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欢娱:徽州忠义神崇拜的形成与发展——以汪王神、世忠庙神、双忠庙神为中心

徽州忠义神信仰是其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带有儒家价值观的神灵崇拜,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长期而漫长的过程。从现实人物到忠义神灵,从小范围的民间祭祀到整个徽州的信仰活动,忠义神信仰发生了量到质的蜕变,这些变化离不开民众和政府的双向推动,而徽州社会对忠义神信仰的实践也构成了其独特的民间信仰图景。

徐懋庸前后期杂文创作比较

徐懋庸的杂文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其前期的杂文作品以鲁迅为指引,以“左联”为依托,题材丰富,言辞犀利,通俗易懂;其后期的杂文集思辨性、形象性和战斗性于一体,在继承前期风格的基础上又有所改变和发展,即除了讽刺社会黑暗面之外,加入了对社会光明面的歌颂,提高了杂文的社会功用性,其杂文对人民大众的关怀与同情,也展现出杂文人民性的一面;艺术上,徐懋庸后期杂文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特质,表现为对事物的分析更加深刻。此外,徐懋庸以自身创作实绩延续并发展了“鲁迅风”杂文,使其在新中国初期摆脱了消亡的危机,并重新焕发生机。

海外新儒家视野中的荀学——以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为中心

海外新儒家从不同视野对荀学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尤其是在中西比较文化视野中,对荀学进行价值重构和意义转换。然而,由于视心性之学为中国文化本原,推崇孔孟为儒学正宗,使得他们对荀学有着强烈的门户之见,从而致使其荀学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

“反激”的对流:《幸福的家庭》、《理想的伴侣》比较论

鲁迅《幸福的家庭》作为对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的拟写给当时相当年青的许钦文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和提升。但平心而论,《理想的伴侣》中也确有其可观之处,从而形成了二者的"反激"的对流,这两篇小说中的对流、交叉、契合与差异,无论在叙事技艺上,还是在意义营造上都有值得重新探究之处。

许逊传说的符号叙事学解读

凡是千古不磨的民间传说,其中必定蕴藏着地域文化的精华与智慧。饱受洪涝之苦的历史事实,导致许逊降服孽龙的民间传说在鄱阳湖流域长期讲述。水体涨落激发的生态敏感与自然敬畏,使水患在人们的想象中化作一条兴风作浪的孽龙,孽龙最后的束手就擒反映了赣人战胜自然灾害的强烈愿望。江西为人杰地灵之邦,涌现过许多彪炳千古的人物,但最终竟然是许逊这位外省籍人士赢得了民间百姓的永远纪念,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伏波安澜在水患频仍的江西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许逊的"铁柱镇蛟"实际上是启迪人们植树造林,用扎入地下的草木根须来涵蓄水源保育土壤,其谶语"天下大乱,此地无忧"意为广种树木之后,江西将具有旱涝保收的地区竞争优势,而"北沙高过肩,城里出神仙"则指出"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总而言之,许逊传说提示与自然博弈应怀敬畏、尊重与怜惜之心,以自然力量相互制约方为正道。

四部分类法起源于荀勖说新证

梁代《魏中经》已佚,阮孝绪述郑默编撰《中经》,所依据的史传没有明言其分类法。郑默校书时主其事者为虞松,处于魏末各项制度"不得妄有改革"之时,不可能改变旧的分类法。晋武帝分秘书图籍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四人各掌一部,这可以作为四部分类法起源于荀勖说的新证据。

宋明地方志与南昌地区许逊信仰的变迁

在今江西南昌地区许逊信仰的历史变迁中,道教内外人士都对许逊形象进行过多重塑造,使其兼具道教与民间祠神的色彩。其间,除了《道藏》材料,宋明地方志起到独特作用。一方面,宋明方志在与许逊相关记载方面表现出的序列变化,与唐宋以来道教人士对许逊形象的重塑以及宋元净明道的发展同步;另一方面,由于唐宋时期的《图经》成为地方神祇进入祀典、走向合法化的重要载体,地方志又以儒家传统经典为收纳祠神的标准,这些影响到了明代南昌地区许逊形象的转变。通过明代地方志的再次塑造,许逊从一位斩蛟水神、道教真君、净明道祖师进而演变为一位符合儒家祭祀经典要求、有功于地方社会的福主,进入地方祀典。

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鲁迅《影的告别》破解

“形”暗示许广平 ,“影”暗示诗人自己。“影”和“形”的关系 ,显示了诗人恋爱中沉重的自卑感。全诗表现了面对汹涌的爱情湍流 ,诗人灵魂里极度的矛盾、痛苦。

荀勖《中经新簿》是有叙录的吗?

荀勖《中经新簿》"但录题",是指其仅详载每部书的篇目,而没有介绍作者、评价图书的叙录。《皇览簿》一书因为篇目众多,而在《中经新簿》中单独分为一卷。"荀勖《中经新簿》是有叙录的"这一说法,出于对史料的多种误解,不能成立。

中医、西医与病人——中西医论战下的疫病书写

近代传染病学引发了社会观念的全面变革,对细菌的恐惧成为现代国家社会动员的心理基础。而在中国,细菌环伺的恐惧与列强环伺的恐惧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新文化知识分子在科学主义正当性之下,不遗余力批判中医的情感动力。本文以中西医论战为背景,以新文学创作中的急性传染病书写为中心,通过对陈大悲、孙伏园、鲁迅、叶圣陶、王鲁彦、许钦文等人相关事件的分析和文本的细读,揭示启蒙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微妙张力在新文学作品中制造的缝隙,同时也呈现传统医学的近代境遇,为从知识角度反思新文学提供个案。

