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仪式:谢晋电影语言与“现代化”

在新中国电影中,英雄人物的死亡往往伴随着仪式化表达,谢晋的《红色娘子军》也是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谢晋电影中死亡仪式的表达或不再使用,或被改造成了“死—生”仪式,即把情感的表达更多投向未来。谢晋电影语言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变化与彼时“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思潮不无关系,而这一思潮背后更有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大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立足当下,我们可以看到,电影的仪式化表达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与观念意识形态的关系不大,谢晋在大变革的时代既顺应了“现代化”的要求,也坚持了传统的审美。

谢晋研究中的议程诱导与拨乱反正

谢晋是公认的电影大师。迄今为止,谢晋研究可分为创作伴随期(1957—2001)、“盖棺定论”期(2001—2011)、拓展更新期(2011年至今)三个时期。关于谢晋的研究已是成果卓著,但其研究过程中存在“作者论范式误区”“朱大可批评的议程诱导”和“比较方法的视野缺席”三大问题。目前对谢晋的研究应当主要聚焦于他导演艺术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选题、立意、演员指导、镜头语言、艺术效果等五方面。其中,谢晋的导演风格在题材选择上尤为突出,即偏爱女性题材、现代人物和“偏主流”题材,这也是使其电影成为经典的重要因素。

银幕之外:群众影评与谢晋电影的“交互式创作”

在当代中国电影导演谱系中,谢晋无疑占据着一个极为关键的位置。长期以来,学界对谢晋电影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文本批评”与“美学阐释”的研究框架占据了一定的主导地位,鲜有对谢晋导演社会活动的关注。研究聚焦谢晋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性活动,考察其与80年代普通电影观众、业余影评员以及群众影评组织间的交流和互动,发现了谢晋“交互式创作”的内在逻辑。一方面,聚焦谢晋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讨论其与群众影评浪潮的互渗,并在双方的交互进程中,推动了群众影评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建构;另一方面,群众影评通过对话、商榷等多元化的方式,积极参与对谢晋电影的评论,而且以“历史微声”的特点,介入到80年代“谢晋模式”的讨论谱系,建构出区别于电影知识分子的话语场域。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对群众影评的考察,发现“谢晋电影”的意义生产并非局限于“电影文本”,更多则呈现在银幕之外的社会文化范畴中,并成为透视文艺“人民性”的典型艺术实践。基于此,经由谢晋与群众影评的情感交互,我们试图开辟一条再次审视“谢晋电影”的民间通道,以期丰富、拓展目前学界对谢晋电影研究的疆界。

历史的讽刺力——谢晋遭遇了蝴蝶效应之后

对于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谢晋模式"讨论,即使是从纯粹纪念的角度,二十多年之后,也到了给出一个是非曲直的结案陈词的时候了。从时代变迁、历史检验和蝴蝶效应的双重角度可以重新审视谢晋模式讨论。1986年7月18日年轻学者朱大可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2000字短文,"一不小心由文学研究卷入了电影批评",其后果却是在中国的电影批评界掀起了一场"谢晋电影模式"讨论的轩然大波。这件事情的不合常理,与洛伦兹的蝴蝶效应不合常理几乎完全一样。可是尽管朱文有严重错误,却无人理会,且并不妨碍其后一系列附和和拔高式文章的炮制出炉,"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观点被进一步提出,谢晋电影成了电影界知识分子展现其优雅才能的学术演练场。理论准备似乎还没来得及充分就绪,理论批判的目标就出现了。谢晋导演似乎一下子就从天之骄子变成了被以严肃口吻揶揄挤兑的艺术弃儿,就连辩护者也无力回天。这次冲击波对谢晋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谢晋的电影创作思路受到重创,以《最后的贵族》为标志,这位曾经无与伦比地执著于电影艺术的创作者进入了其电影创作的休克状态和转型期。鉴于当时的处境,钟惦棐先生写了一篇语重心长的题为《谢晋电影十思》的文章,但其对谢晋电影及其讨论中引发的各种问题的深入思考及得出的结论,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领会其良苦用心,这些都应该得到重新解读,意在以史为鉴,汲取历史的教训。这次讨论,尽管在当时撼动了中国主流电影传统模式的稳定形态,但历史本身的讽刺与羞辱从来都是辛辣的、有力度的。我们看到,在高度产业化的利益驱动之下,一度被撼动了的传统模式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加具有左右逢源的修辞性姿态强势全面回归!好莱坞虽江郎才尽,但却依然故我、踌躇满志继续大规模地征服世界,更具讽刺性的是,这种回归的理论的呼喊与细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粗犷有力、肆无忌惮和明白无误。

