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驴”自况:重审萧红的“疾病”修辞法

萧红通过与疾病相关的修辞句式,在持续的常态中捕捉人事瞬间的“反常”,通过“审丑”与笔下的“被弃物”形成精神共鸣。萧红对“疾病”的观察和书写,回避了西医目视式的病理分析,着重铺陈“病症”,是反观诸己的病体“自况”。她以东北民俗语汇构建起传统诊疗的文本“仪式”,在“巫/医”和“人/鬼”的反转中,直指人性的“荒凉”。疾病修辞法不仅是萧红的创作技巧,也是萧红剖析自我、诠释异域文化、反思殖民地经验的思维方式,关联着萧红“小说学”在左翼创作阵营中的特殊地位。

从短篇小说《手》看萧红对鲁迅的继承和超越

萧红是一位颇有才情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她的成长、成名都受到鲁迅的极大帮助和鼓舞,她也潜心学习鲁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取得了很大成就。文章从短篇小说《手》入手,探讨萧红在塑造典型人物方面对鲁迅的师承,更就萧红在叙事模式和女性解放方面对鲁迅的超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叙事模式方面,萧红巧用第一人称“我”“我们”进行多视角叙事转换,游刃有余地表现主人公的客观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这是萧红继承鲁迅基础上的开拓。在女性解放方面,萧红在女性经验的基础上,以女童王亚明为视点,关注女性命运,揭示女性悲苦的根源,指出了女性解放的教育方向,那就是女性自我教育的真正实现。

一个时代的“怕”与“逃”——《马伯乐》的成书过程及形象接受史

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语境之下,《马伯乐》的卓异之处在于,彰显了萧红在文学创作上的自我突破以及对于所处时代的独特认知,在面临民族危亡、最需要担当和付出的时代,她却刻画了一个融“怕”与“逃”于一身的时代男性形象。《马伯乐》的接受史迥异于《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总体来看,始终徘徊于贬抑与有保留的认可之间。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马伯乐》的认知变化,主要体现在对马伯乐这一人物形象的价值和小说艺术成就评判的变迁上,对前者多有肯定,对后者多有保留。文本的未完成性确实影响到了人们对它的整体性认知以及关注热情。关于马伯乐这一人物形象,人们从“浮尸”到“阿Q”再到“渣男”“巨婴”的认知演变,分明透露出批判力度在减弱,更多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与宽容。马伯乐不是一个具体的个案形象,而是中国男性身上超越时代或多或少存在的质素的形象化。这是一个女性作家对一个时代男性的凝视,并捕捉到的一个时代的面相。马伯乐的“怕”与“逃”,也是一个时代的“怕”与“逃”。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论者看到了《马伯乐》的非同凡响之处而力图重估其文学史价值。

言说萧红与萧红言说——论女性主体建构的可能性

萧红是20世纪最具悲情色彩的天才女作家,其在文坛的影响持续而深远,而有关萧红的研究也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围绕萧红的各类研究在丰富了“萧红形象”的同时,也使得外在世界建构的萧红形象始终存在着复杂的内在矛盾,其形象也愈加扑朔迷离。通过萧红的亲人、伴侣、陪伴者、朋友,以及后来者等不同角度的言说,建构出一个他人凝视的他者“萧红”;而萧红本人在各个文学文本中,又试图书写出一个拥有主体性的自我萧红。“言说萧红”与“萧红言说”是萧红研究的两个侧面,二者构成了一种潜对话,有必要深入挖掘二者之间的种种缝隙与矛盾,进而去探究当女性无法言说自我的时候,他人对女性角色与性格的定义是否有失偏颇,女性自我形象的主体性又能否成立,从而思考与萧红同时代其他女性作家们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论《呼兰河传》风景书写的视角与意蕴

萧红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呼兰河传》,写景较多是其特点之一。风景书写在该小说叙事中所处的位置有两种情况:有时是小说叙事的背景,与人物、事件形成映衬或对照,让读者阅读感受产生增值;有时则是叙事的中心,风景成了小说的主角。《呼兰河传》的风景感知视角多变,但最主要的是成人化的全知叙事,此全知叙事者并非外在于叙事,而是作品中隐含的成年之后“我”,一向被视为“儿童叙事”的叙事者,即身为女童的“我”,在更多的时候只是成年的“我”凝视与关怀的对象。《呼兰河传》的风景描述有多种方式:既有写实性的对于故乡空间的深度还原,也有将作家主体意识与情感的投射性刻画,还有景观的象征或隐喻性书写。作为现代性风景,《呼兰河传》的童年风景有不同的面向,既有自由、审美的风景,也有荒凉、破败的“反风景”;风景书写中也反映出作家复杂的情感态度,有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对故乡风物的眷恋,也有对记忆中颓败荒凉景观的伤痛,对小城中人国民性弱点的批判。