略论许寿裳在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活动

作为光复初期跨海知识分子的重要一员,许寿裳在台湾主持了台湾省编译馆的工作,后进入台湾大学任教,与当地知识分子建立起密切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大力宣传鲁迅精神,成为战后台湾鲁迅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为推动知识界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汲冢《周书》考

《周书》本为先秦古籍,《隋书 · 经籍志》始系之于汲冢。本文经过对汲冢《周书》系统考证,得知太康元年,《周书》复出于汲地魏国贵族墓。所出汲冢《周书》卷数可观,其文字为战国晚期魏国古文。荀勖撰《中经新薄》,合汲冢《周书》与孔晁注本《周书》为《汲冢周书》十卷。

荀勖的音乐声学研究

通过对《晋书》所载荀勖“笛律”的分析,以及按照荀勖“笛律”制作的“泰始笛”,并推衍至初唐吕才“尺八”,以及匀孔的汉魏长笛的制作验证,证明荀勖于公元274年之前研究笛律所涉及的开管和闭管,以及闭管律管同开管笛管之间的管口校正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因此,荀勖当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开管的笛管,同闭管的律管之间音程关系,以及管口校正等音乐声学难题之人。荀勖笛律对后世之笛箫制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本人认为,今日若能找出荀勖“笛律”所制的“泰始笛”,同今日箫笛制作之间的异同,无疑有益于今日箫笛制作研究的进展。

《荀子》“虚壹而静”说续辨

《荀子·解蔽》中"虚壹而静"的释读,是荀子道论、解蔽论等领域的研究中所无法避免的基础问题。前贤对此多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在"壹"字的义释上。考虑到"虚壹而静"为"求道"的方法,《解蔽》以"壹则尽"将其法与"道"普遍与整全的属性相衔接,以及篇文各处相关的例证与陈述,"壹"释为"统壹"或更为允当。于是"虚壹而静"的涵义,则可释为不以既有知识妨碍新知的汲取;面对所收集的诸多知识,能理清其间关系,使之成一体系;以及在此收集、整理的过程中,保持思虑的清醒。立基于"虚壹而静"的涵义,即可进一步发现《荀子》道论、解蔽论等与认知相关的领域上诸多尚未受到足够关注的特征。

1924-1949:略显寂寞的《肥皂》研究

鲁迅的《肥皂》诞生于1924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研究史。细审这漫长研究史中的丰富细节,是我们今日深入研究《肥皂》的重要起点。1924-1949年间《肥皂》研究的诸多面相,实为影响后来研究的源头,因而更应详细梳理。具体来说,在鲁迅逝世之前,没有一篇单独研究《肥皂》的论文出现,只有若干值得重视的零散评论。在鲁迅辞世后的纪念热潮中,终于出现了许钦文所著的专文《鲁迅先生的<肥皂>》,以及其他持肯定态度的一些文章。此后至1949年的十多年里,再无一篇正面论及《肥皂》的论文,而且在零散的研究成果中,日本学者竹内好还承续了李长之1935年的评价,而将《肥皂》的价值贬得更低。因而,尽管这一时期其他研究鲁迅、研究《彷徨》的论著中时有涉及《肥皂》者,且正面评价者亦不少,但相对而言,此期中外学界对《肥皂》的正面研究成果极少,而且对其价值定位相对较低。

许季上身世及佛学思想考论

许季上在佛教文化整理与佛教教育的推广方面,最有价值和需要考辩的工作一是赴印度考察学艺教育,二是参加和组织中日密教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三是协助徐蔚如整理刊刻佛教典籍。在佛学观念上,许季上对佛教在世道人心的建设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抱持着坚定的信心;他推举真言密教文化,强调要对其"略其行迹,寻其归系",突出弘法大师入唐求法的大愿心与大人格,目的在于恢复和激活自己民族的一种曾经失传了的文化传统,力图在一个特殊时代里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许季上在指导鲁迅学佛上不仅有所计划,而且有所挑选。鲁迅去世时,许季上的悼亡诗情深义重,潜意识中也是以鲁迅学佛之引路人自许。

再谈《晋中经簿》四部之小类问题

《晋中经簿》的"众篇之名"是指十四卷的名称,并非图书分类意义上的小类之名。进一步推测,它实际分为四十多个小类。前人指责它分类粗疏,是没有依据的。

从《两地书》看鲁迅许广平对真爱的呼唤

从《两地书》中,我们可以找到鲁迅和许广平爱情婚姻生活的脉络,倾听到他们对真爱的呼唤与回应,寻见那洋溢着他们在"携手共艰危"的战斗生活中产生的"以沫相濡"的诚挚爱情,以及"革命的爱在大众"的爱情理念时刻显示着博大的人的关怀。

徐树铮与张勋复辟

皖系二号人物、段祺瑞的灵魂徐树铮与张勋复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徐树铮的所作所为为张勋复辟提供机会,到徐树铮设计引诱张勋复辟,再到徐树铮与段祺瑞高举共和旗帜粉碎张勋复辟的全过程,徐树铮都在其中起了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

文学趣味、史家视野和目录学根柢——鲁迅与许世瑛的学术因缘

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在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读,鲁迅为他开列过一份推荐书目,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未必适合所有年轻读者的需求,因而不宜过分夸大其普适性。只有着重考察许世瑛的接受状况,才能对这份书目的特殊作用和实际意义有恰如其分的估量。参酌这份书单的内容,细致梳理许世瑛的学术历程,不难发现他在日后研究中所呈现的文学兴趣、史家视野和目录学根柢,甚至一些具体研究成果,都与鲁迅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承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