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野下的环境法学理论创新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为新时代环境法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以新中国50年的环境法治实践为研究对象,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厘清环境法的哲学基础,树立正确的人类观、自然观,为创设人与自然共同体规则提供人性标准假设和调整范围基石;创新环境法律关系理论,明确其主体的间接互动性、社会关系二次调整性、法律规范多元性的外在表征,及承认自然的主体性而重构主客体关系的本质特征;创新法律体系理论,发现环境法学的领域性学科属性,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部门法”与“领域法”双重结构,明确作为“重要立法领域”且已形成的生态环境立法体系的独立地位,建立处理环境法内外部关系的学理标准。

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内涵解析

既往的经济发展模式盲目追求GDP增长,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是酿成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重要成因。习近平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审时度势提出绿色发展思想,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内蕴生态民生观、生态安全观、生态法制观等多种意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哲学阐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着眼于人类文明形态转换而形成的系统、科学的文明观,渗透着对法哲学方法论的灵活运用,体现了法哲学的思维方式,彰显着法哲学的价值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生态文化、马克思生态文明观的基础上,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深入解析我国的生态问题,通过引入生态价值,阐明生态理论,明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通过对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地位进行分析,辩证地指出了二者的法律关系,从而实现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价值追求。以生态文明观引导法治建设,将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各个部门法中,进而形成以环境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法律规制体系。同时,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系统整体主义而提出的主客一体化和综合协同治理的方法论,也必将有助于推动环境正义和生态法治建设的进程。

习近平生态法治思想与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法治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构成要件和核心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将川陕革命老区打造为"秦巴山生态文明先行先试区",老区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任重而道远。习近平生态法治思想是推进川陕革命老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实现振兴发展目标的理论渊源和行动指南。

噪声污染防治立法的审思与突破

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完善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将噪声污染防治立法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通过“生态优先原则”的确立、“公众参与原则”的引入以及“风险预防原则”的设定,结合敏感点噪声控制制度、产品噪声名录制度、噪声污染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具体制度的实施,从立法理念的生态化、法律名称表达的规范化、噪声污染定义的科学化以及侵权归责原则适用的二元化出发,构建满足公众美好生活需要、涵盖物种利益保护的噪声污染法律治理网络,最终实现我国噪声污染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研究

本文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8年修订版)已有教学内容中挖掘生态文明思想相关内容,并思考在教材的其他章节适当融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同时注重教学方式方法,以期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强学生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习和践行,为习近平生态文明"三进"做好铺垫。

习近平生态法治观的生成逻辑与方法论创新——兼论对生态环境“行刑衔接”的启示

习近平生态法治观是习近平关于生态环境法治工作一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荟萃”,蕴涵丰富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体系。从生成逻辑看,习近平生态法治观既是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与法律制度的现代传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借鉴与超越,也是对生态环境法治本土经验的科学提炼。从方法论创新看,习近平生态法治观坚持整体观方法、协同治理方法和底线思维方法,为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作为当下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薄弱环节,生态环境“行刑衔接”机制建设,应当以习近平生态法治观为理论遵循和方法指引,统筹运用整体主义、协同治理、底线思维等方法论,明晰“行刑衔接”中的权力合作及制衡原理,推进“行刑衔接”程序的规范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法治保障。

“生态人”法律人格塑造:法律主体、权利能力与人格利益

传统民法理论上的法律人格概念关注的是“人在民法中的存在方式”,而“生态人”法律人格表征的则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诉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法治思想的提出对于“生态人”的法律人格塑造提出了更高要求。“生态人”作为一种契合新时代生态文明诉求的人性预设,其法律人格构造更应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于“生态人”的法律人格构造,应重点从“生态人”如何成为法律主体、是否具备权利能力以及怎样享有人格利益三个维度进行论证。“生态人”法律人格的塑造,因应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诉求下生态环境保护对于“人之形象”的新主张与新期待。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严法治”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以“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内涵丰富、论述深刻,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最严法治”论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不断探索和发展,把握新时代强国复兴伟业规律不断创新和完善,用最严格的制度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用最严密的法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严法治”论理性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种资源,在两个结合过程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法治观。“最严法治”论指引建构中国自主的环境法知识体系,推动完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之法理创新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构成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的理论体系,在价值论、关系论和方法论等几个层面综合实现了生态环境法治的理论创新。在价值论层面,从拓展人的全面价值、彰显和谐发展价值和引入生态安全价值等方面,创新了传统法律价值理论;在法律关系论层面,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淡化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二元论,进而主张参与环境公共事务的主体“多元化”、彰显了多类客体之间的结构性;在方法论层面,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秉持整体观方法、倡导协同治理方法、坚持底线思维方法,为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与制度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方法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