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和视察重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和视察重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本刊组织专家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所作重要讲话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西南政法大学的实际展开笔谈。本笔谈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法治赋能助力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党纪学习教育应把握的“五个辩证统一”原则、优化治理机制以提升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超大城市“新兴风险”等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与措施,以期有益于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极融入服务大局,以铁的纪律护航党的事业稳健发展,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确保党的事业行稳致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什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制度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走向深入、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核心内涵上的制度之治论、建设内容上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结合论、建设路径上的守正创新方法论、实施步骤上的“三步走”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要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地完善发展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

习近平关于消除相对贫困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生成逻辑与现实引领

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消除,宣告我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新阶段。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围绕消除相对贫困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国反贫困事业指明了方向。其论述包蕴了四点理论意涵: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相对贫困群众的帮扶任务任重道远,相对贫困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和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其生成源于脱贫攻坚阶段奠定的实践基础、长期反贫困工作形成的思维方法和绝对贫困历史性解决的经验启益。在习近平相对贫困重要论述的现实引领下,现阶段相对贫困治理要遵循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同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统筹部署,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互促共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中国粮食安全的定位、实践与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新时代粮食安全总目标,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形成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本文概述了新时代粮食安全思想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总体性、人民性、时代性三方面的一致性,梳理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时代粮食安全思想指导下中国通过体系化建设、法制化保障、专业化协同、科技化兴粮和规范化节粮五方面举措实现粮食安全的成功实践。在国内层面,这些成就对我国维护核心利益、统筹发展与安全乃至实现粮食产业升级、焕发农业现代化生机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国际层面,中国实现粮食安全不仅对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还为稳定世界粮食安全和为全球粮食治理做出重要贡献,是全球粮食治理的重要力量。随着党的二十大对广义的粮食安全提出更高要求,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的内涵将进一步深化。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以司法建议创新社会治理为镜鉴

习近平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社会治理理论的集中体现,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社会治理是党领导下的系统工程,有赖于人民法院的积极推动。理论层面,能动司法理论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实践层面,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司法转向”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传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基础。司法建议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主要有保障个案诉讼的顺利进行和以案为鉴、通过个案查堵社会治理漏洞两方面。当前,通过司法建议创新社会治理主要存在文本、程序和效果三方面的困境。在文本层面,规范依据缺失,既有规范效力等级偏低;在程序层面,归口管理机制缺位;在效果层面,司法建议的刚性不足、反馈率低。如何改善司法建议在社会治理中“量少质低”的尴尬境地,更好地发挥司法建议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功能,需要从立法跟进、程序规范和协调联动三方面优化。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三届“辽沈法治论坛”综述

第三届辽沈法治论坛紧扣时代脉搏,结合辽宁实际,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服务保障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为主题,从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和体系性等四个维度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从逻辑框架、运行机制和保障体系等方面,探索加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研究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系统化、法治化、社会化建设;探讨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运用到社会工作特别是政法工作领域,促进公安、检察、审判、司法各司法机关业务工作全面发展,助力辽宁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要论述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重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机构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核心要义可以归纳为主题主线、基本目标、价值导向、科学方法和系统观念等方面。习近平提出的党管机构编制、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优化协同高效理论原则、统筹优化机构人员编制等理论观点彰显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对于继续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政府—市场”观的学术史贡献:一个解释性框架

习近平“政府-市场”观的学理性阐释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政府-市场”观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的两大超越:超越对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出和谐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超越“先市场—后政府”的因果逻辑,摒弃了以市场为唯一逻辑原点的思维方式。以这两个向度为依据,可以构建一个基于类型学划分的解释性框架。在这一框架中,通过将习近平“政府-市场”观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进行对话,超越习近平“政府-市场”观所处的特殊时空背景,准确找寻它的学术史定位及其突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人民调解制度建设理论探析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人民调解制度建设理论是指导完善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的理论武器,具有重要意义。该理论内涵丰富,具体体现为:加强新时代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提高调解队伍素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积极拓展人民调解范围,加强行业、专业性调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构建“人民调解+”格局;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为此,有必要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以及科技赋能等全方位逻辑链条推动新时代人民调解制度发展完善。

