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居丧之礼的变化看魏晋时期孝道观的调适

居丧之礼在儒家理论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魏晋时期也受到格外的重视。通过丧服变除,使居丧者随着时间的流逝,约束情感,恢复正常生活,情、礼兼重的孝道观也得以形成。但在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情在礼制中的地位大为提升,逐渐成为体现孝道最重要的因素。对此过程加以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时期礼学与玄学的关系,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儒家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调适与互动。

才性同异离合与夏侯玄选举“分叙”之议

魏晋才性同异离合之论是玄学清谈的重要命题,其论的具体政治背景,与汉末以来士之性行与才能是否为一,以及魏创九品中正制以来对人才的乡里评议与台阁授官能否分离这两大问题密切相关。正始中夏侯玄从政治操作层面,维护台阁铨衡用人之权,分别“上之分”与“下之叙”,主张任用考察士人时应对才能与德行“明其分叙”。两者前为“事理”,后为“人心”。在才性关系上既主才性离,又承认才性同,视才性的同异离合为相反而相成。体现了正始玄学家糅合儒道,打通天人的哲学努力,是正始玄学“名教出于自然”思想在才性论上的体现。

嵇康的论体文与魏晋学术之关系

嵇康是魏晋文学和学术的代表人物,他的论体文既负载了他个人的学术理念,也是整个魏晋时期学术思想的生动反映。该文在分析嵇康思想特点的基础上,以其《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为主要论述对象,揭示了其论体文的学术内涵以及在思辨方式和写作艺术上的特点,试图为探索魏晋文学的学术特性或魏晋学术的文学特性,提供一个值得关注的边缘视角。

傅玄史学思想钩沉

在魏晋史学史上,傅玄的史学成就应引起人们重视。从历史观上看,傅玄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纵论古今,从人和制度两个方面论历史兴亡,体现出重人事、重民生、重贤才、重制度的思想特点。傅玄论史,有变通的历史眼光,他考察历史发展之“势”,见识深刻。从史学观上看,傅玄论前代史书编撰之得失,重视直书,重视记载典章礼仪,提出“听言、观事、重行”的历史人物评价理论,其评论历史人物,又有汉末魏晋“月旦评”的特点。其史学作品,文笔简净,叙事生动。

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玄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玄学的发展 ,使老庄之学兴起 ,并与传统儒学争地位。自然与名教的冲突 ,不可避免地要从思想界反映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来。魏晋玄学的本质 ,就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与统一。要在名教的范围内得自然之趣 ,并真正达到二者的合一 。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摹拟的现象、成因与艺术价值

诗歌摹拟是魏晋南北朝重要的文学现象,包括以《文选》杂拟类为代表的显题摹拟和其他类型的摹拟形式,《诗品》对这一摹拟现象也进行了批评。深入考察摹拟现象的成因,可以发现,摹拟是时人文体自觉意识的产物,新变与摹拟同时并存,不成功的摹拟从反面促进了文体的新变。对于摹拟诗歌艺术性的评价,应考虑当时的历史语境,不同时代的拟诗风格不一。受才情、才性的影响,不同的诗人的诗作艺术性亦有高低之分,不可一概而论,应针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

郑玄、王肃学说影响下的魏晋郊祀礼制

魏晋南北朝是政权大分裂的时代,在思想上佛、道教等宗教流行,玄学思想兴起繁荣,儒学中衰。但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礼说却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为统治者论证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这种情况在郊祀礼制中表现尤为明显。郑玄和王肃二人在郊祀礼说的某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统治者在郊祀礼制的制定上于郑、王学说之间徘徊,取其利于统治的部分用于郊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术教育

受社会动荡、政局分裂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也长期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学校教育打破了汉代儒学独尊的教育体制,管理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美术教育也通过曲折的官学教育体制和私学教育的发展而得以继承和发扬,在教育体系中出现了继鸿都门学之后的又一专业艺术教育机构麟趾学,且迎来了中国美术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试析夏侯玄对魏晋玄学的贡献

后世学者在介绍"正始玄风"时,往往将焦点集中在何晏、王弼二人身上,而忽略了夏侯玄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当从较为宽泛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史籍中有关夏侯玄的思想资料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对于正始玄学乃至整个魏晋玄学所做出的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夏侯玄是一位完整意义上的魏晋玄学家:他亲身参与并领导的"浮华交会"为魏晋玄学的正式发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被视作正始之音的序曲;他提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主张"道本自然",直接影响了何晏和王弼的"贵无论"的形成;他肃穆、典雅、从容、高洁的名士风度,同样应被视作是魏晋玄学内在的宝贵资源。