“政治道德化”:意识形态电影批评的西方语境

在意识形态电影批评中,"政治道德化"被认为是电影体现国家意识形态功能,进行意识形态复制生产的有效手段。而揭示意识形态操作机制,将"道德"再度还原为"政治",则是自80年代末开始的谢晋电影批评遵循的逻辑。但这一批评内置的是西方语境,即政治与道德、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对立。一旦回到强调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该批评逻辑将失去其有效性。谢晋电影中的"政治道德化"处理,有其本土文化传统的合理性。由于意识形态电影批评将影片中的道德主题一概视为导演改头换面的政治操作,通过将道德表达指斥为意识形态表达,道德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性被完全消解,使这一批评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反道德倾向。

影像传奇叙事视野里的谢晋电影

从中国电影原初叙事建构的源头和流变过程中重新审视"谢晋电影"和"谢晋电影现象",是一个值得一试的观照向度。在此过程之中系统梳理有关于此的研究成果,以传奇叙事理论的"双重原则",阐释"谢晋电影"和"谢晋电影现象"的真实内涵,进而在中国电影传统的百年绵延中确立"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的标识性联线。

谢晋: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艺术高峰

作为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的代表,谢晋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谢晋电影创作的三个阶段均有其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体现了中国电影伦理情节剧传统的最高成就。这一传统采用现实主义电影叙事手段,用戏剧性、典型化的方法基本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编制故事。从《孤儿救祖记》、《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到谢晋的电影,都体现了这一被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影传统。谢晋电影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有如下特点:其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女性,且其起点比较低。这个女性从家庭里跑出来,成为孤独无助的人,找不到理想和出路。而就在这个时候,她会遇到一个比她更成熟、更年长的男性。这个男性一般都是革命理想的象征,他会帮助她去克服种种困难,使她从孤独无助的状态中得以解脱,从而渡过危机,超越自我,最后进入到一个革命大家庭当中去。在谢晋电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其影片的故事模式发生了变化,往往是某个男性主人公被冤屈,被打成"右派",或被流放,受到社会排斥;最后影片中最漂亮、最善良的女人却喜欢上这个被排斥的男人,最终用家的温暖、用女性的温暖和情感的温暖去抚慰他被集体所排斥时产生的创伤。第三阶段的谢晋电影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困惑的挣扎状态,而这一阶段同时也伴随着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终结。谢晋电影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其实已经基本结束,虽然他自己还是非常努力地做了很多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无法真正让电影回到大众生活当中去,因为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谢晋电影,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没有观众,所以这个时期他逐渐退出了电影的中心舞台。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永远都是高峰,但谢晋电影在两个时代都是高峰。从1949年到1976年,他是那个时代电影的杰出代表之一。如果说有的艺术家是超前时代的话,那么谢晋就是一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他更多地把传统、西方、当代结合到一起,一直保持和时代同步,成为中国主流电影30年的代表。谢晋是谢晋时代的高峰,而且也是中国电影黄金时代不可逾越的经典大师。

谢晋——20世纪中国主流电影的杰出代表

通过对谢晋电影、对中国电影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回顾,可以对其电影创作中体现的国族想象、以家论国的主题意义,儒家文化道德理想和精神底蕴,进行深入的探寻。此外,通过对谢晋电影叙事形式和镜语系统的检察,还可以进一步认识谢晋电影在拓展和创新中国主流电影形式中的突出贡献。

后进·强盛·衰败——六朝陈郡谢氏家族的历史轨迹

陈郡谢氏是后进世族,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被旧族所轻。到了东晋中期,随着谢氏子弟先后列为方镇,谢氏的政治势力开始强大,以至逐渐掌控了东晋王朝的政治、军事大权,从而在东晋中后期发展成为一流世族。南朝以后,由于门阀政治衰微,陈郡谢氏逐渐失去了手中的实权,又因历经数次变故,族人多有丧亡,以致人脉不继,陈郡谢氏便在南朝后期彻底败落。

论谢飞电影的理想追求与诗意艺术

谢飞电影是难得的中国作者电影的典范,是艺术守望年代艺术理想的主观栖息地。他始终保持艺术个性,立足于理想的呼唤,以忧患、使命感和人文精神造就电影艺术的诗意存在。

论21世纪视野中的谢晋电影——以《芙蓉镇》为例

谢晋电影作为80年代电影艺术的里程碑,在21世纪视野中已成共识,它的艺术思维始终与时代主流同步,在坚持宏大叙事的文学原则的同时,又渗透着对人与生命状况的关怀,彰显人道主义以及在适切时机,伸张人性宽度并对现实持质疑与批判态度。《芙蓉镇》非常机智且深刻地表达了谢晋这一艺术的主题诉求。

