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研究的方法、理论和治学风格——《邢福义选集》读后

本文从方法论的高度归纳了邢福义先生首倡的词语归类方法和两个三角学说 ,概括了邢福义先生的一系列理论贡献 :(1)结构的分层向核性和句子成分的配对性 ;(2 )名词赋格论 ;(3)主观视点 ;(4)小句中枢说。文章最后指出 ,邢福义先生的语法研究路向是从事实到理论的“上行路向”

《周易》中的赋、比、兴及其思维基础

《周易》卦爻辞具有诸多文学因子,可看做是一部原始歌谣集,具有一定的文学意蕴。同时,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对赋、比、兴加以界定,可以发现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早在《周易》中就已初现端倪,只是《周易》中赋、比、兴的运用还略显稚嫩,并不成熟,赋体多是短章,兴体数量也较少,往往比、赋,比、兴合用。《周易》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并非偶然,因为其思维基础是《周易》中的取象思维方式。

复句研究天地宽——《汉语复句研究》读后

邢福义先生的专著《汉语复句研究》 ,集中了作者 2 0余年复句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丰富了汉语语法研究 ,显示了复句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展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复句研究思路和方法 ,更启示我们 :复句研究天地宽 。

郝敬“诗六义”研究

郝敬对"诗六义"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赋比兴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他不满足前人对赋比兴的定义,重新给赋比兴定义。这样一来将赋比兴明确区分开来。不仅如此,他对赋比兴之间的关系论述得比较透彻,认为三者又统一于一诗之中。此外,对比的类型分析很具体,这些都能让读者对赋比兴有更深入的了解。他的赋比兴的观点能够成一家之言,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受到较高的评价。

《孟子》与出土文献两则

《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之第二个"行",当训为"言""说"。此句意为"要依仁义行事,不能只说说而已"。孟子反对的不是"勉强施行仁义",而是只说不做的"假仁假义"。清华简《厚父》第五简"古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与《梁惠王下》引《书》相似,此之"乱(治)下民"即彼之"宠之","宠"读为"用",训为"治"。故赵岐以"宠之"断句,"四方"归下读正确;孙奭、朱熹"宠之四方"断句不能成立。

郑玄“比兴”观浅释

郑玄对《毛传》116个"兴也"的笺注就是对《毛诗序》"六义"中"兴"的诠释,而后人却把郑玄对《周礼》"六诗"的注释当做是对《毛诗序》"六义"的解释,由是混淆了用诗之兴与作诗之兴的区别。然而,由于后人对郑玄两种比兴观念的误解,把用诗之兴当作了作诗之比兴,把本来是作诗之兴又切割为比和兴,遂使毛公"六义"真正涵义不明,郑玄对《毛传》兴体的论述也被抛弃了。

风-赋、比、兴:作为华夏诗歌创作与审美思维的原理模型何以可能?——基于思维现象学的汉语音法、字法词源学的考察

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普遍认为,作为华夏诗学开山纲领的诗歌创作理论"六诗"或"六义",风、雅、颂是"三体"(体裁),赋、比、兴、是"三用"(方法)。根据新现代后批判"非构思写作学"和"时空美学"基本原理,我们感到,对"六诗"或"六义"传统经典理解很可能是一种误读。一方面,"风"作为诗歌之美的象征性命名,包含"雅"与"颂",它是诗歌内容题材的三种风格。另一方面,赋、比、兴的真正含义很可能是指诗歌创作中所产生的美的表达章法思维(赋、比)和言语修辞思维(兴)的基本原理模型。这既是艺术创作原理模型,也是艺术审美原理模型。这种猜想有可能颠覆了学术界关于"风"和"比""兴"的传统理解和阐释,其意义在于,揭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在2000多年前不仅最早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形象思维的基本原理,也最早揭示了审美思维过程的基本原理模型。如果此猜想能够成立,可能首次建构起新现代后批判主义的"实践哲学"的基本原理。文章采用中西音法、字法词源学的思维现象学方法对上述观点的基本内涵进行了一种可能性的论证。

邢本《现代汉语·修辞部分》质疑

本文就邢福义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中有关修辞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修辞不仅仅是对语言材料进行选择的问题,而应该是对语言材料和表达方式进行选择、加工、改造和创新的问题;语言没有阶级性,修辞的技巧也没有阶级性,应向一切有成就的人物学习,而不仅仅是向"人民群众"学习;修辞与逻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修辞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换个名称,换个说法"并不都是"借代";"对偶"也不是"对对子"。

邢福义学术流派思想探析

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多次提出中国语言学学术流派思想,注重与全球的交流与融合,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国学术流派理论。他的学派理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内涵日臻完善。其学术流派思想对推动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起了重要的杠杆作用。

《文心雕龙·比兴》之兴义探析

《比兴》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六篇,是刘勰对古代诗文创作方法的论述。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传统。对于赋,刘勰在《诠赋》篇已结合对辞赋的论述讲到一些。本篇专论比、兴,除二者关系较为密切外,也说明刘勰认为在艺术方法上,比、兴更值得探讨和总结。刘勰虽以"比兴"并称为题来论述他的创作观,在篇中提出了自己对比、兴的理解,也试图把比、兴方法和思想内容的表达密切联系起来,并在字里行间强烈表达了"兴"之创作方法的重要性,但他在篇幅上却以极大的空间来专论"比"的特质和运用,始终没有明确的描述"兴"的内涵及其使用方法,使我们难以清晰得见刘勰的"兴"义观。本文拟结合刘勰的时代特征和他的文学评论思想探析其隐于其中的"兴"之义。

朱熹与王阳明论「知行」之对比及其可融通处

本文欲解析朱熹与王阳明论述「知行」的内容，来述说可融通处，主要以三个方向来陈述。一是针对阳明论「知行」的内涵做出定位之外，并凸显阳明「论知行过程之时」的细节之处。二是，从阳明论此「知行过程中」的细部工夫对比出朱熹论「知行」内容的融通可能。三是，点出两人在「知行过程中」所侧重的工夫相融通之外，欲说明「知行过程中」的「道德发端义」将如何融入朱子的谈论中。最後，总结朱、王论「知行」相通处将如何可能、适用的融通范园为何。

朱熹《诗集传》赋比兴的矛盾与犹豫

朱熹由于接受了郑樵《毛诗小序》不可信说,在他的《诗集传》对于《诗小序》阳违而阴奉,而取得显著成绩;但他又坚信郑樵"兴不取义"说,每章所标赋比兴,与对诗意解释却又发生矛盾;其次兴与比出现混淆,再次又把赋与兴混乱,还出现了"A而B"之类的兼体,愈多愈乱。使这部名著又激增了许多错误,即为兴不取义说所导致。而后者又得到徐渭、姚际恒与当代著名学者的支持,影响到了文学史的撰写,应予以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