魏晋“本无”、“肉刑”二题论争的微观阅读——从夏侯玄的著述说起

关于魏晋玄学代表人物夏侯玄的著述,《三国志》裴注引《魏氏春秋》曾有"本无肉刑论"的记载,或以其独立成篇,或混同于《通典》所载夏侯玄关于肉刑的论驳,不留心者实易望文生义。以宏观之解,"本无肉刑论"事关魏晋间政治、法律、哲学思想论争中"本无"、"肉刑"两大命题,现存史料也足以窥视、佐证。以微观之见,对史料本身保持审慎的态度,同时重视、参考、运用其他学术领域相通相关甚至相反的成果,都有益于思考和解决法律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才不至于将史料阅读分析的"重新"沦为简单的重复。

略论魏晋之世的“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作为魏晋玄学论题之一,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先秦诸子尤其是老庄对于言意关系的理解深刻影响着后人。汉末魏晋之世,天下大乱,汉代经学受到质疑和挑战,人的思想观念随之觉醒,言意关系重新受到士人关注。通过对当时流行的三家言论的简要分析,指出他们各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相比之下,荀粲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对后世的影响更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解释学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历代思想家在解释文化经典时 ,既重视前人的解释 ,又根据时代要求 ,发挥义理 ,实现了继承和创新。解释学的意义就是说明、解释、理解和创新。从先秦儒家解释学的创新精神和道家解释学的直觉辩证法及自由精神境界 ,到两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与古文经学的求实精神 ,再经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代今古文合流的义疏之学、宋代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义理之理 ,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解释学的继承和创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 。

魏晋时期巴渝舞考述

西晋初年,晋承魏制,礼乐制度及乐章多沿袭曹魏之旧,作为庙乐的巴渝舞也沿用东汉末年王粲所改创的《俞儿舞歌》。晋武帝泰始五年,傅玄在王粲《俞儿舞歌》的基础上改创巴渝舞,名为晋《宣武舞》,并另造歌诗。《宣武舞》歌辞在结构和内容上既继承了魏《俞儿舞歌》,同时又吸收了晋初其它音乐的结构和内容。泰始九年,《宣武舞》被吸收了《宣武舞》和魏《大武》舞而改创的《大豫舞》所取代。巴渝舞自此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

曹魏、西晋郊礼重构及其对郑玄、王肃说之择从

曹魏至西晋的郊礼重构是中古礼制一系列变革中的重要环节。曹魏郊礼由魏明帝下诏制定,西晋郊礼则是世家大族统治者为了再造理想社会所撰《新礼》的组成部分。西晋郊礼与曹魏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曹魏依从郑玄说,《新礼》则依从王肃说。此外,曹魏为了施行“先祖配天”还进行了祖先系谱的重构。曹魏、西晋郊礼对郑玄、王肃说的择从以及西晋雅乐的重构,说明中古早期的国家礼制在整体重构过程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在不断调适。西晋灭亡并没有使重构礼典的传统消失,后来建立的王朝仍在继续进行重构礼典的实践。

“玄风”与“玄学”辨

对于魏晋时期的思想学说,学界一般统称为"魏晋玄学"。而追溯魏晋时期的最初史料文本,较"玄学"出现更多的却是"玄风"一词,二者所意蕴大有不同:"玄学"特指对"三玄"的学习,即老庄道家之学,与"儒"、"史"、"文"并称为"四学";而"玄风"则偏重艺术、审美与社会风尚层面。从指代魏晋哲学这一层面上看,称之为"魏晋玄风"较"魏晋玄学"更为贴切,更能够体现魏晋崇尚自然、旷达不羁的文化特质与时代特征。

论陶渊明诗歌与东晋玄言诗之关系

后人对于陶渊明及其诗歌作品多有赞誉,却对出于同一时代的文坛主流玄言诗多持批评态度。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看,陶渊明不可能脱离其时代,他或多或少会受到那个时期玄学思潮的影响。从其生平思想来说,一方面陶渊明受魏晋风度的影响,这在其一生的行迹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陶渊明的思想受玄学的影响,表现在他的“桃花源”社会理想和“委任运化”地看待生死问题上。从陶诗与玄言诗的关系来说,陶渊明受玄学思想的影响在其诗歌中主要表现为:其一,陶诗中有表现玄理和玄学人生观的内容;其二,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与玄言诗阐述、体现玄理所要求的清虚恬淡和简约风尚有着相似性;其三,陶诗与玄言诗所使用的词汇同是承袭老庄玄学用语发展而来。因此,陶诗与玄言诗的关系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从玄言诗中化出的。

靳学颜诗拟魏晋的语言表征与精神承继

靳学颜是明中叶文学家,曾与李攀龙、李先芳、殷士儋、谢榛等人于京城结社酬唱,其文学思想受到“前七子”复古运动影响,诗作古风浓郁。靳学颜的五古诗歌多借助字比句拟、拟古创作、引譬连类魏晋名士典故的方式追摹魏晋风习:语言结构继承建安诗风的简练刚健,意象苍茫悲凉,效仿以曹植为代表的魏晋文人诗作;在寄托情志时多追慕魏晋人格,抒发对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隐士的景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