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徐迟的音乐翻译研究——以《音乐诱惑》为例

徐迟(1914-1996),著名文学家,将The Lure of Music译为《歌剧素描》和《乐曲与音乐家的故事》两部音乐书籍,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跨界大家。本文通过梳理徐迟的音乐翻译实践、分析徐译音乐著作的翻译观及影响,期望为音乐翻译史研究提供资鉴。研究发现,徐迟的音乐翻译以音乐家传记为纲,以读者为中心,蕴含浓厚的中国文化意象。他首次将奥芬巴赫等十六位歌剧作家译入我国,对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等产生重要影响,为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转变与转变的犹疑——以《徐迟文集》补遗为考察中心

徐迟是认识、理解文学和文人因应政治历史而变的复杂情形的重要个案。笔者发现了蕴含着徐迟文学思想变动痕迹的五篇集外佚文,这些文章既表明徐迟在努力认同和践行文艺大众化方案,也时时透露出徐迟对旧时之我所曾迷恋的现代化、精致化艺术的迷恋。徐迟虽然转向革命,但其转向又充满往复撕扯的犹疑迹象,由此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在泥沼中”的复杂文人形象。

“宫体诗”的界定及其文体价值辨思——兼释“宫体诗”与“宫体文”的关系

本文辩驳了视徐为"宫体诗"创始人之说,指出徐所创"宫体"实为"宫体文",首先体现于教命之书的写作上,其后再扩大至其他文类;其特点为文体的创新。由此判断,这之后的由萧纲为主创立的"宫体诗"当与之一样,都在于文体的创新,而无关乎特定题材(包括女性题材)。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萧纲诗歌为分析对象,探究其与前人作品的语言差异,总结渗透于萧纲女性、写景等不同题材诗歌中的共同语言追求,由之观察"宫体诗"的文体价值。

徐迟与现代派

徐迟的一生,和现代派有不解之缘。建国后他虽然出版过《战争和平进步》等诗集,但其艺术性远没有他年轻时写的现代派诗脍炙人口。这位“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诗人,到了新时期来了一场突变,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大声呼唤现代派的出现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其代表作《现代化与现代派》,涉及中国文学的发展该不该容纳现代主义以及可不可能产生现代派等一系列重要的前沿理论问题。由于观点尖锐,为主流话语所不容,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成为重点抨击的对象。他后来以跳楼方式告别人世,与这种长期受压抑的苦闷心情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徐迟和梭罗:以《瓦尔登湖》的翻译为中心

徐迟与梭罗《瓦尔登湖》之间的情缘持续了几十年时间。徐迟初译和复译《瓦尔登湖》的时间跨度极大,其间先后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1980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徐迟对梭罗《瓦尔登湖》的翻译认知,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次肯定的历程,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徐迟对梭罗和《瓦尔登湖》的态度之所以出现阴阳两重天的巨变,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是在政治和个人双重因素的制约下,译者对作者和原作本身的体悟有所变动。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后,晚年的徐迟对梭罗及其《瓦尔登湖》的欣赏依旧,但更多时候徐迟是在借梭罗和《瓦尔登湖》来巧妙地剖白心迹,进行自我言说。

杨成志和徐松石之比较: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中心

杨成志和徐松石都是我国西南民族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他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既有契合之处,又有一定的差异。相同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潮流是他们治学趋向一致的根本原因,而人生际遇和知识结构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使得他们的研究各有侧重,各有千秋。他们凭借各自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西南民族研究领域,分占一席之地。

论《玉台新咏》成书年代——兼及《玉台新咏》不收徐扌离诗原因

《玉台新咏》大致成书年限是在中大通三年(5 31年)至大同元年(5 35年) ,联系徐陵这段时间的行年事迹、《玉台新咏序》及中大通三年发生的有关徐扌离的宫体事件,推断《玉台新咏》成书于中大通三。

人间春雷 文苑奇葩——解读《哥德巴赫猜想》兼论诗体化风格

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堪称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篇之作。其思想内涵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声春雷 ,是文学界解放思想的响亮号角。徐迟以诗人的气质和风格 ,创造出的报告文学诗体化艺术 ,虽为人所称道 ,但鲜有专人论及。在这篇杰出的报告文学发表 2 5周年之际 ,笔者试图重新解读它的深刻意义和艺术创造 ,以此呼唤报告文学多出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精品。

徐迟与现代派

徐迟早期的现代诗作和诗论不容忽视。到了新时期,他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大声呼唤现代派的出现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其代表作《现代化与现代派》,涉及到中国文学的发展该不该容纳现代主义以及可不可能产生现代派等一系列重要的前沿理论问题。由于观点尖锐,为主流话语所不容,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成为重点抨击的对象。

多元文化语境中徐迟译《瓦尔登湖》的现代诠释

基于多元系统理论,作者着眼于译入语文学体系,以客观描述的方法,将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置于多元文化系统中,对译本作向心式文本关照(extual analysis)。解读徐迟在翻译过程之中是如何将外国文化语言系统中先进的东西输入汉语主体文学系统中,揭示出译者在两个不同文学系统之间的交互活动中是如何扮演文化协调者的角色。

