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流变考述——兼谈南戏与传奇的界限

本文认为 ,南戏与传奇是同一种戏曲形式 ,南戏发展到明代 ,分化为民间南戏与文人南戏两大类 ,由于创作目的的不同 ,两者在题材、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出现了差异 ,但这种差异尚不影响两者在文体与乐体上的不同 .到了清代中叶 ,民间南戏也出现了分化 ,一路仍以原有的形式流传 ,一路则在文体与乐体上皆出现了变异 .

“大国写作”或向往大是大非——以四个文本为例谈当代汉语长诗的写作困境

近几年诞生的四部汉语长诗或说大篇幅的诗歌作品:欧阳江河的《凤凰》、西川的《万寿》、柏桦的《史记》、萧开愚的《内地研究》,多半是诗歌强力"转向"所谓当代中国复杂生活现场的产物,它们显示了这一代诗人写作的一种集体性的转向。它们的横空出世,似乎满足了不少读者和批评家的期待,甚至满足了一些汉学家们寻找当代中国隐喻的需求。可就当代汉语长诗两个方面的困境——精确性和整体性,即技艺层面和观念层面而言,这些作品有诸多不足;从写作立场的角度看,在这些长诗写作中,诗人的非诗学立场没有成功地转换为词语立场,进而却对写作造成了干扰。一首理想的长诗,应该拨开"现实"的云雾,展开一幅令我们沉迷的新的语言"现实",这才是它应追求的大是大非。

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中的“依循”向度

致良知为阳明功夫论的宗旨,其中"信""觉""悟"之意味,学界已有深入细致的探讨。而在"信""觉""悟"之外,阳明复又强调工夫只须"依""循"良知即可,"依"在于顺从当下觉察之"是""非","循"则以遵守天理、天道来指点工夫要旨。而"见在良知"说除了具有"存有义"、"随时呈现义"之外,更有致良知工夫只能于"见在"、"当下"入手这一"只论目前"义。

《断发记》作者考辨

有关《断发记》的作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李开先作，一为无名氏作，其中李开先作《断发记》为大多数人的看法。该文分别从版本、音韵等角度逐一加以考辨探析，提出《断发记》的作者不可能为李开先，只能是无名氏。

典籍英译中的语用充实——以陈荣捷《传习录》(上)英译本为例

从语用学角度看,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语际翻译是一场跨文化交际,语言、语境、交际者都是重要考量因素。典籍英译处于一个跨越时空的历时语境中,语言的语用演变和语义流变造成的信息空缺和信息断点不可避免,实践中应进行语用充实,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语用等效。以陈荣捷的《传习录》(上)英译本为例,语用充实类型有篇内衔接型、互文关照型、心理满足型、社交需要型。语用充实为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从西川看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

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作为诗写群体,西川践行着精神性、思想性的综合书写,他通过身体在场不断与语言、精神的融合,表现出精神性、超验性的审美追求。知识分子写作自觉疏离了同期成为主流的雷同化、复制化的口语写作,让诗回到语言,回到文学的精神性、思想性的追求。

叙述的诗学:博尔赫斯与西川

叙述是诗人在处理自身经验时不同于抒情诗人的一种言说方式。诗人博尔赫斯与西川用它来呈现故事,塑造人物并记录日常经验。这种叙述方式在两位诗人那里还产生了独特的音乐效果,表现在他们言说的语调、诗句的节奏和诗句的衔接方式上。在对诗体探索上,博尔赫斯认为写诗和散文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他有相当多的诗向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靠拢;而西川仍有意识地对诗歌形式进行探索,创作出了个性鲜明的诗歌文本。