萧红文学经典的张力与隐秘探寻

萧红的文学经典有着不断被开发与阐释的空间。《生死场》的叙事时空是陀螺式的,由模糊的时间标记和碎片化的空间场景合成,再由内外合力改变其运动和发展轨迹;《商市街》利用“虚”的元素和技法做了“类小说化”处理,从而拓展并提升了意念之“真”;《呼兰河传》的主要人物无论是性别还是年龄,皆可从童性的自足性与不足性这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卖炭翁》“半匹红绡一丈绫”句考释

白居易《卖炭翁》中绡、绫充炭值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中唐宦官以宫市之名掠夺财富的现象。唐代历史文献、敦煌文书以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唐代物价的相关记载,有助于了解这一重要背景并还原绡、绫和炭的实际价值:“半匹红绡一丈绫”在当时价值约为1500文,在中唐元和年间米价高时,可买米约百斤,物价低时也仅够买一件廉价的衣料和三百斤左右米。这对我们了解“半匹红绡一丈绫”的历史真实性具有重要意义。

“翠姨”与萧红:悲剧人格的双重镜像——重读《小城三月》兼谈后半部“红楼”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小城三月》是一篇爱情小说,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违背作者创作意图的主观误判。萧红在其中是以主人公“翠姨”的倔强性格,去折射自己悲剧命运的产生原因,故在作者与“翠姨”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悲剧人格的双重镜像。我们甚至可以说,《小城三月》就是萧红本人青年时代的“自叙传”,只不过它是以一种文学叙事的表现手法,向读者述说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里”,与“一个永远寻找的灵魂死在门外”。因此,《小城三月》既是萧红本人的生命绝唱,也是所有新女性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

以“自我经验”为介质透视女性存在之境遇——论萧红女性苦难书写

对女性的苦难书写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萧红以其个体“自我经验”为介质书写中国底层女性命运的悲剧性。本文以其人生经历以及时代语境解读萧红关注女性命运之本源,从“肉体之苦”“精神之痛”分析其笔下底层女性在男性主导世界所遭受的苦难与悲剧命运,表达作家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对底层女性的同情以及对人类生命意义的思考。

《呼兰河传》吟谣式叙事风格研究

萧红(1911-1942)承袭鲁迅的写作风格,针对现实的社会,写下她对乡土和女性的关怀,而《呼兰河传》中更呈现她个人特殊的风格和情感。本文从《呼兰河传》的话语、悖论语境及吟谣式叙事方面分析其重复书写、视角交替与嘲讽手法,探究萧红所批判、关怀的乡土与女性。

论萧红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萧红是新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她创作了众多警醒世人的经典作品。其作品中彰显着独特的生命意识,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探寻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自然生命的礼赞、对个体生命的悲悯和对死亡的思索是萧红作品中生命意识的基本内涵。这种生命意识的产生与她自身所历经的生命体验、时代背景等紧密相关。密切关注底层女性悲剧命运和对生命异化现象的揭露与反思是萧红小说中生命意识的价值所在。

副文本的文化重构:《生死场》初版封面与萨满文化

封面作为新文学副文本,蕴含独特内涵,但萧红设计的《生死场》初版封面,其文化内涵的解读处于“失语”状态。图画是作家对作品内容或主旨的另一种形象表达,能补文字之不及。因此,萧红设计的封面也存在意蕴,具体表现为“人与动物共同体”、“天—人”关系的失衡、黑土与母系、萨满文化与故乡的生命思考。这些表达也在正文本中得到印证,正、副文本产生了互文。

重新阅读萧红:从《饿》的多义性谈起

发表在《文学》上的《饿》是萧红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对它的研究可以从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两个层面进行。在文学文本层面:首先,同样描写饥饿妇女的《祝福》成为一个重要的“前文本”;其次,萧军同期发表在《文学》上的三篇小说也可以作为重要的关联文本进行对比阅读。在社会文本层面:一方面,在《饿》中“我”与访客“曹老师”的对话是对五四时期开始流行并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十分复杂的“娜拉”话语的一个回响;另一方面,与《文学》杂志和茅盾的关联,也将《饿》还原到30年代的历史现场,使其内容与左翼作家群、左翼刊物和文坛话语等重要论题相勾连。这些相关文学文本和社会历史因素既成为理解《饿》的多义性和萧红创作复杂性的重要查考文本,同时也因为萧红创作的介入而有了更多元的理解途径。