“新时代”概念在中共百年话语体系中的运用与阐释

“新时代”概念活跃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不同历史时期,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话语建设的价值建构和思维塑造。近代以来,在中华传统文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民族危机救亡实践的多种语境中孕育了概念的生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时代”概念作为革命理想的彰显,进入革命话语场域。新中国成立后,“新时代”概念作为执政课题的解答,建构全面执政话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时代”作为改革理念的展现、新构改革开放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概念作为治理范式的创新,升华百余年中国共产党话语建设,进而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下“三共”社会治理格局:概念框架与运作机制

共建共治共享(简称"三共")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指在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指导下,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融合成五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打造社会事业的平台,治理社会事务,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形成共益、公益、私益合一的基本形态。其概念框架包括党领导一切、政府负责、依法治国等七个方面。其运行机制指"三共"社会治理格局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论习近平的文化自信思想

文化自信是指对国家民族文化精神的坚定信念与自觉实践。习近平将"文化自信"阐释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的第四个自信,也是最为深层次的自信,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首先阐述了坚定文化自信的战略地位,主要包括建立自身话语体系的需要,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需要等。其次阐述了提升文化自信的根本凭藉,主要体现为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精神泉源,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核心支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最后阐明了增强文化自信的基本途经,即思想引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同时,深入研究习近平的文化自信思想对澄清各种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定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与党治国理政主题的关联性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优化、不断发展的过程,经历了政治层面的阶级矛盾为主、经济层面的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层面的需要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三次历史性演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治国理政的总主题,而在具体内容上却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三大历史性变迁。社会主要矛盾是党确定治国理政主题的重要依据,党治国理政主题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由之路,二者相辅相成、协调运转、有机统一,且内蕴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探究社会主要矛盾与党治国理政主题的内在关联,是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时代新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理论思考,提出社会治理的理想和目标设计,强调通过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来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指出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培育核心价值观是提升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研究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政府确立自身主要任务的基本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确定国家治理现代化愿景目标、战略路径和行动议程的客观基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根本任务与工作重点的重新聚焦,更大程度地满足更多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和根本归宿,着力破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实现更加全面而均衡的发展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聚焦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望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强大动力。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社会历史过程。我们需要始终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大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及时而稳妥地推行"美好新政",积极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突破口,以公共服务优化国家治理,大力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不断提高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和境界。

深刻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大力推进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包括了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保证、历史使命、战略路径、外交布局、政治要求、精神追求等内容,为全方位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方向。面对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带来的新挑战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启的新征程,我们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进一步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进一步加强形势研判,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与阶段性特征;进一步优化外交布局,努力营造积极有利的国际环境。

聚焦社会: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观照

社会治理的重要意涵是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社会主体是多元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理解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所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措施。为此,需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洞悉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缕析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角色,解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需求,通过法治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赋权增能,助力提升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成效。

使命型政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基础

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新时代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议题,探寻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基础必须明晰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气质、功能定位、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中国共产党具有使命型政党的典型特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一直是我们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泉,使命与责任是重新理解中国共产党性质与功能的新视角。新时代对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成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和根本手段,而优化使命政治,建设更加强大的使命型政党则是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支撑和目标指向,不断夯实着我们党长期执政能力的政治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研究

基于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以及各地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在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中,逐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这些思想包括: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能力;加强网络空间建设,培育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加强城市常态化管理,狠抓城市管理顽症治理;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述评

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基础、主要内容、鲜明特点、重大意义,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方面对之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评析。认为当前学术界不仅要重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而且要重视理论诠释与实践回应研究相结合、要素研究与系统研究相结合、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结合,从而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深化研究和再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