喘息灵糖浆对发作期支气管哮喘临床疗效和对T细胞亚群、细胞及体液免疫影响的研究

本文报告运用喘息灵糖浆治疗急发期支气管哮喘98例的临床实验研究,并以组合西药治疗作为对照(98例)。结果:观察组控显率为69.3％,总有效率为89.7％,两组疗效无显著差异(P>0.05),但观察组毒副作用明显低于西药组(P<0.01)。研究结果提示,喘息灵具有调节T淋巴细胞亚群,提高细胞免疫机能及降低血清IgE水平的功效,7项免疫指标治疗前后差异显著(P<0.05),西药组治前后无显著差异(P>0.05)。喘息灵糖浆可作为治疗急发期支气管哮喘的有效制剂。

王船山卦变说释义

本文分析明儒王船山的卦变说,主要参考了《周易内传发例》第十节论卦变的文本,以及《周易内传》相关的注文。首先,讨论船山卦变说的三个体例,说明船山确实讲卦变,不是义理式地泛论卦变。其次,讨论船山如何理解"变",理清船山为什么反对朱子变占图。再次,把船山卦变说与虞翻、朱子的卦变说做比较,寻求各家论卦变背后的思想背景,从而界定船山卦变的易理基础,以及其不足之处。

当代诗坛的现代主义双子星座——王家新、西川诗作的信仰之维

北京诗坛双子星座王家新和西川以其独特的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向人们呈现了别样的诗歌美学境界。这种独特性体现在他们的诗学及创作带有较为明显的精神超越性和信仰性追求,但是其诗作和诗学思想又具有较为深邃的现代主义风格。因此,作为199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诗人,他们较好地把现代主义艺术创新与神性信仰结合起来,从而接续上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优良传统,又开拓了诗学的新境界。这可谓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汲取神性信仰的价值,以救治文学缺钙症的艰难努力的表现。

清溪道与1883年霍西访清溪县“记事”评介

英国人亚历山大·霍西1883年春沿四川省古清溪道游历,以及访问雅州府清溪县,其事记于其《华西川贵云三年三次游记事》。对其略作评介,对研究地方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可见霍西之关注点和用心与意图。

在四月里如何谈论衰老——西川《一个人老了》细读

《一个人老了》写于1991年4月,彼时作者的生理年龄与诗中感悟分别处于跨度相距较远的不同生命时段,由此在形成诗歌内在张力的同时,也使阅读必须面对在"四月"与"衰老"之间存在的强烈反差,问题由此被提出。对这种反差的成因分析是从文本的抒情节奏、抒情肌理以及价值立场与生命观等方面的异质特征切入,解读其在诗歌渊源上与博尔赫斯、聂鲁达等世界诗人之间的互文关系,进而追溯至作者西川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对阅读经验的习惯性倚重。

王船山数责朱熹“过于忠”论的原因探究

汉代以来,非议屈原之词甚众,王船山一概弃而不论,却对给予屈原以相对好评的朱熹耿耿于怀,在《楚辞通释》中多次责难朱熹的"过于忠"论。究其原因,是因为《楚辞通释》的创作目的在于传承蕴含于楚辞之中的刚烈雄健的文化精神,以号召救亡图存运动;朱熹"过于忠"论所倡导的儒雅温驯的文化精神,与船山的文化精神取向和《楚辞通释》的创作意图相左。

中药复方“息喘平”在奶牛热应激方面的应用

奶牛属于不耐热家畜,高温会使奶牛产生热应激(中暑)反应,导致产奶量下降,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奶牛死亡,给养殖户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本研究将黄连副产物黄连须与其他中药进行了配伍用药,得到复方"息喘平",该复方在治疗奶牛热应激方面效果显著。

王阳明《传习录》中的生态智慧

儒家的心性哲学自先秦以来一直就具有生态学方面重要论述,至王阳明《传习录》则生态学意义更有特色,也更与现代生态学的具体表述方式接近。阳明的良知说所蕴含的唯灵论思想与现代生态学可谓不谋而合,他将人心所自有的先验性道德属性"良知"视为天地万物、草木瓦石的"良知",显然是将人的先验性道德属性赋予了自然界,认为人与自然界之间具有内在的和谐同一性,这就与现代生态哲学之间的距离缩小了。阳明心性哲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视涵养性情为仁民爱物之心的组成部分,并进而形成自己特有的认识方法,这其中同样蕴含着生态学方面的意义,值得在这里做一些探讨。

