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缓”与“活法”:谢朓融摄诗骚的风格探析

谢朓诗文创作承袭谢灵运以儒典缀辞的笔法,具有“儒缓”之风,表现为:其一,偏爱《诗经》,综用儒典;其二,兼重儒史,广征经子;其三,以儒家经义作为命题立意的宗旨;其四,以儒典礼仪记述为据,凸显祭祀、婚丧、节日游赏等朝仪的礼制内涵。谢朓作为永明新体诗的主将,以“清”为主体风格,由于人品不敦厚、积学不醇厚、措辞不朴厚、主题不鸿厚、文旨不渊厚,从而造成清代以来文论家对其“清而不厚”的成见。不过,深厚的儒学修养与融摄诗骚的实践,又使之呈现“活法”之美。谢朓“活法”的本质在于通过韵节婉畅的形式兼顾典实之深与倩丽之美,在诗律运用中赋予诗歌精工绮丽的外壳,诗骚合用则是其古雅而凄艳风格生成的重要途径。

南齐文运转关与谢朓诗风新变──兼论大小谢诗风的因革嬗变

南齐永明体新诗，对刘宋元嘉体的革故鼎新，体现了诗歌内部特征的发展和 变化。其理论倡导者沈约的“三易”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代表诗人谢朓清丽高华的 诗风，则标志着当时最典范的创作实绩，他平易浅近的语言风格，昭示了一代“杰才”的显 明个性。察析其具体而微的努力以求的个性特征，辨析其与大谢富丽精工、滞重生涩的狠 重强悍的风格之区别，则具有迥然不同的风貌，从而发现由古体诗到新体诗，逐渐演 进的清晰轨迹，同时更显示出永明诗风的“新变”特性。

谢朓永明体向唐人近体的转型轨迹

谢永明体诗 ,是对以大谢为代表的古体山水诗的“减肥”更新。表现方式、句数、合律的比例 ,都存在量和质的大变 。

从谢朓到上官婉儿:齐梁至初唐诗韵演变管窥

初唐诗对齐梁诗的沿袭和革新不仅表现在诗风、审美等方面,还体现在诗歌的用韵上。应制诗的用韵技巧更能说明两个时期的实际语音流变。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表诗人谢朓、上官婉儿,他们的应制诗很好地印证了这一演变:一方面,上官婉儿沿袭了谢诗的二等韵的分用,部分韵部的独用;另一方面,摆脱了"四声八病",部分韵部发生了分化和合流。

出处与山水:从谢安到谢朓

南朝时期,山水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形象进入文艺作品中,对于其原因,历来论者多有涉及。如果从陈郡谢氏的角度,选取东晋谢安、晋宋谢灵运及萧齐的谢朓为对象,探讨出处问题与山水发现的内在联系,就会发现:谢安不仅藉山水以享乐,也借山水以化郁结;谢灵运在山水中体悟玄理,为声色大开奠定基础;谢朓则在官舍郡斋中,在宦游旅途中,将山水融入日常生活中,山水最终成为官场中人的逃遁之地。

谢朓诗歌唐前接受研究

谢朓是南北朝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对谢诗的阐释起于南朝,沈约、萧子显的认同与钟嵘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调与金石谐”上,刘勰的论中不涉谢诗,颜子推则毁誉参半,以及当时士子们的闻风响应等,都是当时文学观念的综合反映。谢朓诗歌在南朝的接受状况,反映了中国诗歌由古诗向近体发展演进的曲折历程。

“羁旅山水”诗歌传统在南朝的确立与定型

"羁旅山水"是以士人羁旅行役为视角来揭示山水审美与家园追询之间的文化联系。古典诗歌中有"以山水写羁旅行役"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由谢灵运大体确定,经南朝诗人的创作实践而定型,在唐代以后成为一种固定的诗体样式。南朝诗人的羁旅山水也确定了山水美学的最初范式,使家园感成为山水审美文化意蕴中最深沉、最能彰显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部分。

