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氏文化研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姓氏文化研究是中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习姓作为中华民族的姓氏之一,在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要想深入研究习氏文化,收集和整理资料是关键的前提。有关习姓的资料有很多,要以姓氏的变化规律进行考究。收集的范围也要尽可能地扩大,除了传统的史料外,还有注重考古发掘资料及家谱、档案等。资料收集之后,如何解读和分析也是关键,只有掌握资料所处的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

汉晋时期习氏家族的文化传统

汉晋时期是习氏家族兴盛的重要时期。汉代习响为陈相是习氏家族进入政坛的标志。三国时期,习氏家族在吴国有习询、习竺二人,蜀国有习承业、习蔼、习珍等,还有习祯、习忠、习隆祖孙三人,他们在政治上多有建树。吴晋之际的习温虽然官至大公平,并在西晋时期入朝为官,但相当低调,显现出洞悉政治风云的敏锐性。东晋习凿齿作为习氏家族的重要人物,是魏晋士人的典型代表。

论习凿齿的理想人格与习家家风

襄阳城南的习家池因习凿齿杰出的政治活动而得以保护。习凿齿的理想政治人格是"竭节赴义""尊主宁时,惠施百姓,远崇明教";其特征体现在正统的政治理念、儒家的政治观念和恰当的政治策略;其本质充斥着一种正直的奋进精神,一种对于事业的向往和追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只看实效,不尚空谈。而其实际意义是指斥篡弑与忤逆,强调社会和平、百姓安定,重视权柄转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其历史意义在于弘扬恪尽职守、忠君爱国的精神。习凿齿理想人格的形成,不仅仅源自于习凿齿自身的人生价值诉求,更得以其家族的传承。

徂徕、船山尚“器”重“习”的倾向及其意义

荻生徂徕和王船山的“制作”说,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尚“器”与重“习”的倾向。徂徕的工夫论主张由“外”而“内”地“仿效”,其途径是“制器”与“以习言性”;船山则格外强调“天下惟器”和“习与性成”。他们重“器”的目的不在于“器”本身,而在于通过外在之“器”来习养内在之“德”,久与之化,不假勉强而其德自备。这可以视为对程朱、阳明等传统道学由内向外的思维方式进行的颠覆式变革,不仅大大加强了儒学修养工夫的可操作性,亦避免了心与物之间易于断裂之弊,而这本身也是“习与性成”的题中之意。就此而言,如果传统道学的主流是前近代式的先天预成式人性论,那么其式微则预示着后天习成式人性论的登场,同时也体现出儒学内部自身孕育出来的新的发展动向。

“习”与“集”——“四谛”之第二谛的汉译形式考辨

"习""集"用于"四谛"之第二谛的翻译,同为意译词.通过对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正藏》译经中表示"四谛"之第二谛时,"习""集"分布情况的统计,得出"习""集"的使用大体经历了:基本都使用"习",个别用"集"(东汉—西晋),到"习""集"都见使用,"集"的使用增多(东晋—刘宋),再到基本都用"集",个别用"习"(南齐—隋唐)的一个变化过程.第二谛的内容是关于苦的起源,"习""集"分别是从不同角度对"苦的起源"的概括,"习"有"近习""爱著"义,用"习"侧重这种行为能导致苦."集"有"和合"义,是侧重"因缘和合能产生苦";"集"还有"产生、起"之意,是侧重"产生、起"的行为.早期东汉译经中对第二谛的解释,都和"习"的"习近""乐著"义相关,对第二谛的新的解释"产生、起""和合"和"集"在中土文献中原来的意义相关,东晋后期始见,也可以证明早期第二谛的汉译形式当是"习".利用"习"和"集"的分布可以对一些失译经的时代作大略的判断.

据安大简谈《摄命》“■猷卜乃身”

近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摄命》简3"■猷卜乃身"中的"■"字,学界多有说法。本文根据安大简《诗经·小戎》篇中的"■"字认为此字是"■"之异体,在句中应读为"载",训为动词"重"。简文中"载猷卜"即"载■卜",与占卜中常见的"习卜"有关,在出土文献中指赞同上一占辞而进行的占卜。

戴熙画论著作版本研究

该文在谢巍和周永良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戴熙画论著作的版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以期探明《习苦斋画絮》纪年抄本、《习苦斋画絮》惠年十卷本、华东师范大学藏《习苦斋画絮》四卷本、浙江省图书馆藏《赐研斋画媵》、《赐砚斋题画偶录》、《赐砚斋题画补录》及《习苦斋杂著·题跋》之异同及诸版本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