《传习录》形成过程再研究

嘉靖时期阳明文献诸版本字体为宋体或仿宋字体,万历诸本字体为粗大楷体,而隆庆六年(1572年)《王文成公全书》字体为宋体向粗大楷体字体的过渡形态。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王世隆贵州重刊《阳明先生文录三卷》的基础上可以复原广德本,而岑庄等人校刊本《阳明先生文录四卷》再次确保复原广德本的精确性。对于阳明《传习录》文献的刊刻,庚戌这一年(1550年),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转局之年。通过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所藏孤本孙应奎嘉靖三十年(1551年)湖南刻本,再加上嘉兴图书馆藏《传习录》残本与台湾地区图书馆藏《传习录》下卷残本,我们可以复原南大吉原刻本的具体篇目和内容,破解了约五百年来对南大吉书信部分目录的未解之谜。南大吉书信部分下卷一为《答徐成之书》(两通,后有南逢吉长跋)、《答罗整庵少宰书》,下卷二为《答人论学书》,下卷三为《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下卷四为《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三篇。南大吉嘉靖三年(1524年)绍兴刻本并未刊刻阳明与欧阳德、聂豹二人书信。阳明文录诸版本并未因当时《传习录》广泛流通而失收其论学书信,均在正录、外集中保留相关文献。

西川诗歌诗学的后现代状态

文章通过比较西川前后阶段的诗歌创作以及基于创新可能性的种种讨论,意在呈现潜藏在现象里的矛盾和间隙。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西川的诗歌诗学进行论述:西川用"伪哲学"对抗原有的哲学体系,后期诗文中出现了"废墟景观";他反对"美文学"不是为了改善它,而是为了实现"误构"(防止"同构"),使原来的系统剧烈移位;西川为了追求诗歌的创新性,不断变换"招数"(即竞技),试图走出一个个语言的、思想的陷阱,追求新的艺术范式。西川诗歌系统的不稳定性,体现了其诗歌诗学的后现代状态。

黄宗羲与清代藏书楼

黄宗羲抱负内圣外王之学,却遭际乱世,才能不获施展,无法康济斯民,平生所学只能寄托于残编断简之中。黄宗羲又叠遭丧乱,所藏书籍散落流失,保存无多。为了著书立说,延续文脉,黄宗羲遍访藏书之家,钱谦益的绛云楼、祁彪佳的澹生堂、徐乾学的传是楼皆是他时常登临之所。这些藏书楼均为黄宗羲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故有必要对此作一番论述与阐扬。

唐容川与张锡纯论治吐衄证思想比较

唐容川与张锡纯对于吐衄证的论治均具有独到而系统的理论架构及治法方药,都十分重视冲胃气逆,强调调理气机尤其是降气法,善于运用治血四法构建系统的辨证分型体系。唐容川将吐衄证分门别类,治血四法基本依照止血、消瘀、宁血、补血的顺序进行,善用外治法和分经论治法,遣方以张仲景经方为主,是运用各家方药论治吐衄证的集大成者,同时善用大黄,止血常仅用凉药及炭药,常用独参汤治疗气随血脱证。张锡纯将吐血、衄血一同论之,并将“降胃镇冲”确立为治疗大法及通法,治血四法的运用不拘泥于先后顺序,创立了众多专门治疗吐衄证的方剂,在当今临床应用广泛并取得较为理想的疗效,善用生赭石,强调止血不可只用凉药和炭药,气随血脱证不可用独参汤。

唐宪宗平蜀之役述论

唐元和元年,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刘闢举兵叛乱,唐宪宗一改德宗贞元以来姑息政策,毅然派兵平乱。笔者以为平蜀之役意义重大,其揭开了元和平藩战争序幕,开启了元和中兴局面。本文从基本史料出发,分析了战争发动的原因,较详细地考证了平蜀之役过程的相关情况,并对战争胜负原因和影响进行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