鼠Raw264.7细胞,检测炎症情况。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结果与LFD组比较,HFD组血清ALT、AST和TC、TG水平显著升高(P值均<0.05)。肝组织病理学显示,HFD组肝脂肪变性明显,NAS评分显著升高(P<0.05);实时荧光定量PCR结果显示,IL-1β、IL-18等炎症相关因子显著升高,NLRP6表达显著下调(P值均<0.05)。免疫组化显示NLRP6表达与巨噬细胞标志物CD68重合。Western Blot显示,NLRP6表达下调后,磷酸化的NF-κB p65(p-NF-κB p65)显著上调(P<0.05)。与HFD组相比,下瘀血汤可有效改善HFD小鼠的肝脏炎症,上调NLRP6的表达,下调p-NF-κB p65(P<0.05)。PA处理Raw264.7细胞后下调NLRP6,促进炎症进展(P<0.05);下瘀血汤处理可上调NLRP6,抑制炎症和NF-κB(P<0.05)。结论下瘀血汤可显著改善HFD诱导NAFLD小鼠模型的肝脂肪变性和炎症,调控NLRP6/NF-κB减轻巨噬细胞活化可能是其作用机制之一。

夏小军教授运用对药治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拾萃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是一种获得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孤立性外周血血小板计数减少为特点。临床表现为血小板数目减少,伴或不伴皮肤黏膜出血。西医治疗ITP多运用糖皮质激素、促血小板生成药物及脾切除等,能在短时间内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但存在不良反应大、易复发、远期疗效差等弊端。既往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中医药治疗ITP具有增效减毒、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优势。ITP归属于中医学“紫斑”“血证”“葡萄疫”等范畴,夏小军教授临床辨治以清热凉血止血、健脾益气滋阴为主,佐以活血化瘀,且善于运用对药,如墓头回—紫草凉血活血、仙鹤草—阿胶止血补血、水牛角—生地黄清热养血、黄芪—益母草补血活血、牡丹皮—地骨皮养阴活血、白茅根—赤芍凉血散血等。以对组方,方中有方,是其用药的特色,灵活应用,收到较好疗效。

西夏书籍缝缀装形制考辨

中古时期诸多书籍装帧形式中,“缝缀装”由于方法失传且没有详尽的文献记载,学界对其样貌众说纷纭,未有定论。笔者在整理西夏书籍装帧的过程中,从百余件缝缀装书籍入手,分析前人旧说中合理与不合理的部分,厘清缝缀装的形制。据此便可对误判、错判的缝缀装进行订正,同时也为中古书籍装帧史的梳理提供参考资料。

先秦文学交融活动与“中华统绪”的早期形态

近年来,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方兴未艾。在文学交融领域,针对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整理研究较多,针对文学交融“何以中华”的观念与路径梳理尚不充分。自孟子提出“创业垂统”,历代多以“垂统”或“统绪”来称述具有示范性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正是在此脉络下形成的政治文化表述。不同于现代文学观,先秦文学具有近于人文或文明的历史语境,以“中华统绪”作为理论话语追溯早期文学交融发生的历史语境,可从关联性维度关照中华文明中人文、地理、政治、风俗等混一的特性,从“天下-四方”的空间秩序生成辨析“夷夏”与“中国”的文化政治秩序,从而厘清先秦文学交融演进的路径、方向与秩序。

中药配方颗粒使用情况多中心研究

目的 分析山西省10所医疗机构中药配方颗粒使用情况,为临床合理应用和开发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集山西省中药配方颗粒使用前10位的医疗机构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门诊开具的中药配方颗粒处方,用Excel 2013统计分析患者年龄分布、处方占比、处方金额、不合理用药情况。选取同期诊断为胃脘痛且服用过半夏泻心汤治疗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抽取300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用药剂型,将使用传统中药饮片的150例患者作为对照组,使用中药配方颗粒的150例患者作为研究组,比较2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及服药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使用中药配方颗粒的患者年龄以21~50岁居多,占85.42%;处方金额301~500元居多,占49.76%;入选的300例胃脘痛患者中,研究组患者服药依从性高于对照组,服药后的不良反应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中药配方颗粒在临床应用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使用价格偏高,需要进一步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为中药配方颗粒更好的发展创造条件。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