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知、仁、勇"意在"择善"而"固执",而且该三者既有区分,又互相关联;重要的是,朱熹对于"知、仁、勇"的诠释还与"中庸"结合在一起,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以"诚"为根本。这可以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王弼“崇本息末”思想探微

"崇本息末"思想是王弼哲学的根本宗旨,也是王弼对老学发展的突出贡献。在本体论上,他强调以无为本;在政治论上,他主张以道治国,理顺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最终达到"崇本举末"的社会效果。

蚩尤与中国戏剧的发生

上古黄帝蚩尤之战,是文明起源的表征。从此,军事成为生活的重要事项,祭祀仪式或生活行为有了对战斗行为的模仿,金文之"戏""剧"二字正是其写意象形的符号。同时,黄帝创制傩仪,战神蚩尤成了除疫逐鬼的开路先锋。上古戏剧由此发生。

山东、江苏傩文化区和蒲松龄记述的“巫戏”、“巫风”

根据清康熙年间著名作家蒲松龄诗文中有“巫风”、“巫戏”的记述。本文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的资料,论证明清及近代山东和江苏傩文化区傩祭、傩戏流行和传播的区域、特点和遗存(如山东微山湖地区的“端鼓腔”,江苏北部的“香火”、“香火戏”,辽宁的“民香”等),并同时探讨戏曲史上迷失了的“齐剧”、“山东姑娘腔”(又称“姑娘戏”、“唱姑娘”等)的踪迹。从而解决蒲松龄诗文中所说的“巫戏”、“巫风”的性质,及其存在的文化背景。

万死投荒中的苦词苦调——谈中唐文人贬谪与贬谪词创作

中唐是文人词兴起的重要阶段,中唐词坛上几位词人都有过贬谪经历。刘长卿的《谪仙怨》是词体中贬谪题材的开山之作;刘禹锡的贬谪词表现了他贬谪后悲怆、反思和自信交融的复杂心情;白居易的贬谪词于悲伤基调之外另有重回富贵生活的感慨,反映了他贬谪前后思想的变化。这些贬谪词是唐宋词贬谪题材的重要开端,为两宋贬谪词的兴盛起到了引领作用。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朱熹又讲"心具众理",并强调在格物致知中要以敬为本,"六分内面,四分外面",而且在心的"豁然贯通"中,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把格物致知的过程看作明白心之本体的过程。朱熹强调"心"在格物致知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格物在于明心,与陆九渊的"心学"多有相似之处。因此,朱熹理学与心学并非截然对立,而以往学术界多讲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相对立,恐多有误解。

愁极本凭诗遣兴 一成中隐一诗豪——“刘白”贬谪诗内容之比较

白居易、刘禹锡二人同庚,晚年诗歌酬唱,关系密切,有《刘白唱和集》,并称"刘白"。刘、白二人交情甚笃,均曾经历过痛苦忧愤之贬谪。贬谪期间二人凭诗遣兴,诗歌创作数量大,各成特色。他们听闻贬诏,均心怀惶怖;他们贬途劳苦,均满心凄怆;他们身临恶境,均苦闷抑郁;他们位处闲职,均落寞彷徨。他们同样选择了坚守,选择了超越。但不同的是,白居易在六年的江州、忠州转徙中,辩识了穷通,安放了一颗"中隐"之心,而刘禹锡在二十三年的磨难中,锻造出一身豪迈,养就了排云碧霄的志气胸襟。"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诗穷而后工",这"感动激发人意"的效果,何尝不是诗人之痛苦所换来?

晚清民国河北文言小说集四种叙考

晚清民国间河北地域内有四位作家的文言小说集保留了下来,分别是高继珩的《蝶阶外史》、张畇的《琐事闲录》、边厚庆的《旅居笔记》以及何宗海的《惜荫轩随笔》,前三部作品也就代表了晚清河北文言小说创作的成就,而《惜荫轩随笔》则是目前发现的民国后期一部文言小说集。对这四位作家的生平及其小说集进行初步的考查,可以让我们对现在河北省的地方文学史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宋佚名《奚囊橘柚》辑考

《奚囊橘柚》有补于历代史料笔记辑佚。这部宋代佚名笔记广搜博采而成书,内容关乎志怪神仙,流传转录具有不同路径,诸多遗存条目有助于深化相关个案之研究。作为本事原型,"黄公"材料对于重新衡定中国古代戏剧史上"东海黄公"的源流发展问题,兼具文献、文化价值。

“四书类”的设立与流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著录为线索

"四书类"是我国图书分类体系中出现较晚的一个类目,始设于明代官修目录《文渊阁书目》.北宋以来,《大学》《中庸》二书受到理学家的高度重视,渐与《论语》《孟子》并列.南宋朱熹撰成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系列著作,标志着我国经学史上"四书"名称的确立和"四书学"体系的形成.随着"四书学"著作的日趋繁盛,基于实际需要,《文渊阁书目》创设了新的图书门类"四书类",集中著录该类典籍.此后,明清官私目录大都不同程度地设立了"四书类"及其相关类目,并不断发展完善,使得"四书类"成为传统分类体系中"经部"的重要类目之一.充分体现出古代书目类目增省的"文献保证"原则以及"与知识发展相同步"原则.

