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对“格物”工夫的分说与会通——以“穷理”“择善”“致知”为考察中心

在不同的情境下,朱子对“格物”工夫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当立足于形下世界时,他认为“格物”便是“穷理”,其目的在于明事物“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当立足于形上本体时,他认为“格物”便是“择善”,其目的在于明自身禀赋于天的“仁义礼智”之性;当立足于本体之发用时,他认为“格物”便是“致知”,其目的在于确立“应接事物”的光明“主宰”之心。在朱子看来,“致知格物,便是择善”。因此,“穷理”“择善”“致知”三者之间名异而实同,皆可会通于“格物”。由此可以澄清朱子的“格物”工夫,既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又具有修养论的意义。

《溪蛮丛笑》中的“踏歌”表演与苗族椎牛歌

《溪蛮丛笑》是宋人朱辅所作的一部历史民族志典籍,书中以条目的形式分别记录了古代“五溪蛮”地区各民族土产方物、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冶金工艺以及他们礼俗用乐等情况,是研究古代“五溪蛮”地区民俗民风、历史文化、科学技术和礼俗用乐活动等的珍贵史料。从音乐学视域观察,讨论《溪蛮丛笑》中所记载丧葬习俗与音乐活动等诸多关系问题,一可认识古代“五溪蛮”地区丧葬习俗与音乐活动的关系;二可认识《溪蛮丛笑》中“踏歌”活动及其宗教民俗性质;三可认识朱辅所记载苗族椎牛歌的音乐属性及其所具有的文治教化功能。

中国当代流行戏歌创作研究——以京歌为例

“戏歌”是中国当代(流行)歌曲创作中特有的歌种。其是指以某一种或几种戏曲、说唱音乐为素材,运用歌曲写作手法或借鉴戏曲的编创手法创作的,具有一定地域、剧种风格的现代歌曲的类型。文章将以京歌为例,选取其中较为典型的作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当代流行音乐中戏歌的创作规律与艺术特征,进而阐释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戏歌”创作中“戏”与“歌”两者之间的比重主要受到创作主体的类型、创作手法的差别、演唱主体、演唱方法的构成以及相关传播媒介的变迁等因素的影响。戏歌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于使得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瑰宝借助这一载体得以现代流行化的继承与发展,“戏歌”所承载的审美、教化功能亦是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以其为载体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在当代弘扬光大。

昔格达土混合填料最优含水量研究

昔格达地层的沉积地质历史环境决定了昔格达地层的多旋回性及其泥岩的近饱和特性。因此昔格达土填料作为一种混合填料,具有与其它一般单一岩土填料不一样的工程特征。随着混合填料中各组分的变化,尤其是粘粒百分含量的变化,其含水量也将发生变化,对直接填料最优含水量的确定带来困难。而最优含水量的确定,既是路、坝基填方工程选料的需要,也是工程施工质量检验的需要。因此,填料最优含水量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工程意义和实践价值。文章运用工程地质反分析的方法,从昔格达土的物理性质着手,通过对昔格达土混合填料工程力学性质特性与其含水量的关系的研究,发现昔格达土混合填料的最大干密度ρdmax、压实度及力学强度(c、)值与含水量之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从而得到了昔格达混合填料的最优含水量,并且这个最优含水量与随机混合的昔格达土填料的天然含水量较为接近。由此得出具有稳定混合比的天然昔格达土混合填料适于用作路、坝基填料的结论。并为工程选料和施工质量检验提供了参考依据。

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延展与活化——朱熹格物补传意义的再诠释

朱熹以其理学思想为旧本《大学》补“格物致知”传,延展与活化了自孔子开创、荀子接续,但却又为后世儒家所忽视了的知识论传统,使得宋代理学作为“新儒学”,在内容和形式(方法)上都区别于传统儒学,从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朱熹格物补传意义进行再诠释,无疑有助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再发掘以及中国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革新与完善。

论古代歌舞剧《九歌》

从屈原《楚辞·九歌》产生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特定环境以及后代的流传情况,又从文学角度,即从《九歌》本身提供的东西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九歌》的体裁问题。

元代吉州窑瓷枕所书周邦彦词考释

南京市博物馆藏元代吉州窑瓷枕,墨书【相思引】【隔浦莲】。以科学的逻辑起点为前提,比对考释词集所传,瓷枕所书的重复字符分别为"娇眼""何事",意思妥帖且合词韵;结合内证、外证可知,周邦彦【浣溪沙】作为本词,枕上所书【相思引】由它改编而来,二者是源流关系;参照瓷枕墨书,校勘辨析【隔浦莲】,"檐花帘影"比"帘花檐影"更合真意,"水亭小"宜归属上片等。误持瓷枕"宋代说"者,释读重复字符为"眼眼""事事"不合情理,据传本【隔浦莲】推测瓷枕烧造年代则逻辑颠倒。在文献记载之外,这方瓷枕作为直观证据,尤其可以补充周邦彦词在民间的传播材料,丰富完善清真词影响史,推进词曲考古传播研究。

“希真体”考辨

朱敦儒词名甚著,宋、金以来向有“希真体”之称。关于“希真体”的内涵,至今学术界异见歧出,尚无定论。特根据后人对朱氏词的仿效创作和品赏评论加以考辨,可知“希真体”是对具有独特个性与鲜明风格且于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朱敦儒词的誉称,它是由朱氏早期、中期、晚期多种题材内容与艺术风格的词所组成的有机复合体,而并非仅指某一时期、某类题材或某种风格的词作。“希真体”具有流变性与多样性,而清隽谐婉、平淡自然乃是其主导风格特征。