唐代山水诗中的吏隐意象——以谢脁接受为例

唐代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就是吏隐,这正是从称引谢胱作为宣城太守角色的诗歌中得以体现的。人们称引谢守,不是特指为官,而是多和郡斋、青山等意象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关键在于小谢太守高斋的吏隐形象。谢脁对吏隐形象的成功定位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成功之处,这和他山水诗艺术上的成就相辅相成。唐代有很多推崇谢胱吏隐人生的代表人物,这极大地推动了他在本时期的接受,李白和大历十才子就是其中的代表。唐人把对禅宗的理解融于山水诗,是对谢朓吏隐形象的进一步发展,透露出比他更通达的人生观与审美观,

情感的宣泄与诗美的建构——谢朓山水诗新探

外向张扬和内敛舒放是谢朓关照自然山水的两种心理图式,分别形成了其山水诗的旷逸之美和萧散意趣。这两种美学风貌共同构成了谢朓山水诗清新自然的诗美特征。

先唐时代之宣城:江南奥壤,山水诗都

唐代以前的宣城,走过了由县邑到郡治、由江南西部的行政中心到江南地区的政治腹地与经济沃壤的历程。其间几个关键节点是:楚国置爰陵邑,西汉置丹杨郡,孙吴丹杨郡迁治建业,西晋分置宣城郡,六朝时代之宣城既为近畿要地、又逐渐成长为文化名邦。以南齐谢朓为标志人物的山水诗的创作与影响,既反映了南朝时代宣城的文化特色,也使得宣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山水诗都"。

再论晋宋山水诗的形成——以汉魏山水赋为背景

在六朝文学研究中,主流文体由赋向诗的转变问题历来受到关注。本文以"山水"题材为切入点,通过对题材与体裁、时代文风变易之关系的辨析,论述了山水题材在六朝时期由赋入诗的基本过程,并分析了赋体对于早期山水诗在结构、用字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中辞藻繁缛、结构程式化等现象的成因也有所探讨。

浅析谢朓诗歌中琴曲的文化意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是每一个文化人的必修科目,而“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首”(桓谭的《新论·琴道》)。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其所收录的谢朓120多首诗中提及琴的多达18首,占总数的15％。在本文中,笔者将从诗歌本文出发,分析谢朓诗歌中琴曲的三种意蕴即以琴娱心、以琴示忧、以琴明性,从而挖掘中国古典文学中琴的文化意蕴。

魂兮有句重吟否,谢朓山孤月转坳——谢朓在宋代的接受

谢脁在宋代逐渐变成一个被称引的符号——山水诗人和宣城太守吏隐形象。一些谢脁生活或者吟咏过的地方在宋代已经积淀为独到的风景,如澄江亭、绮霞阁、列岫亭等。宋人对谢脁的接受主要是山水诗人的角色。本时期不像唐人对谢朓诗歌"清"之大力称赞模拟,而是从诗句称引中不断翻新,力求另辟蹊径。宋人对谢朓吏隐人生态度的接受较唐人更直白更成熟,人们看到了远离尘嚣的清净与自然,忽略了吏隐之吏,多强调吏隐之隐。在唐宋诗人眩目地光芒下,谢脁之所以还受人关注,首先是李白对他的推崇促进了人们的接受,而且陶渊明在宋代的接受高潮也推助了谢脁的接受,二者的诗歌创作和人生态度某种程度上有一致的地方。梅尧臣、杨万里等时人对谢脁的推崇,对其在宋代的接受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二谢诗风之蹈袭与变革