胡居仁对朱熹读书方法的传衍

胡居仁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以传承朱子理学为己任,被誉为明初恪守朱学最醇者。他一生以讲学为业,曾两次担任白鹿洞书院院长,制定了影响深远的《续白鹿洞学规》。他继承了朱熹的教育思想与读书方法,强调读书要有正确的目标,要立志成圣成贤;要有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态度和持之以恒的毅力;读书更要躬行实践,笃志力行。胡居仁总结的读书"立志"、"渐进"、"恒心"、"践行"八字要诀,于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谈电影《菊豆》对小说《伏羲伏羲》的主题改编

小说和影视剧作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如果说小说作品是一首"诗",那么影视剧作就是一幅"画",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主题的混乱、主题的偏离和主题的减损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电影《菊豆》对小说《伏羲伏羲》的改编在主题层面上得不同点。

“行针布线”:韩驹、储光羲诗的相似处

苏辙曾在《题韩驹秀才诗卷一绝》中评韩驹诗说:"我读君诗笑无语,恍然重见储光羲。"对苏辙的这句评价,曾有学者不以为然。其实苏辙的评价还是能够成立的。韩驹诗与储光羲诗在"行针布线"——诗意的处理、安排上的确存在一定的相似处:不仅都注重诗意的流畅连贯,且都曾运用对比式描述。

关于《人间喜剧》中的人物再现

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再现"应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文学史上并非只有一位作家运用过"人物再现"。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成功地运用了"人物再现",在运用中取得了最高成就。"人物再现"在文学创作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的结构方面。

从《汉书》看先秦两汉“拘、囚、系(繫)”的发展演变

本文对《汉书》中出现的“拘、囚、系(繫)”这组同义词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以之与先秦两汉时期的使用情况做了比较:春秋战国以前,表“拘禁”义主要用“囚”和“拘”,二词在战国时期竞争激烈。从汉初开始,表“拘禁”义的“系(繫)”开始呈上升趋势,到《汉书》中占主导地位。“囚”虽一直沿用至《汉书》,但组合能力已十分有限。“拘”表“拘禁义”随着“系(繫)”的上升而相对处于劣势,出现频率并不高,但在《汉书》出现了新的组合“拘留”,此形式被现代汉语继承下来。

再议“诗豪”刘禹锡

白居易称刘禹锡为"诗豪",但对于何者为"豪",刘禹锡为何被称为"豪"等问题,学界一直未给出一个相对清晰的界定。文章从具体语境及"豪"等的字源分析入手,对"诗豪"的内涵进行解读。认为刘禹锡诗歌的主要风格是"豪劲"。

说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之“人之与者而食人”

经学者研究,已知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中的“人之与者而食人”,说的是易牙“杀子以适君”之事。易牙所杀之子,据古书记载及学者研究,应为首子,且为婴儿。循此线索,可知“人之与者而食人”中的“与”应读为“举”,为抚育的意思,其中的“食”应是给别人吃的意思,“人之与(举)者而食人”的意思就是:人们所抚育的(婴儿),(易牙)却给别人(齐桓公)吃。

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思想探微

"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是王弼哲学中的两个重要命题。"息末"与"崇末"看似矛盾,但"崇本息末"的"末"与"崇本举末"的"末"所代表的对象不同,这两个命题不但不矛盾,而且"崇本息末"思想涵盖了"崇本举末"思想。当然,在政治思想上,王弼在一定程度上赞同统治者采取有益于社会的有为措施,这与"崇本"思想中的尊崇"无"、"无为"是矛盾的。

从“不薄今人爱古人”看杜甫与“萧李”集团的关系

《戏为六绝句》是唐代诗人杜甫所作,其创作时间为上元二年,杜甫寓居四川成都之时,且看《戏为六绝句》一诗,其中颇有内涵,别有洞天,更是文坛风气的真实写照。而"萧李"集团是天宝年间,文坛的主要中军力量。他们提倡"宗经复古"、"儒学复兴",这一现象与《戏为六绝句》中"不薄今人爱古人"一句有明显的契合之处,是杜甫发表个人文学观念的表现。

刘禹锡在洛住宅考

由白居易《池上早春即事招梦得》、《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洛阳春赠刘李二宾客》等诗考证刘禹锡洛阳住宅在怀仁坊 ,由刘禹锡《酬令狐相公寄贺迁拜之作》“十字春波绕宅墙”可证刘禹锡居洛住宅的具体方位当在怀仁坊北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