朱子“格物”理论中“知”的特点

朱子"格物"之"格"有特定的意义,即"格"是心之理和物之理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引出了"知"的特点:"知"分为"体知"和"推知"。"体知"是心对心中所居众理的感悟和体察;"推知"是心以体知的结果对事物作出的判断。在此理论基础上得出:朱子把心作为"物"来格的可行性的原因在于体知的内容可以作推知的对象。

民族地区新兴城市群人力资本价值评估

研究以2010年-2012年兰西格城市群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价值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算。研究认为,应当以系统化思维构建人力资本开发工程,重在培养可行能力,强化人力资本开发的区域性特征,以多种模式体现人力资本开发目标的多元化。

朱熹知行关系新探

知行学说是朱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格物致知学说相互印照补充,其中知行关系独具特色:在知至之后知可以向行自然转化,在知至的基础上,知行具有一体性和合一性;在知未至时,则应当下主敬的劝勉工夫促成知行的转化。前者是知行合一的本体态,后者是知行合一的非本体态,即无论何种情形,朱熹都强调要知行合一。这两种"知行合一"态在工夫论和境界论的视域中可以完美地融合,它们貌似分离,实则合一。

日本古典乐舞戏中的大唐文化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的国家 ,自古以来就与地大物博的中国有着亲密无间的文化交流关系。尤其是在泱泱大唐时期 ,借助于“海上丝绸之路”,华夏中原与西域丰富多彩的散乐、百戏、杂剧漂洋过海东渐古代日本 ,有力地促进了此岛国能乐、狂言、歌舞伎、木偶剧。

刘熙载《艺概》以声为中心的主要概念

刘熙载《艺概》有较多涉及诗声的命题。从诵与歌的区分上看,诵侧重在意义,歌重在声情。诵与歌是不同文体的表现方式,歌有较多虚词或结语,诵则更庄重且用词更简练。从乐府之声与古诗之声区别上看,乐府为歌、古诗歌诵兼有,乐府与古诗有不同的声音系统。言出于声与声出于言的前提是乐歌,表达了两种文学体裁的不同创作方式,是语言中心论与声调中心论的表现。

冲沟发育地段输电线路塔位选择及处理

西昌螺髻山地区为架空输电线路主要通道,具有特殊的岩土条件和气候条件,致使冲沟发育,冲沟问题突出。本文通过某500 k V输电线路为例,对冲沟成因、类型进行分析和历史对比,分析其分布特征和发育特点,总结冲沟地段架空输电线路塔位选择及岩土工程处理措施。研究表明:西昌螺髻山地区冲沟大多处于平衡剖面与衰亡阶段;冲沟地段山脊整体稳定性优于斜坡;输电线路塔位宜选择在山脊衰亡阶段的冲沟段;平衡剖面阶段的冲沟段宜采取适宜的岩土工程措施;宜避开切沟阶段的冲沟。

简析《长恨歌》、《欢喜国王缘》、《优陀羡王缘》故事之异同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欢喜国王缘》变文的故事原型是《杂宝藏经》中的《优陀羡王缘》,又据陈允吉先生考证,《长恨歌》的大部分情节内容是在附会变文《欢喜国王缘》的基础上形成的。本文尝试分析这三者间的故事异同,力求呈现出从佛经到讲唱文学再到文人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演变轨迹,从而有助于交叉学科的继续研究。

一本不该被忽视的史著——《马阁老洗冤录》

近人姚大荣所著《马阁老洗冤录》一书,旨在为马士英翻案。囿于成见,学界长期以来忽视其存在,乃至视而不见。笔者仔细研读全书,认为此书亦不乏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之处。但是它最大的不足就是臆断过多。本文主要介绍该书的内容,讨论其史学价值,以期引起有关治史者的相应注意;同时对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予以评析,希望能借此对马士英这一历史人物做出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并推进相关的研究。

初夏格西沟自然保护区菌类调查研究Ⅱ——真菌资源的多样性

目的:对四川省雅江县格西沟自然保护区大型菌类资源进行分类分析,为保护区今后菌类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参考。方法:按照相关文献资料对保护区内大型菌类资源进行分类。结果:在格西沟自然保护区采集到食用菌类13科27种、药用菌类11科20种、毒菌6科6种、外生根菌2科3种、木材腐朽菌6科22种。结论:保护区有丰富、珍贵的菌类资源,具有保护利用价值。

兰西格经济区旅游业发展战略研究

兰(州)西(宁)格(尔木)经济区(以下简称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原生态性保持完整,开发潜力巨大。本文在对经济区旅游资源进行评价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区旅游业的功能定位是:感受魅力黄河、异样黄河的首选地;回藏风情的体验区;西部地区重要的休闲度假地。未来应重点打造"三大旅游区",设计和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旅游商品,在农牧区试验发展"牧家乐"旅游。最后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东皇太一”再探

围绕"东皇太一"的身份学界历来争论不休,通过梳理"太一"一词含义在先秦两汉时代的变化以及"东皇"在古代典籍中的所指,论证"太一"一词在先秦时代很可能并没有"具体形象的神明"这一含义,而仅仅是一个哲学层面的概念;"东皇太一"的真正身份很可能是伏羲氏。

《西狭颂》《郙阁颂》比较研究

篆隶发展对于汉字与书法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汉代在书法史上极为重要,是古今字体的分水岭,是书法艺术楷、行、篆、隶、草五体分化的时代,大量存世的碑刻、摩崖、简牍、丝帛等,为整理与深入研究书法提供了实物资料,也是认识汉字与书法艺术内在关系的前提条件,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西狭颂》、《郙阁颂》产生于东汉,二者的异同,客观反映了篆隶的继承关系:篆隶混杂、构成部件变异,笔法笔画互用方圆、浑厚古朴,比较认识"隶变"进程中汉字与书法艺术发生发展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