萧红的类佛学观与苦难言说--重读《生死场》《小城三月》

在抗战语境与女性主义中,萧红小说的苦难现象备受关注,常常成为争论的场域。已有研究表明,萧红笔下的苦难与其佛家观念相关,但这种观念与经验、写作的关系却鲜少为学界注意,而这恰恰是还原萧红之于性别启蒙认识的关键。从前期《生死场》到后期《小城三月》,观其笔下的女性苦难现象,无论生理还是心理,无一不体现着萧红阶段性的精神困境。萧红类佛学人生观在其苦难言说中所产生的传递式效应使得文本间具有了同一性,它既来自萧红对启蒙困境的现实体认,又影响了她对启蒙未来的判断。这样的人生观决定了她的写作与人生选择,虽引致其生存的弱点,但又是萧红写作具有永恒魅力的来源。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是否传记文学——兼与“部编版”人教社语文教师教学用书七年级下册商榷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作为怀人名篇,历来深受语文教材编写者的青睐,被选入多种版本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作为“部编版”人教社出版的语文七年级下册的自主阅读课文,《回忆鲁迅先生》属于回忆性文章,教材所配套的语文教师教学用书中认为其“可看成是散文化的传记文学”,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此外,教材编写者对选入教材的原作进行“改动”的原因缺少具体解释与说明,这种情况应得到改进。

从无到无——论萧红小说的多元主题

“无”是萧红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其不同时期的创作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具体而言,初涉文坛的哈尔滨时期、颠沛流离的流亡时期、以及生命落幕的中国香港时期,分别对应着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与贫瘠、“无物之阵”以及“几乎无事的悲剧”等多层面的小说主题,体现了萧红“个人—民族—全人类”的思想脉络与创作轨迹。其中,每一层“无”都与1930年代的时代语境和萧红的生活体验密切相关,折射出其小说创作的多元特征和审美走向。而整个“从无到无”的演变过程,凝聚了萧红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积极思考,以及对人性本质和生命意义的一路追寻,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和魅力。

反身与越轨:《生死场》中女性的“看”与“被看”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萧红的女性身份一向是理解分析其作品时独特且无法忽视的视角。在成名作《生死场》中,萧红以其“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塑造了多样且丰满的女性群像,在乡村与城市、同性与异性、个人与家国、有意与无意之间,她们的“看”与“被看”既充满大胆反叛的“越轨”,也不乏自我检束的“反身”,不仅成为文本内部情节叙事的重要一环,更折射出丰富的自我思考与情感体验。本文即以《生死场》中女性的“看”与“被看”为中心,分析其中的反身与越轨意义。

左翼群体中的个人化写作——以萧红创作路径为例

萧红创作与左联文学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被言说的状态。萧红看似走出一条“靠近—学习—超越”的路线,实际上更为复杂。萧红人生中的每个特殊阶段的创作都明显体现出与左翼文学有更深层次的精神联结与分歧。针对这一问题,既要从时代主题背景下寻找左联与萧红创作之间的共通之处,更要结合萧红个人化体验,分析萧红创作的独特性,找到二者之间的联结与区别,以此说明萧红创作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联,更有利于为萧红与左翼之间关系言说找到切实的文本证据。

《生死场》民俗描写的文化内涵新探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中有许多民俗描写,不仅构成了萧红小说的一大特色,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后人不断探析。在婚俗描写中,萧红揭示了封建婚俗的落后及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在有关“生”与“死”的相关民俗描写中,萧红揭示了东北人民生的徒劳与死的卑微;在有关民俗的历史传承性的表现中,萧红揭示了代代相传的民俗对于人性的束缚与思想的禁锢。萧红借民俗描写所揭示的文化内涵,不仅承续着她一贯的启蒙主题,批判国民的愚昧与落后的国民性,也让我们看到了她对女性的关怀及对人的生命与价值的探索。

“萧红现象”的文化意义

"萧红热"成为一种现象由来已久,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如今电影《萧红》《黄金时代》的上映,萧红已经由一个文学作家变成了公众关注的话题人物。"萧红现象"的形成和它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背后都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新时期的思想大解放思潮尤其是女性文学的兴盛为萧红的回归营造了有利的文化背景;萧红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经历更能吸引读者的眼光和注意力;而萧红独具一格的写作风格使她的作品即使放在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我们透过这种现象,应该进一步思考以萧红为代表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如何与当下的大众文化同存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