震撼人心的叙述与叙述策略的震撼——对谢晋电影大众性的再关注

谢晋善于抓住大众的审美趣味 ,谢晋电影具有震撼观众的魅力。谢晋电影的大众性是立足于我国重视电影观众的传统基础之上并把其提升到一定高度 ,而且谢晋还探索了一套发挥电影大众性的有效策略和手法。在谢晋导演 80寿辰之际 ,面对当下中国电影失却观众垂青 ,处于票房低谷的局面 ,重新关注谢晋电影的大众性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断裂”到“伤痕”——谢晋“反思三部曲”再辨析

谢晋导演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了三部反思题材作品,对多年左倾造成的民族灾难进行回溯与反思,受到广泛社会关注。1986年,一场关于“谢晋电影模式”的讨论引发了对其创作的巨大争议。30余年后,对这些表现民族灾难的影像作出公正的评判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它显示出的是一代知识分子重新找寻维系民族精神、与自我内心和解、从“断裂”走向“伤痕”的过程,谢晋也因此书写了一部民族灾难的影像心灵史。

社会与主体性:中国情节剧的政治经济学

学界对于中国电影创作的研究,常常不可避免地会以片中人物("自我")与其所处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分析作为逻辑起点。学者们认为电影情节中的戏剧性关联从本质上能够反映出意识形态现实,这种例证在中国当代电影中比比皆是。而中国电影创作中常常贯穿、延续着新中国成立前儒家传统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性问题,也恰恰是这种连续性和矛盾性开启了影片中自我、家庭、工作岗位以及国家——这些关涉社会整体性想像的各个基本方面之间的关系。从这些理论前提入手,本文试图讨论中国电影中最为错综复杂且激动人心的流行叙事样式,这一样式体现出传统的社会道德体系与新兴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妥协,进而清楚有力地阐明处在两者夹缝之间的故事中的人物情感矛盾与情节冲突所能企及的范围与表现力度。这一叙事样式正是在西方早已广为人知的"情节剧"。由于这一分类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类型电影体系,所以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有必要进行一些理论观念的跨文化平移。

男性权威话语情境下的女性被述──论谢晋影片中的女性形象

在新时期中国影坛上有许多以塑造女性形象见长的男性导演．谢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或勤劳质朴、或温柔善良，往往集东方女性传统美德于一身。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就不难发现；这些美好的形象无一不是男权文化的产物，无一不是谢晋以男性的目光，用男性权威话语对女性的一种特殊表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潜藏于谢晋意识深处的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文化观念。因此，谢晋影片中的女性形象也就不可能真正传达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心灵呼喊和深切的情感体验。

新时期初年主流电影的创作谱系

新时期初年主流电影呈现出多元的创作谱系——既有表现正面战场的战争片,也有带有个人传奇色彩的谍战惊险片,既有表现阶级仇恨的历史片,也有谱写人性之歌的剧情片。这些影片试图恢复"十七年"革命浪漫主义文艺传统,通过对民族史诗、战地柔情和个人传奇的编码想象,引导观众不断"重返"民族国家创业坚守的艰难时刻,修复与重塑被撕裂的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的同时,也寄托着创作者渴望政治秩序回归正轨的集体无意识。

亟待视域突破的谢晋研究:2011年以来谢晋电影研究综述

作为中国第三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谢晋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经历了“创作伴随期”“盖棺定论期”两个研究阶段后,自2011年起,谢晋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近十多年来,饶曙光、陈旭光、虞吉等多位学者对谢晋电影的总体风格、谢晋电影模式内涵、谢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以及谢晋与中国电影学派、人民美学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但总体来看,近十多年的谢晋研究是对以往研究的继承,缺少新话语、新概念的突破性发展,谢晋研究亟待找到新的理论着力点。

《红色娘子军》与谢晋电影的“中庸”和“仁”

谢晋电影是在新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特殊的是,谢晋电影继承了儒家文化富有生命力的内涵。《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和洪常青之间爱情关系在叙事表层的被删节和在影片深层牢固存在这个事实、谢晋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内涵、谢晋电影对各个时代的艺术政策的实施,均表现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导演对儒家文化“仁”和“中庸”思想的理解和应用,这些理解和应用使得谢晋成为一个用电影负载和阐释“中国”文化的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