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上博简中“孝”字的一种特殊写法

上博简第二册《昔者君老》简4之“ ”字,当隶定为“ ”,分析为从学省声、从丂声的双声省声字,在此应读为“孝”。从字形上看,“ ”字上部与常见的“学”字上部一致,下部与古文字中某些“丂”字写法相同;从语音上看,学、丂、孝三者声韵地位相近,可通假;从文意上看,《昔者君老》与《内礼》为同一篇简文,内容为曾子学派讨论“孝”,读为“唯邦之大孝是敬”契合简文主旨;从辞例上看,虽然“大孝”、“大务”二者文献中均常见,但简文相关的“悲思”、“哀思”、“孝敬”等辞例文献中常见,而“务敬”则不辞。从各方面考虑,此字学者一般认为读为“务”字,很可能是不对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道家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厚根基,以道家学派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为例,其生态智慧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的核心及关键所在,在尊重自然的实践向度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与发展了道家的“物无贵贱”“天人合一”“万物一齐”;在顺应自然的实践向度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生态环境生产力论”继承与发展了道家的“道法自然”“道常无为”“顺物自然”;在保护自然的实践向度上,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红线论”“生态法制论”继承与发展了道家的“知足知止”“少私寡欲”“复归于朴”。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新论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难蜀父老》的创作背景及讽谏主旨,都不十分明确。从宋至今,人们从各种角度对《难蜀父老》的主旨提出不同看法。作于汉武帝元朔二年的《难蜀父老》,有着主开发与反开发以及担心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决策转变的政治背景与创作心理背景。其讽谏主旨是借晓喻天子之意,打消汉武帝开边的犹豫,坚定汉武帝开边的信心。司马相如对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意义的论述,在"中国"与四夷关系处理上,是对羁縻文化政策的重要补充,给汉武帝开边决策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

元代西夏遗民讷怀事迹补考

讷怀是元初顺天路首任达鲁花赤,西夏遗民老索曾孙,在《河西老索神道碑》和河北清苑的方志文献中都留下了记载,可以互相补正。元文人刘岳申的《瑞芝堂记》中有名叫张讷翁的唐兀人,其籍贯、族属、姓氏、名字、活动年代、年龄、仕宦经历皆与讷怀类似,经论证二者系同一人。丁忧、建义学、与汉人通婚、交游等活动丰富了讷怀的事迹,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保定唐兀老索家族的文化归属。

司马相如“喻难”文的政治史价值

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被任昉的《文章缘起》立为"喻难"体,萧统《文选》将"喻难"文本具录于"檄"类。"喻难"价值在于:作者用文学的手段,饱含浓烈的乡情,在文化史上首次从君权的抵达、贡赋的上输、人力的征调等层次深刻地反映了道路与政治的多维关系;它们是在民主政治习见、而在下行文以官僚为下限对象的专制政治时代仅见的以平民百姓为对象的成功说理文;作者在撮括前代观念基础上,以纵横家为理论底色,以雄主强汉为背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非常"政治的新鲜命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多重而独特的政治史价值。

一本不该被忽视的史著——《马阁老洗冤录》

近人姚大荣所著《马阁老洗冤录》一书,旨在为马士英翻案。囿于成见,学界长期以来忽视其存在,乃至视而不见。笔者仔细研读全书,认为此书亦不乏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之处。但是它最大的不足就是臆断过多。本文主要介绍该书的内容,讨论其史学价值,以期引起有关治史者的相应注意;同时对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予以评析,希望能借此对马士英这一历史人物做出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并推进相关的研究。

袁枚《喜老》三种英译文翻译策略的描写研究

袁枚是清朝著名的诗人与文论家,不少诗作已被译成英文收录在国内外诗歌选集之中。然而,目前国内对袁枚诗英译的关注不足。文本依据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对其作品《喜老》的三种英译文在语言、形式、内容以及附翻译四个层面进行多维描写研究。研究发现,三位译者在翻译策略使用上存在异同,但都基于对原文的理解、译者的审美情趣和翻译观、出版时代和翻译目的等因素进行了个性化、动态的选择和组合,从而塑造了译文的最终形态。

形容词的一种重叠形式——东至话“老A巴A的”、“稀A巴A的”和“BA巴A的”的结构形态及不平衡性分析

本文讨论了安徽东至话中一种形容词重叠形式“老 A 巴 A 的”、“稀 A 巴 A 的”和“BA 巴 A 的”结构形态、成立的条件及其不对称性,并试图从语义的角度解释其不对称的原因和补偿方式。

《系辞传》与《黄老帛书》天道与治道之对照

本文主要分析《黄老帛书》中天道及治道思想,同时对比《系辞传》,指出两者相似之处。在天道观上,两者都强调天地人协调合作,并须遵循阴阳之道。在治道观上,两者均取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取象。至于《黄老帛书》为实现治道所提出的执六柄与审三名的治术,在《系辞传》中亦不乏相应思想。相比之下,在有形的法度规范上,《系辞传》法治意识较《黄老帛书》为薄弱。

张衡的“笔误”与朱熹的“尬解”

清末易顺鼎对《老子》“却走马以粪”句之异文与理解已作有效梳理是正,在此基础上另有三点认识可予以进一步说明:一、张衡《东京赋》“却走马以粪车”的表述确实来源于对《文子》句的误读,而非如薛综所注为表达“马不用而车不败”的新意,其中的语法构成可促成该判断;二、朱熹误记误解《老子》句,确受《东京赋》的影响,其与当时《文选》学及科举制度的“余热”分不开;三、张衡虽然误读而造辞,但不伤大雅,其文句得到了接受与传播,而朱熹因立足于对《老子》句的释读,就难免构成一个事实上的错误。