徐摛与梁代宫体诗的兴盛

宫体诗兴起并全盛于梁代,以萧纲的东宫为中心。在宫体诗兴起与兴盛的过程中,徐摛发挥了重要作用。徐摛自幼受到永明诗风的熏陶,其诗"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其特点是:多咏物诗,以描摹女性为中心,内容狭窄;追求声律、节奏、对仗之美,风格秾丽。徐摛是萧纲的老师,是徐陵的父亲,在徐摛的教育引导下,萧纲与徐陵走上了宫体诗创作之路,并成为宫体诗创作的领军人物、核心人物。徐摛才、学、识兼备,富有感召力和影响力,加之萧纲的"恩礼"与推崇,徐摛发起的这种"新诗"为"春坊尽学之",宫体诗因而达到全盛。

从徐迟到李鸣生——论“哥德巴赫”派与李鸣生的报告文学创作

"哥德巴赫"派报告文学曾出现过两次创作热潮,也表现出两个不同阶段。其前后阶段的代表分别是徐迟与李鸣生。从徐迟到李鸣生,新老"哥德巴赫"派虽然一脉相承,有着内在的影响与继承关系,但与整个时代政治和文化生态相一致,其中也存在诸多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的鲜明特色。即以李鸣生为代表的新一代,在精神承担、典型叙事与史诗追求等方面,不但继承而且发展和超越了徐迟等前辈。从徐迟到李鸣生,从某一侧面代表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与创作成就;新老"哥德巴赫"派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而且与其他创作一道,有力纠正了报告文学是"亚流文学"和"散文附庸"的偏见,对中国报告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新发现《矛盾》月刊中洪深、徐迟、李金发的佚作

创刊于1932年4月,由潘孑农、汪锡鹏、徐苏灵共同主编的《矛盾》刊发了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其中洪深对现代电影的一篇评论,以及徐迟、李金发创作的部分现代派诗歌,都未收入三人的单行本、文集、选集和全集之中。这些佚作有的堪称佳品,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史料价值,对更全面地研究三位作家的创作将起到推动作用。

论徐摛在梁代宫体诗形成中的作用

梁代宫体之名的缘起者徐摛是简文帝萧纲的老师,很受萧纲器重。他独特的文学思想对萧纲等人深有影响,推动了宫体诗产生:他的创作题材突破了永明体以咏物为主的限制,涉及到了内帷;他作诗好为"新变",诗风糅合了永明体的精致和元嘉体的抒情,其艳丽的辞句则开了宫体诗派华美风格的先河。

徐迟的江南小城镇文学

徐迟对于江南小城镇的文学书写,是从爱情诗开始的。江南小城镇意象与恋女叠印在一起,显得美丽又可爱。江南古镇有保守的一面,失恋的诗人走向都市,成为都市诗人,于是古镇既是守旧的"他者"又是怀恋的精神家园。抗战时期,徐迟对于沉陷了的故乡的抒写,有乡愁,又有失去家园的切肤之痛,更有对于坚毅抗战者的赞美。新中国成立后,徐迟又抒写了游子眼中熟稔、亲切又富于诗意的江南市镇。

《墨子》“施则助之胥车”句“施”字探释

本文在列举了孙诒让、王力、王焕镳诸家对“施”字的不同释义后,对与此相关的词“揜、函、胥”的意义进行了探讨,然后批驳了两种错误观点,澄清了一种不确切认识,最后得出“施”释为“斜行”太笼统,应释为“落在后面”或“落在后面的人”。

徐摛、徐陵父子与萧纲的宫体文学运动

萧纲成为梁代宫体文学运动的领袖,与徐摛、徐陵父子的帮助密不可分。徐摛引导萧纲走上宫体诗创作的道路;萧纲继位太子后,徐摛发起了宫体诗运动;徐陵编纂《玉台新咏》,成为宫体诗的宣言书,推动宫体诗达到全盛。

“女性与都市”两元素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中的多元演绎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女性"与"都市"两元素在女性作家笔下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与恣肆的书写,构筑成一道另类的文学创作景观。文章主要从王安忆、池莉、徐坤、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入手,归纳出"女性与都市"的书写在她们文本中各富特色的演绎,思索其产生的意义。

顾况、孟迟、许浑皖南文学活动考

唐代皖南地区作为南北往来的交通枢纽,有大量诗人来往此间,留下了丰厚的唐诗文化遗产。据考证:顾况曾于贞元十年(794)秋与贞元十六年(800)年初两次行经皖南,孟迟也曾于开成三年(839)、会昌五年(845)两次游历皖南,许浑于大和五年(831)秋寄居宣州开元寺,三人在游历皖南过程中也均有相关诗作传世。这些人文资源是当代“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可资利用的珍贵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价值。

《玉台新咏》未收徐摛诗拟测——兼论《玉台新咏》的成书和编辑问题

中大通四年至中大通六年之间以萧纲为中心的一次或几次宴游唱和的作品是《玉台新咏》编纂的开始,此时徐陵任职为东宫抄撰学士。徐摛当时在新安太守任上,没有参加唱和,因此也就没有作品编入《玉台新咏》。此书七、八两卷的作品当不是梁代宫体诗的选集,而是萧纲某次或某几次唱和的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