谢灵运、谢朓都致力于山水诗的创作,大谢因始终不能消除与自然的隔膜,其诗也不能达到圆融的境界。他又以“游”作为观照山水的主要方式,其诗多幽峭,而“颇以繁富为累”。小谢与自然有一种亲和感,体悟山水多以“望”的方式,其诗多呈平秀清发之态。元嘉诗风之典重生涩与永明诗风之清新明丽更加深了二谢诗歌之间的这种区别。二谢虽诗风的总体风貌不同,却又有承袭与沿革,小谢在章法结构与风格、句法语汇及写景艺术上都明显得力于大谢,而在玄言的荡涤、婉美诗境的创造及对近体诗声律与体式的滋养等方面则取得了突过于大谢的成就。

“江郎才尽”真实涵义及其文学史意义

"江郎才尽"的历史典故较早见于《诗品》《南史》,由于记载的奇幻梦境而给后人解开才尽之谜造成了困难。尽管学界对其才尽的缘由、时间给予了多方位的分析考证,但大多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其实,《诗品》《南史》的记载已透露了江淹"才尽"的真正原因。钟嵘在评价江淹时,隐藏着一条从西晋、元嘉诗风到齐梁新体的过渡演变的曲线,反映了南朝人对这段诗歌发展史的认识,也表明了对"江郎才尽"的真正理解。它显示南朝古近、雅俗两种文学风格的交锋,也暗示江淹诗风在调和古近、雅俗之间的割裂状态。"江郎才尽"故事背后折射出南朝诗歌风气变迁的讯息,它是一个标志,反映了南朝人对即将到来新诗体的一种偏爱。

“披沙简金”与“烂若舒锦”:谢氏诗学中的潘、陆华绮美学

陈郡谢氏是六朝鼎盛的文学家族,以山水诗为代表的谢氏诗学,兼具清新典雅的境界与华美绮丽的形态,前者源于东晋的玄言风气,后者则变革了质朴淡泊的玄风,开启了南朝诗歌美学的新纪元。那么,谢氏诗学中的华绮是从何而来?细究同样强调形式之美的西晋潘、陆美学,两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首倡华绮的谢混曾用“烂若舒锦”和“披沙简金”来形容潘、陆,在谢氏诗学中,这两种华绮美学的支流同样有迹可循,并从潘、陆双重美学发展成谢氏多重美学。由此,谢氏接续了中断百年的华绮美学,在义熙——元嘉——永明的时代轴心线上,不断推动南朝诗学走向文质兼美的高峰。

论谢朓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主要作为一名有操行的隐士而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可是陶渊明的诗歌却由于在审美取向等方面与当时的文坛格格不入而被人们所轻视。但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不会寂寞的。陶诗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众多的诗人,其中就有齐梁时期的著名诗人谢朓。谢朓不仅接受了隐士陶渊明,还接受了诗人陶渊明,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谢灵运、谢山水诗异同论

从思想内容、艺术结构、景物描写、语言风格四个方面对“二谢”山水诗的异同进行比较论证 ,可以看出谢灵运构架了玄言向山水过渡的桥梁 ,谢贯通了南朝山水向唐代山水演进的坦途。

古来才命两相妨——二谢的命运悲剧及其才性之比较

谢灵运、谢胱同属陈郡谢氏家族，而分属刘宋与萧齐时代。其行为在染上家族特色的基础上又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二谢个性各呈狂狷与局促的特点，却终遭屠戮。家族与时代的影响，也使二谢在个人京养与人生态度上都有一定的相似。二谢皆工诗擅书，对文坛有较大影响；以才学与郡王交好而未得善终，好奖掖人才又有士族之傲气；皆追慕家族的显赫；俱受玄佛思想的影响而程度各异。

谢朓与西邸文学集团

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为代表的西邸文学集团,是先唐时期人数最众、阵营最大的一个文人群体,对当时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谢朓在“西邸”的八年时间内,其诗歌创作呈现出两大明显的特点,其一是“以山水作都邑诗”,其二为“已有全篇似唐人者”;此外,谢朓还以其不断的艺术实践,成为“西邸”诸人中对“永明体”贡献最大的一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